周秉建回忆说，当年70岁高龄的伯父亲自为她到内蒙古插队饯行。后来，曾经有3个月军龄的她又被伯父劝回草原继续住蒙古包当牧民，伯父还建议她找一个普通人家的蒙古族青年。几十年来，她用亲身经历践行着伯父对她的期望。

到草原就是去锻炼去吃苦

周秉建的父亲周恩寿是周恩来的胞弟，儿时的秉建时常和大姐秉德、三姐秉宜等人出入西花厅，并从小就知道，到伯父家去的时候，说话走路都要轻轻地，不能大声喧哗，为的是不影响他工作。

1968年8月，不满16岁的周秉建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报名到内蒙古牧区插队。在去内蒙古之前，阿巴嘎旗地区知青办的人给她们讲了很多即将要面临的困难，然而，周秉建和她的同学并没有被这“纸老虎”吓跑，“之所以选择去草原插队，就是要到社会中去接受锻炼。”在出发前一天，伯父在西花厅的家里为她饯行，“伯父说，坚决支持我到内蒙古大草原安家落户,走毛主席指引的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还要我学会吃牛羊肉、过好生活关”。

到内蒙古之后，才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寒冷，走之前家里为她准备的过冬物品只有棉褥子棉被，一个枕头，仅此而已。可是，这些东西到了零下三十多度的草原上就跟纸一样，根本挡不住风。她们这些知青晚上在蒙古包里睡觉还要戴着皮帽子，可是早上起来帽子周围脸上、睫毛上到处都是霜，连水桶的水都是冻的。“我们浩特有个小伙子是个回乡知青，会说一些汉话，现在已经将近80岁了，那会儿才20多岁，比我们大一些，他每天早晨起来先帮我们把蒙古包顶棚打开，然后帮我们烧火烧水，坚持了很多天。这对牧民来说是很自然的事，他们都特别善良，根本没有人会有龌龊的想法。”周秉建回忆说。

周秉建放牧的羊群有一千好几百只，撒出去漫山遍野，她们知青像所有的牧民一样骑马放羊，但有时候碰上懒惰的马不愿意多走，就只能靠自己“腿儿”着走，一天下来，要走十来个小时。这还好说，最糟糕最麻烦的事情就是羊群掺群，两个羊群加起来大概有三千只羊左右，只能把所有羊赶到一个羊圈里，叫来老乡和知青一起分羊，一开始一波一波的羊还比较好分，越到最后混的比较厉害的时候，只能靠手来抓，一只羊七八十斤，为了节省时间，一只手抓一只会快一些。周秉建告诉记者，她手腕上现在还有腱鞘炎落下的伤痕。到冬季放羊时，知青们差不多个个都在放牧时碰到过暴风雪的情景，那时候没有现在这样的暖棚和储备牧草，但是知青们差不多个个都成了“龙梅”“玉荣”。

虽然遇到了种种挑战，但是周秉建并没有觉得后悔或是不适应，“我就觉得在草原生活的牧民能干的活，我们也能够学会，也可以干好。没什么特殊的，其实下去以后比想象中要好，我挺知足的，本来就是找苦吃去了。”周秉建笑言。

扎根基层践行伯伯期望

1970年年底,在牧区插队两年半之后,北京军区在内蒙古征兵。周秉建和其他三名北京知青通过了层层选拔,应征入伍。周恩来听到这个消息后，问她，你能不能脱掉这身军装,回到内蒙古草原继续当牧民?就这样,1971年4月,周秉建重返草原，从此在草原生活工作二十多年，直到90年代才因为工作调动回到北京。

周秉建说，她到北京工作之后年年都要回草原住一段时间，北京的家里经常有内蒙古来的老朋友，家中时常飘溢着羊肉和奶茶的香味。尽管人在北京，但他们仍与草原有着割舍不断的情感。

周秉建与先生拉苏荣的爱情故事，最早起源于她与伯伯的一个约定。1972年春节期间,她去西花厅陪伯伯吃饭，在饭桌上，伯伯问起她:“你知不知道中国古代有一个叫王昭君的,嫁给了少数民族。你能不能就找一个普通人家的蒙古族青年？蒙古族小伙子很不错的。”周秉建自自然然地回答:“可以的!”伯父去世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周秉建结识了著名的蒙古族青年歌手拉苏荣。四十年来，两人互相扶持，一路走到今天。

在内蒙古大草原插队落户的日子，伯伯多次叮嘱她扎根基层，她用在草原生活几十年的经历践行了伯伯的期望。周秉建说，她骨子里还是有着江浙人内敛文静的性格，在草原接受了游牧文化的熏陶，那么多年的生产生活实践包括坎坷经历，客观让她变得开朗豁达，遇到困境首先自己想办法解决。1978年大学毕业，她依然回到牧区工作，后来还担任旗团委书记。当时她就住在一间小小的土坯房里，开门先要下到半米深的地面，里面只能放开一张床一个书桌一个小柜子，夏天漏雨后她还要自己去糊顶棚，床底下耗子吱吱乱跑，冬天自己烧炉子。这样的环境她住了三年，“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反正我自己过得挺舒服的。很多年轻人说，你老说过去的事有什么用呢？正是经历过的艰苦生活才让我的人生有意义，如果天天都过养尊处优的生活，我反而觉得没意思，这可能就是一种代沟。”

周秉建告诉记者，她认识先生的时候，他已经是内蒙古家喻户晓的青年歌手。拉苏荣曾经这样跟她说过：“艺术家的责任，就是把民间的艺术提炼升华，变成自己的作品，再反馈给牧民和广大的听众观众，给大家带去欢乐。”周秉建说：“就是因为你的付出能让别人高兴，你才能收获更多快乐，这种欢乐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欢乐是不一样的，它带来的精神上的东西尤为可贵。”

文/本报记者 陈品

供图/周秉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