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亨利·基辛格，一个在中国孩子的历史课本中出现了快半个世纪的名字，100岁了！

虽然每年都有谣言传他去世，但老爷子依然精神矍铄、身康体健。

这也印证了《基辛格：理想主义者》一书中的那句感叹：“当代既受人敬重又遭人痛恨的政治家自然也包括美国国务卿，而其中没有哪个人比得上基辛格。”

事实上，就在100岁生日的前不久，基辛格还接受了《经济学人》长达8个多小时的高强度采访，虽然战略家那种纵横捭阖的气势依旧，却也同样的逆耳：

当整个西方世界的对抗情绪已近高点时，他说，美国不要曲解中国的雄心，“人类的命运取决于美国和中国能否和平相处，但两国已走上相互冲突的道路”。

当Chat-GPT炒起了一轮轮股价上涨、全球科技公司都在跟进时，他说，“人工智能这项具有颠覆性潜力的技术可能在五年内成为影响全球安全的关键因素”，中美两国需要在人工智能领域进行对话……

回顾基辛格整整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这种“不合时宜”或许便是他的人生底色：

作为一个犹太人，出生在上世纪20年代的德国；作为一个成长在二战中的美国人，却只想做一名会计养家糊口；作为一名哈佛政治学博士，却研究冷门的历史，最终没能留校；秘密访问敌对阵营的中国；卷入拉美政变拒不悔改……

他被打上了诸多标签，“善于钻营”“冷酷残忍”“极度现实”“热衷阴谋诡计”，以至于成为了各种阴谋论的主角——“释放HIV病毒解决人口过剩问题”“光明会中最权威的幕后操纵者之一”……

作为一个同时在人类智力世界和权力世界都达到鲜有高度的强者，基辛格一生都在突破这些偏见。

100岁生日之际，基辛格再次跳出自己的领域，继《论中国》《世界秩序》之后，在中信出版发布了自己新书的中文版——《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

一位百岁老人vs一项新潮科技，对于这样的组合，如果你抱有的是“廉颇老矣”式的迟疑，那么，或许这句朴素的忠告你还是应该听听——“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基辛格几乎见证了百年以来人类所有的重大变迁，他以自己的历史之眼洞悉到了人类将面临的一场巨大危机，嗅到了每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冲突开始前相似的气息。

历史对他而言永远重要：

现在虽然不会完完全全地重复过去，但必定与过去相似，因此，未来也必定如此……

基辛格敬畏历史胜过敬畏理论，因为其中藏着他至高理想的终极答案——人类和平。

1、从德国到哈佛，一个“比康德还康德”的知识分子

年轻的基辛格志存高远，的确是一位理想主义者。

——《基辛格：理想主义者》

1923年的世界，动荡不宁：日本关东大地震、凯末尔宣布成立土耳其共和国、列宁被迫下台回到老家、德国马克变成一堆废纸……

当此乱世，5月27日，德国巴伐利亚州中弗兰肯行政区的菲尔特，一座缺乏魅力的城市，海因茨·阿尔弗雷德·基辛格，出生了。

基辛格（右）与弟弟和祖父母的宠物猫合

1938年，基辛格随着父母、弟弟，举家移居美国。为了适应作为美国生活，他将以另外一个名字为世界所熟知：亨利·基辛格。

基辛格刚满19岁不久便接到了入伍通知书。

1943年2月中旬，他受命乘坐火车前往克罗夫特营，熬过三个月的基本训练后，按照1942年3月出台的《“二战”权力法》“允许在部队光荣服役至少三个月的敌方外国人成为美国公民”之规定，基辛格正式获得了美国国籍。

1944年被派往欧洲前的第84步兵师第335步兵团2营G连官兵。第四排左六为基辛格。

从军之旅使基辛格初步积累了政治人脉。

其中一位便是——弗里茨·克雷默，基辛格的人生导师，他是很具影响的政治理论家，早于基辛格进军美国政界。

克雷默为基辛格在二战结束后申请哈佛大学的学位出具了热情洋溢的证明书。

1944年11月初荷兰艾格斯沙文战役前夕，几天后基辛格就将奔赴前线。

基辛格在哈佛大学求学期间，几乎所有课程都获得了最高等级的分数评价。

《历史的真义》这篇论文已经被载入史册，它是有史以来哈佛大四学生所写的最长的一篇论文——全文有388页，现在哈佛的毕业论文篇幅限制（35000字，或者大约140页，被称为“基辛格规则”）即由此而来。

基辛格在这篇论文中极为推崇康德的“绝对命令”理念，认为“和平是人类最崇高的奋斗目标，是对人的道德人格的终极肯定”。

《历史的真义》深受康德哲学的影响，堪称是一本真正的理想主义宣传册。

基辛格91岁时出版的《世界秩序》一书仍在大量引用康德的观点即为明证。

亨利·基辛格1954年的博士论文——《和平、合法与平衡：卡斯尔雷与梅特涅政治才能研究》仍然延续了“和平”这一主题。

三年后论文出版，几乎只字未改，书名为《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尔雷与和平问题，1812—1822》。

弗朗西斯·福山称之为“政治现实主义的经典陈述”之一，说基辛格在书中“说明了均势外交的总体原则”，认为“后来他担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时所奉行的政策就具有这种特点”。

但事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基辛格决定写这么一本基本上是历史书的著作时压根儿就没想过要在学术或公共服务领域有所成就。

威廉·扬德尔·艾略特，基辛格在哈佛大学行政学系的导师。

当时多数研究生都紧紧地盯着当代问题，而他花了整整4年时间研究拿破仑从莫斯科撤军后10年间的欧洲外交史，仅仅只是自己纯粹的学术兴趣。

基辛格谈到了19世纪政治，特别是当时的欧洲著名政治家卡斯尔雷（英国外交大臣）和梅特涅（奥地利首相）对于欧洲政局、世界秩序带来的巨大影响。

他认为正是卡斯尔雷和梅特涅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为稳定欧洲秩序作出了种种努力，才使得19世纪的欧洲维持总体稳定。

基辛格毫无避讳的指出，和平安宁未必总是正义的，为了实现这项目标，民族起义、进步革命都可以因为不符合稳定秩序以及大国利益的需要，而被无情倾轧。

基辛格的这部历史著作，对于梅特涅奉行的均势外交政策、权变机诈手腕，联系当时欧洲列强争霸的历史背景进行了深入研究。

基辛格的“均势理论”初现端倪，也成为其声誉争议的起源。

1956年西点举行美国事务学生大会，基辛格在会议期间与学生谈话。

虽然我们今天可以把《重建的世界》看作基辛格未来职业生涯的序幕，但在当时，这份论文却没能帮基辛格带来任何好处。

据麻省理工学院的杰出金融历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说，基辛格的导师艾略特曾问他：

能不能给基辛格一个职位，因为哈佛没有空缺。于是我问同事，“你们想要一个对梅特涅有所了解的政治学家吗？”他们说，“绝对不要。”

基辛格只好像许多刚毕业的博士那样靠博士后基金勉强度日：他拿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4000美元的资助。

2、有史以来权力最大的国务卿，一个冷酷的现实现实主义者

我终生都在从一个美国人的视角反思如何缔造和平。

——《论中国》

“（一个国家）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丘吉尔借用的19世纪政治家巴麦尊勋爵的这句名言，堪称是现实主义的极致体现。

而在国际关系学界，如果说你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这基本上就对你的人格判了死刑，意味着你：没有良知、不讲信用、坑蒙拐骗、背信弃义、唯利是图……

而几乎所有批评基辛格的人，在这方面都达成了难得的共识，他就是个现实主义者！

所以，真的吗？

理解基辛格，是理解美国外交的重要入口。

1962年的基辛格。

不过在此之前，我们要搞清楚这样一个背景知识。美国的外交战略在20世纪前半段经历过从孤立主义到理想主义的反复震荡，这两种看似矛盾的外交战略，都源于其清教立国精神，有着深层的理想主义底色。

但这，并不足以让美国成为完整的超级大国，除非它能够学会老欧洲的均势政治。

出身欧洲的基辛格，没有清教当中的那种道德洁癖，对均势政治极为熟稔；因其生活经历，他又对美国的价值观有着深刻认同。

在基辛格的手上，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获得了一种有机的融合，带来了美国在20世纪后半段重要的外交转型。

从艾森豪威尔政府、肯尼迪政府、约翰逊政府，再加上之后的尼克松政府，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基辛格对于美国外交政策、国际关系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基辛格被提名为国家安全顾问当天，和理查德·尼克松在纽约皮埃尔酒店。

但却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悖论。

一方面，当时的基辛格，所展现给世人的是极度直接的现实主义智囊面目，他不惮于坦言“有限核战争”，建言用“全面战争”来迫使苏联在美国核心利益问题上作出让步，这使他连续遭到了苏联官方、美国知识分子界的连声谴责。

另一方面，他不放弃任何机会来争取和平，虽然他在尼克松胜选总统以前，并没有获得总统授权来表达美国对于国际事务的态度，但是基辛格却频频以白宫政策顾问等边缘身份，表述实际上是他个人对于地缘政治等敏感问题的观点。

1973年9月22日至1977年1月20日，基辛格出任国务卿——以非美裔身份担任美国国务卿的第一人，行政权仅次于总统、副总统。

基辛格是美国迄今历任国务卿中权力最大的一位，被不在少数的批评者认为是没有原则的现实主义者。

与中国打破外交坚冰，在美国保守右翼和“自由主义”左翼的许多人看来，等同于出卖台湾；而代表美国政府与越南达成停战协议，这让基辛格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同样也遭到了批评。

基辛格1971年10月秘密访问北京时。

而在基辛格通过与中国、越南谈判来缓解地区形势的同时，美国政府卷入了智利等拉美国家的军事政变，造成民主选举的政府被颠覆，许多知识分子在混乱中惨遭屠杀或离奇失踪，基辛格本人对于这方面劣迹也并未表示过任何悔意。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中国人将基辛格定义为“老朋友”，但究其实质，正如他在《论中国》一书中所说，他所追求的，是美国视角的和平。

3、100岁，对人类前途的警告

我们生活在一个破坏性空前的世界中。

——《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

卸任美国国务卿后，基辛格一直对政界保持着极大的影响力。与历代中国领导人的交往，也使基辛格成为了一位中国不断发展、富强的见证者。

着眼未来，基辛格认为，中美两国需要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对话，他将这个重要性摆在中美所有对话领域的第二位。

看上去，这个建议有点跳跃，毕竟他不是一位人工智能科学家。

可是，如果我们将基辛格本科、博士论文，再到其奠定了国际关系学术声誉的著作《核武器与对外政策》通读一遍就会发现，《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这本书，与基辛格一生的思想一脉相承。

自有记载的人类历史起，安全始终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追求的最低目标。

在每一个时代，寻求安全的社会都试图将技术进步转化为日益有效的方法，用以监视威胁，练兵备战，施影响于国界之外，战时则用于加强军事力量以取得胜利。

20世纪初，欧洲主要强国利用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发展了先进的武器生产方法，还发明了化学武器、铁甲舰和初代坦克。

它们制定了“通过迅速动员取得优势”的周密战略，构建了以“在盟友受到挑衅的情况下，将迅速、全面地动员起来”的坚定承诺为基础的同盟。

然而，当一场本身并不具备全球意义的危机出现时——一名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刺杀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王位继承人，欧洲大国们却按照这些周密规划爆发了一场全面冲突，造成了巨大灾难。

僵硬的外交、先进的军事技术、一触即发的动员计划等因素相互叠加，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使全球范围内的战争不仅成为可能，而且不可避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和冷战初期的几十年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相建造核武器和洲际运载系统，其巨大的破坏力进一步凸显了现代战略的难解谜题。

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主要大国和其他国家都利用网络能力增强了本国的武器库。

而人工智能时代可能使现代战略之谜更趋复杂化。

用战略术语来说，人工智能其实早就不是一种“产品”、一个“领域”或一个“产业”，它是科学研究、教育、制造、物流、运输、国防、执法、政治、广告、艺术、文化等众多行业及人类各个方面的赋能者。

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部署具有快速逻辑推理和不断演化行为能力的机器和系统，来攻击、防御、监视、传播虚假信息，以及识别和破坏另一方的人工智能。

更重要的是其发展速度，美国空军让人工智能在一次试飞中成功地操纵了一架U-2侦察机。

最具颠覆性且不可预测的影响，可能发生在人工智能和人类智能遭遇之时。

从历史上看，那些积极备战的国家对其对手的理论、战术和战略心理，即便不是了如指掌，也大致了解。这使对抗性战略和战术得以发展，并形成了军事示威行动的象征性话语，如拦截靠近边境的飞机，或驾驶船只通过有争议的水域。

然而，当军队使用人工智能来制订计划或锁定目标，甚至在常规巡逻或冲突期间提供动态协助时，这些人们原本熟悉的概念和互动可能会变得陌生，因为这涉及与一种新型智能打交道并设法了解它，而该智能的运作方式和战术还不得而知。

然而，最深层的挑战可能是哲学层面上的。如果战略的各个层面开始在人工智能可及而人类理性不可及的概念和分析领域运作，那么它们的过程、范围和最终意义将变得不再透明。

主要大国不应等到危机发生才开始就这些演变的战略、学说和道德影响展开对话。如果它们对此坐视不理，影响将是不可逆的。

限制这些风险的国际努力势在必行。

然而无论哪个领域的专学，都无法单枪匹马地理解一个机器能够自主学习和运用逻辑的未来，而这种学习和运用的可能已经超出目前人类理性可及的范围。

因此，各个社会必须展开合作，不仅是为了理解，也是为了适应这样的未来。

基辛格在《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范本，让我们这些后辈自行决定未来应该是何种模样。

人工智能的未来人在人类的掌控之中，而我们的使命，就是以我们的价值观来塑造它。

基辛格在自己博士论文的最后用一篇文章讨论了政治家和两种革命者（征服者和预言家）的差异。

基辛格反对预言家，支持政治家，因为“政治家必须永远对人们的行为怀有疑心，这不是因为他喜欢耍些小手段，而是因为他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

而他，正是这样一个怀疑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