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财务先行

数字生产力是人类生产力在更高层次上的延续。从生产力构成要素看，数字生产力标志着人类生产方式依次从“以土地为起点”、“以劳动为起点”和“以资本为起点”向“以数据为起点”深入发展。（王赞新，2022）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数字化生产力逐渐替代人类生产力成为重复性工作的核心生产力。中国作为全球数字科技大国，未来拥有巨大潜力。数字化的伟力正在颠覆现状、重构价值链，并催生出大量充满活力的中国数字企业,从而不断增强着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华强森等，2018）生产力尤其是数字化生产力是大国崛起的决定力量，也是国家“软力量”的决定力量。落后国家只有学习先进生产力，才能真正提升国家竞争力。生产力的竞争也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保证。（李效东和陈占安，2021）先进生产力是具有丰富而深刻内涵的范畴，发展我国当代先进生产力是重大的现实任务，迫切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其基本问题进行认真探讨和深刻把握。

背景

１９８８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大发展。经过各界人士和学者们从各个方面不断地深入理解和证明，这一论断已经转化成为一个具有强烈时代感的重要科学命题。（杨春学，2021）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通用性技术的发展，技术变革正更广泛地作用于人类的生产生活过程。（王梦菲和张昕蔚，2020）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深入，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这不仅为企业培育新动能和创造新优势提供了强劲的动力，还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刘俊杰，2022）

不同时期、不同社会背景下，合理布局生产力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议题。（陈文晖和王婧倩，2021）我们要研究的先进生产力，是能够代表生产力时代内涵、引领生产力发展方向，并在整个生产力时代发挥主导作用，能决定那个时代主要经济形态，大力推动未来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生产力，而不是某一局限范围内相比较为先进的生产力，也不是古代、近代那种已被历史定位、已过时的生产力。（李黎明，2022）先进生产力是指那些先进的科学技术含量高的生产力，是由具有现代思想观念、现代价值追求、现代科技知识的高素质的劳动者所掌握和运用的生产力，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指适应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数字生产力是人类应用数字技术于国民经济活动的生产能力，数字生产力为数字经济提供生产要素和发展动能。数字生产力是先进的科技生产力，是工业社会数字化阶段的标志，是信息科学与数字技术的综合体。（何玉长和王伟，2021）数字生产力是生产力要素即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位一体”的数字化；数字生产力应用是数字技术与生产力要素融合，实施数字化劳动的过程。数字生产力应用具有专用性和通用性、虚拟性和平台化、共享性和分享性、赋能性与节能性、预测性和精准性，劳动应用表现为数字技术与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有机融合的数字化劳动和新价值创造过程。产业应用表现为数字农业、数字工业和数字服务业兴起和价值创造。数字生产力的发展是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的关键。

21世纪以来，以数字生产力推动的数字经济在全球迅速成长。（何玉长和王伟，2021）据中国信通院对全球47个国家数据统计显示，2018年全球数字经济价值总量达30.2万亿美元，2019年上涨到31.8万亿美元，全球数字经济价值占GDP的比重达41.5%；发达国家数字经济超过50%；中国2019年数字经济达5.2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占GDP的36.2%。即使2020年全球遭遇新冠疫情的打击，出现经济衰退趋势，但中国数字经济依然逆势上扬。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统计数据为例，2020年1−11月工业经济同比增长率为2.3%，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率达到7.2%。如今，国民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各国重要的经济发展战略，发展数字经济也成为全球疫后经济振兴的首要选择。

数字生产力是现代信息科学发展的产物，数字技术是数字生产力的主要表现形式。数字生产力以大数据为基础，包括互联网、云计算、移动通信、区块链、3D打印、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及其相关硬件设备构成的体系。数字技术是信息科学应经济社会之需创新的结果。数字生产力是人类应用数字技术于国民经济活动的生产能力。这种能力的释放，创新数字产业，使数字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领头羊”；这种能力的释放，使数字技术与各产业融合，实现农业、工业、服务业等实体经济的数字化升级。数字生产力成为当前国民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新兴应用技术，使信息科学间接生产力转变为数字技术应用的直接生产力，给人类带来无可估量的福祉。

趋势

在数字经济时代，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技术范式正不断形成，并进一步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进程的发展。在新的技术范式下，传统机械化、流程化的生产过程正逐渐被网络化、协同化的生产和创新过程所取代。（王梦菲和张昕蔚，2020）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功，国民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78亿增长到2019年的988529亿，稳居世界第二位。工业化成就巨大，现已建成全世界种类最齐全的工业化体系，制造业总产值位居世界第一。第三产业发展迅速，第三产业增加值从1978年的905亿增长到2019年的535371亿。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40多年来7亿多人口实现脱贫致富，人均预期寿命也从1978年的65.9岁提高到2019年的77.3岁。（陈文晖和王婧倩，2021）

中国数字经济的全球影响力与日俱增。（华强森等，2018）在过去5年中，中国的数字服务贸易连续保持了年均100～150亿美元的顺差。2014至2016年间，中国对外风险投资总额达到380亿美元，占中国以外全球风险资本的14%；而2011至2013年间占比仅为4%，总额仅为60亿美元。过去两年间，中国三大互联网巨头共达成35笔跨国交易，而美国的三大互联网巨头仅达成了20笔。中国也在对外输出数字化驱动型商业模式，并为国外合作伙伴提供技术支持。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成熟和普及，科学技术开始进一步的模块化。与工业时代不同，数字经济时代，模块化的技术正变得更为通用而易操作。作为通用技术，其一方面提高了单个企业或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其还在产业内部甚至不同产业间产生技术的“赋能效应”，从而引起了整个生产过程的进一步变革。（王梦菲和张昕蔚，2020）

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通用技术正在逐渐的模块化，作为通用技术，新兴技术对生产过程的影响更多体现在其“赋能效应”上。数字经济时代，模块化的技术易用性进一步增强，而随着近年来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的融合发展，模块化的技术可以以低交易成本在单个产业内甚至多个产业间快速地扩散和赋能生产者。生产者可以以更低的成本获取到这些技术，并以更高的效率开展生产和创新活动。与工业经济时代相反，数字经济时代技术的易用性和快速扩散削弱了技术的垄断效用，从而降低了某些产业的技术门槛，其拓展产业规模的同时，还产生了规模报酬递增的效应。同时，广泛的技术赋能之下，劳动者进行教育和培训的成本也在进一步降低。

从市场空间的角度看，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通用性技术的广泛赋能，在促进生产过程朝网络化和协同化方向发展的同时，也拓展了市场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生产和实现之间的矛盾。技术的发展使固定资本周转期缩短，资本总量增加，计提增加，因此需要加强对经济的计划，包括对资本使用和分配以及产品的销售，这是生产与实现之间的矛盾。数字经济时代，网络化和协同化的生产过程本身也天然的与销售网络存在密切联系，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通用性技术的广泛赋能，增加了供给与需求之间信息的沟通，大数据技术的分析下，资本使用和分配以及产品的销售均更具针对性且更有效率。

未来还有更多变化值得期待。随着中国的数字化进程逐步推进，各个行业的价值链都将迎来收入和利润池的彻底变革。虽然这种创造性颠覆将发生在世界每一个角落，但由于中国的传统行业效率低下、新技术和业务的商业化潜力巨大，这一变化在中国将显得尤为迅猛和激烈。

问题

近年来，一系列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大大缓解了我国生产力布局不平衡的现状，但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产力布局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部分地区人口与经济规模超过了当地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东中西部相对差距有所减小，但是绝对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南北差距逐渐拉大；区域间产业同质化严重，导致产能过剩问题突出。核心技术缺失问题严重（陈文晖和王婧倩，2021）核心技术缺失已经成为阻碍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生产力最优化布局的重大问题，必须尽快制定相关政策，促进核心技术早日实现突破。

中国的行业数字化水平相比发达经济体仍有差距，但正在迎头赶上。从整体上看，中国各个行业的数字化水平相比美国仍有较大差距，但这一差距正在飞速缩小。2013年，美国的数字化水平是中国的4.9倍，到2016年已缩小到3.7倍。“中国行业数字化指数”揭示出中国存在着五类数字化水平相近的产业集群。在中国，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媒体和金融等行业的数字化程度最高，这一点和其他国家情况相似。尽管以往研究在企业创新突破方面做了诸多探索，但仍存在不足：第一，以往研究主要聚焦于数字化使能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而忽略了数字化赋能企业的数字化生产力工具创新突破。事实上，数字化生产力工具的创新性决定着众多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效率。第二，现有研究主要从静态视角将创新突破视为能力与资源间的协同结果，鲜有从资源与能力间动态视角解析不同情境下数字化生产力工具创新突破的演化路径与迭代过程，这不益于我们对数字化生产力工具发展的深入理解。第三，虽然以往研究认为管理者对外部环境信息的复杂性认知能够显著促进战略变革与绩效增长，但关于管理者如何跨层指导组织创新行动，尚付阙如。（罗瑾琏，2022）

伴随着国家的数字化政策推进，行业技术却显得尤为滞后。数字化财务软件和技术仍然停留在传统技术性软件层面，未能为数字化发展提供充足技术动力。一方面，数字化财务软件和产品需要客户写代码使用，这对客户的专业知识提出了极高要求；另一方面，数字化财务软件和受标准化特定场景、部署流程比较短、决策链单一的掣肘，在大范围企业业务的快速落地上仍旧困难。鉴于行业技术动力不能满足国家政策需求，管理者意识到企业只有提升技术水平，才能弥补技术鸿沟。然而，当时美国经过数十年的技术积累，掌握着自动化级数字化财务软件和产品的核心技术以及背后的底层逻辑。这意味着中国难以在技术逻辑上有所突破，唯有在需求与解决方案端发力，才可能实现技术自主。为此，管理者选择以工匠精神专注于自主研发数字化财务软件和技术，遂形成“技术创造”型管理者认知。

伴随着市场结构更替，行业技术却亟待进阶。在行业技术供给端，财务产品仅仅能够满足客户现有需求，却难以帮助客户确定他们何时需要产物产品服务。为解决这一问题，管理者意识到需要从技术深度与服务广度两方面着手。在技术深度方面，财务产品存在“两难”问题，即维护难与咨询难。在服务广度方面，企业需要在跨操作系统基础上实现跨平台，打造全产业链企业数字化生产力解决方案，开发全生命周期系列产品。为此，管理者选择在财务自动系列产品基础上向上延伸产业链，拓展技术链条，扩大服务范围，挖掘客户潜在需求，进而形成“技术拓展”型管理者认知。

数字化企业是数字创新的典型组织，其在创新过程中面临着资源约束、时限紧迫、情境动荡、技能专用等多元化特征，该特征决定着数字化企业需要在创新中不断突破路径依赖、资源约束与优势选择，继而获得企业的突破式发展。其中，资源配置层面，在场景式数字化阶段，受资源约束限制，组织仅能通过整合国外RPA产品技术信息及内部研发资源（如财力、研发人员）进行本土市场创新，并将其应用于自身熟悉的财务领域。但限于产品应用领域与研发资源更新，数字化领域开拓并不足以支撑企业进行长期市场扩张与取得核心竞争优势。为此，打破技术资源约束，助推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场景式数字化阶段向泛用式数字化阶段过渡的重要资源配置迭代任务。在泛用式数字化阶段，案例企业在RPA产品技术方面获得巨大成功，尤其在AI+智能机器人方面取得核心技术优势。但市场地位并未与关键技术领先相匹配，这导致企业急需打破当前技术优势，延伸产业链条，拓展技术应用范围，寻求市场新增长点。为此，突破技术优势选择成为泛用式数字化阶段向交互式数字化阶段过渡的资源配置迭代任务。与资源配置模式相呼应，在动态能力层面，案例企业从场景式数字化阶段向泛用式数字化阶段实现技术能力进阶，而从泛用式数字化阶段向交互式数字化阶段实现市场能力进阶。

除此之外，由于目前作为上位法的数据规范体系仍然不健全，各类数据安全与合理使用的技术标准成为行业事实上的行动准则。实践中，我国政府数据的使用效能很低，政府部门的数据开放和共享缺乏一定指引，怎么开放，在哪开放，开放标准、流程是什么样的，目前还不明确。社会数据的使用价值较低，农业、工业、交通、教育、安防、城市管理、公共资源交易等行业的数据，分布在各个社会管理部门。这些社会数据量大面广，但价值难以实现。个人数据的收集使用不规范，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效果不佳，强制、频繁、过度索取成为普遍现象，私自收集频发，超范围收集问题突出，数据共享行为不规范，缺乏约束措施。（沈建光，2020）

建议

面对近年来我国生产力布局存在的问题，未来生产力布局应该遵循以下几个指导原则：坚持协调发展原则，通过合理优化生产力布局，缩小东中西部、南北之间、城市之间、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实现国家整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坚持以市场为主、政府调控为辅的原则，避免政府对于市场的过多干预，而造成产业结构同质化以及产能过剩；坚持绿色发展原则，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推进节能环保产业发展。（陈文晖和王婧倩，2021）

把握先进生产力，必须紧密结合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最新发展和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的实际。（李黎明，2022）数字化转型是一个长期持续迭代的过程，我国财会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依然处于试错与迷茫期。虽然企业都已经意识到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积极性很高，但是成功转型的企业，尤其是有色金属企业中并不常见，更多的企业转型还处在初步阶段，甚至是还处于规划中。通过深度剖析云金集团的转型，能够给全行业以参考借鉴。数字化转型是场事关长远、考验耐力的“马拉松”，着眼的不仅仅是立竿见影的业绩增长，更是在新一轮产业革命大背景下构筑企业竞争新优势。期待更多企业稳扎稳打、持续发力，跑好这场“马拉松”。（刘俊杰，2022）

为了鼓励数字化生态体系不断发展，中央和地方政府未来仍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着力：继续扮演数字技术以及基础设施体系的重要投资者和消费者，促进健康活跃的竞争，刺激创新，为消费者的利益服务；坚决打击滥用市场优势地位的行为，确保市场竞争健康活跃；开放政府数据也有助于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做好数字经济转型期的劳动力市场管理。

积极参与全球数字监管讨论，促成共识。数字技术横扫全球经济，激起了关于建立和管控数字化世界的讨论。国际社会如果能够在网络安全、数字化标准、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数字主权等方面积极合作，对各国均有利无弊。中国已经就此参与了诸多讨论，未来应当继续发挥应有作用，促进全球共识。

由于中国数字经济体量庞大、转型迅速，反应迟缓的企业极有可能被远远抛下。但反过来看，由于中国产业普遍效率低下、蕴藏着广阔的商业化前景，敢于大胆行动的企业必将获得可观的回报。采取更加大胆的战略；向中国庞大的数字生态系统充分借力；利用中国的海量数据资源，以数据分析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为数字化转型打造敏捷型组织；通过系统化的转型项目，实现运营数字化。

主要参考文献

<1>杨春学，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学动态，2021

<2>谢康等，生产方式数字化转型与适应性创新，北京交通大学学报，2021

<3>沈建光，释放数据生产力，谋略，2020

<4>王赞新，数据生产力：形成、属性与理论深化，海南大学学报，2022

<5>罗瑾琏等，数字化生产力工具的创新突破条件与迭代过程：容智信息科技的案例研究，南开管理评论，2022

<6>龚颖. 互联网时代下企业业财融合存在的问题与应对. 中国集体经济，2021

<7>孙刚. 大数据驱动下业财融合导向的管理会计人才培养机制创新. 财会月刊，2021

<8>丁忠梅. 业财融合背景下高校财务管理转型升级的思考. 财会管理，2022

<9>张洁. 关于企业财务管理中业财融合问题的探讨. 财务管理，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