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电信(印度)首席执行官周五在德里法庭上说：“我是中国人(国民)，不是恐怖分子。”

这番话是他的律师维贾伊·阿加瓦尔，在回应所得税部门的反对对这名高管的保释请求时说的。所得税部门已要求法院驳回这一请求。在电影《我的名字是可汗》中的主角有一句台词：“我的名字是可汗，我不是恐怖分子。”

所得税部门告诉法院，印度与中国没有引渡条约，如果该首席执行官前往中国，将“非常困难”将他带回来。该部门在宣誓书中表示，调查尚未完成。

该部门张贴了宣誓书，以回应该高管提出的请求，要求撤销所得税部门对他发出的一份审查通知。“监视调查”(LOC)阻止一个人出国旅行。当局用它来阻止在刑事案件中被指控的人离开该国；他们通常只有在机场才知道针对他们的限制措施。

阿加瓦尔反对该部门的要求，他说，该部门在一项可保释的罪行中反对保释是“令人不安的”。阿加瓦尔称，针对这名高管的实控书是滥用权力，他补充说，这样的限制只能针对可认知的罪行。他争辩说，这是一种不可认定的罪行。

法庭在口头上表示，如果这名高管被允许访问中国，将必须审查安全措施，以确保他返回印度。“如果他明天飞(到中国)就再也不回来了怎么办?”

法官询问了这名高管的年薪，并要求他的律师确保在下周法院宣布判决时安排好两名担保人，这两名担保人都是印度人。法院还询问了这名高管在印度的亲属和资产。

在法庭的询问下，这名高管的律师自愿在出国前七天向所得税部门发出通知。

所得税部门在宣誓书中表示，针对这位首席执行官的控诉书是“正确的，符合法律规定”。该部门表示，“在目前的情况下，没有理由取消监视调查。”

宣誓书还说，“个人权利需要与维护检察和调查机构的利益相平衡。在目前的情况下，最重要的是国家的经济利益。”

所得税部门进一步表示，在今年2月搜查华为首席执行官和其他员工的办公场所期间，他们“故意回避”合规问题，并沉迷于将“责任/责任转移到下一个肩上”。

所得税部门称，华为提交的文件“完全不足以确定收入申报表中各种说法的真实性，也不足以确定该公司在没有规定账簿的情况下进行的大量关联方交易的适当公允价格”。

该公司进一步表示，“提交的ERP(企业资源规划)数据与公司最终财务报表之间的关联存在差异，这本身就表明，该公司及其事务负责人(包括首席执行官)有蓄意和故意的企图，没有按照法律规定授权访问。”

5月1日，这名中国公民在新德里机场被拦下，不允许登上飞往曼谷的航班，代表华为电信(印度)参加会议。他的登机牌被取消。他向德里高等法院请愿，要求取消监视调查规定。

华为高管称，所得税部门部门的行动，对他的声誉以及华为印度的声誉都是“巨大的打击”。作为回应，印度所得税部门告诉德里高等法院，对这名高管发出了监视调查要求，称“因为他在搜索过程中的行为表明他有潜逃风险。”

华为否认了不合作的指控。华为印度分公司上个月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它正在全力配合当局，并已提交了当局不时要求的必要信息和澄清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