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常江（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深圳大学媒体融合与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朱思垒（深圳大学数字媒体文化实验室助理研究员）

来源：《青年记者》2022年第16期

引  言

数字传播技术深度介入大众的日常生活，推动了媒介产业与文化的转型。依托于数字基础设施（digital infrastructure）“无损耗传输”的优势，各类数字化内容项目得到长足发展，其中数字视听内容的生产和传播具有突出的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随着家庭智能电视机和移动通信设备的普及，信息流由内容生产者向终端用户实时传输的流媒体（streaming media）形式逐渐成为视听传播的新架构，“流媒体化”成为当代数字视听文化的典型征候。

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刺激下，传统视听媒体和娱乐公司正在加速其流媒体布局。从传统电影发行巨头迪士尼、派拉蒙，到老牌电视机构CNN、HBO，均已通过成功的流媒体化转型革新了自身的成长路径。如传媒巨头迪士尼的流媒体平台矩阵（包括Disney+、Hulu、ESPN+等）的订阅用户在2022年第一季度超过了2.05亿。而根据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今年4月公布的《2021年全国广播电视行业统计公报》，中国的互联网电视（OTT）用户数已达到10.83亿、视频付费用户达7.1亿。在视听内容生产与观看共同趋向流媒体化的情境下，数字化的当代视听文化正在经历持续而深度的生态转型。本文期望从媒体生态的角度界定数字化环境下的视听文化，并对当代视听文化转型的基本逻辑进行阐述与归纳。

界定数字视听文化

数字视听文化首先是以数字媒体设备为物质介质存在并表现的媒介文化。从1895年电影的诞生到广播、电视和家用电脑的普及，视听媒介以声音和图像为基础，在技术和产业发展中不断提升传播效果和文化影响，释放“色听联觉”的艺术潜力。数字技术革命为视听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新的飞跃：一方面数字硬件基本单位“比特”（bit）具有可编辑性、关联性等特点，使视听内容的生产获得了高度的灵活性，呈现富有交互性的特征［1］；另一方面，移动接收终端和传输渠道技术的不断发展也让数字视听内容消费实时性、移动性特征愈加突出，网络化的传播模式则取代了传统视听内容“线性”的递送与消费逻辑。

产业与行动者的新动向丰富了数字视听文化的内涵，培育了新的文化形式。技术架构的更新导致了产业格局的变迁，影视行业从业人员的配置与其生产性实践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在转型的过程中，新的视听实践模式与逻辑诞生，视听媒介生态与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也产生了变化。数字视听产业格局下的影视作品有了新的文化特征，与复杂的社会进程产生新形式的互动，促进了媒介文化的进一步的多元化和民粹化。

此外，需要强调的是，本文不赞成宽泛地将一切使用视听符号的媒介文本均纳入“视听文化”。比如，几秒长的短视频似乎也符合前文所说的“色听联觉”的美学特征。但从作为视听主位的观众的角度出发，真正意义上的视听文化的主流接收方式应是“观看（watch）”而非“滚动（scroll）”，故而“刷短视频”的娱乐方式并不足以使其被囊括在视听文化之中。此外，既然是“文化产品”，就必须基于一定的工艺生产流程，并拥有核心主题，短视频只能算是随意生成的“碎片”。因此，本文所探讨的“数字视听文化”在总体上仍是以“长视频”为主要技术形式、以“节目”和“作品”为主要内容形式的有机文化。

总体而言，数字视听文化不仅包括一系列技术特征与产业元素，而且具有特定的文化偏向；数字视听文化破坏了传统影视文化在生产和美学上的“认知秩序”，彰显了其“无等级”的叙事风格与去中心化的文化趣味；数字媒介本身的物质性与文化氛围契合并发扬了媒介文化民主化的观念遗产，以“多元”为重要的价值追求。这是我们理解数字视听文化的几个关键切入口。

视听文化生态转型的基本逻辑

从生产、接受、文化趋势三个层面来看，当代视听文化的生态转型遵循着三个基本逻辑，分别是：产业模式转型、用户的主导性解释权、文化边界的淡化与多元发展。对上述基本逻辑的准确把握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数字视听文化未来的发展趋势。

（一）产业模式转型与利基发展。在流媒体时代，影视产业经历了从广告售卖到付费订阅的产业模式转型。流媒体平台的崛起使得视听内容的总体数量飙升，注意力的广度价值随之上升。与订阅模式相比，广告模式的缺点在于创作方在承担用户付费的机会成本的同时，面临着行业低迷期广告预算减少的风险。而订阅模式不仅能够帮助创作方获取忠实客户的稳定收入，还有机会基于订阅客户开发额外的营收模式。

与此同时，个性化推荐算法协同订阅模式催生了“影视用户”的概念。不同于模糊的“观众”，影视用户附带着一系列基于购买信息与消费痕迹的数据，能够被用于用户分析与个性化推荐。主要基于用户个体审美偏好的算法激活了流媒体的类型化影视生产潜能。在对类型化视听内容的消费中，用户还经虚拟聚集而形成了海量大小不一的趣缘社区（community of interest），其实践则构成了数字视听文化的基本形式。趣缘社区不由空间定义，而是以兴趣与情感为纽带，基于特定的视听文本连结而成，成为新的群属细分的立足点。趣缘社区使得用户的审美需求形成了一股合力，在行动主义与群体意识的调配下，催生特定的社会事件，带来严肃的文化政治意义。

订阅模式与个性化算法帮助流媒体公司开发了利基市场的潜力。在传统影视时代，资方多为大宗商品公司，需考虑大众喜好，因此不愿意投资小众电影。而基于个体消费意愿的付费模式解放了流媒体平台对于广告的依赖，并激活了产业的想象力。流媒体公司能够通过用户数据预测影片的市场反响与用户规模，无视主流制片公司的审美与文化规则，尝试更为先锋、小众的影视题材。利基市场的开发加速了视听文化的去中心化趋势，赋予了视听产品生产更大的独立性。

流媒体平台面向的不再是以往的“大众”，基于用户选择的个体化接受模式削弱了追求审美“最大公约数”和政治正确“不冒犯”原则的传统电影美学的规训力量。［2］惊悚、犯罪、纵欲等元素与压抑的影视风格在流媒体片单中愈发凸显。此外，青少年、女性、老年人等群体也凭借利基市场定位极大影响了流媒体公司的影视生产。以流媒体时代的青年剧（TeenDrama）为例，其角色的塑造与青少年议题设置愈发脱离了成年观众的凝视，不再将未成年人视为幼稚的、不成熟的文化规训对象，脱离了“合家欢”的固化风格。

（二）用户获得主导性解释权。用户由于技术赋权而在更大程度上获得了对视听内容（文本）的意义的主导性解释权。数字技术为影视观众赋予了生产性的力量，从而，“观看”从纯粹的审美行为转向兼具审美与生产属性的多元视听实践［3］。而影视网站与平台提供的功能也使得用户能够对视听产品有更多的介入。

不断涌入视听生产领域的用户与二次创作实践消解了影视产品生产者的优势地位。音频处理软件、视频剪辑软件等技术产品的普及带来了影视生产的大众化，显著降低了大众进入视听创作领域的门槛。以电视剧《甄嬛传》为例，用户基于影视文本的二次创作使其在播放10年后仍受到大量关注，具体创作手法包括以“1分钟解说”的形式讲解一集的精华剧情、通过电视剧台词嫁接或绿幕创作建造新的故事线并改写人物命运、通过细节捕捉主观阐述人物的心理活动或揣测作者用意，等等。在对原有影视文本进行“解码”与“再编码”的过程中，用户重塑了文本的意义。作为文学意义上“作者已死”概念的延续，兼具生产性和介入性的用户文本实质上象征着用户对影视文本解释权的争夺，数字技术手段为用户提供了具象化的有力工具。

此外，自下而上的“大众评价体系”也动摇了传统精英美学对于影视文化价值的绝对评价权。IMDB与豆瓣网是国内外著名的影视资料库，同时也是影视观众对影视作品进行讨论、评价的重要平台。影评网站不要求评价者拥有视听美学知识或经验，鼓励基于个人审美的主观评价，这为“草根”式的话语提供了机会，也带来了视听评价话语的“下沉”。大众影视评价的分数定义了“什么是好电影”，其对于影视投资者的可见性决定了其在影视生产中的主导性地位，用户能通过评价反向“介入”影视的生产环节。

即使是毫无公共参与兴趣的影视用户，也潜在地凭借平台的可供性发挥着能动性。《2021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的调查数据显示，28.2%的网络视频用户不按原速观看，而是更青睐倍速播放。虽然速率播放现象早已有之，但在数字视听传播技术的支持下，倍速播放的失真率（如变调、画面模糊）显著降低，不断“逼近”一种纯粹的时间控制“艺术”。倍速播放由是摆脱了视听产品的线性展映逻辑，在提供乐趣的同时，根本性地改变了观众与影像和叙事结构的关系［4］。电影变得更为个人化，用户也凭借时间控制的能力获得了重新解释影片内容的权利。此外，反映用户群体对于某段剧情的偏好的剧情热度曲线深入影响了视听文化的生产与消费端。在流媒体平台的影视消费中，用户拖动进度条的动作会被平台收集，而基于用户行为的数据收集与分析，平台将绘制一条热度曲线供其他影视观众参考。影视曲线的高峰代表着最具吸引力的影视情节，其可见性引导影视创作方对具体情节进行关注，从而干预影视的生产环节。由此可见，在数字技术的可供性环境中，个体单位的微观物理力在视听文化生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用于功能选取的“点击”动作在私人化的视听实践中反映为对视听产品的“制片式”的掌控权力；而用于剧情选择的“拖动”动作在共同无意识与大数据收集的技术环境下汇成了一股强大的合力，影响影视生产与消费的两方行动者。

（三）视听文化的多元主义发展。全球性流媒体平台的兴起淡化了民族文化界限，促进全球视听文化向多元主义发展。以Netflix为例，其在诞生之初就设定了包容性（inclusion）政策，力求产业人员属性的平衡，如女性群体、非白人种族的比例占一半以上。在剧集角色属性设置上，流媒体平台普遍跟进了这一多元主义政策。多元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流媒体产业的全球布局计划，如Disney+的流媒体发展计划已拓展至欧洲、西亚和非洲的42个国家和11个地区。追求最大商业利益的目标要求流媒体平台在生产中纳入多元化的角色与文化要素。

近些年来，流媒体在不同的地区发行了大量以当地文化为背景的影视作品，其中东亚裔、印度裔、墨西哥裔的火爆影视作品频出。特定文化地区的影视作品借助多国字幕实现跨界输出，传播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影视用户终端中。在流媒体视听文化的多元主义发展中，多民族角色不仅限于“刷脸”，而是借由角色的身份属性碰触移民、文化冲突与多重身份压力等议题。

值得一提的是，在多元主义的发展中，我们逐渐看到了主流影视作品中东方主义偏见的瓦解。原因之一在于，在原创剧集之外，流媒体平台常担任“买方”的角色，购入或投拍引入不同国家的影视作品。作为“买方”的流媒体公司没有理由过度干涉影视剧的拍摄，如韩剧《王国》编剧金银姬所说“Netflix从不发表意见，只给钱”，即Netflix给予剧集主创文化创作的自由度。各国流媒体影视首先是基于本土观众的审美需求而生产的，而后通过全球流媒体平台向外传播，这就避免了文化元素的误用。流媒体国际影视剧得以摈弃奇异的、刻板印象式的文化元素，真正将文化审美隐藏在了剧情之中。以皮克斯的《青春变形记》（Turning Red）为例，这部电影的主题是正在经历荷尔蒙巨大变化的尴尬阶段的李美琳如何处理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时常遭遇的不安全感，在营造中国文化语境的同时，通过普遍的自我认知问题引发全球的共鸣，成功运用“日常化”的华裔形象消弭了文化差异带来的边界感。

此外，从流媒体平台自身的利益诉求来看，全球观众的共同审美诉求也呼唤着视听文化的普适性。在该语境下，刻意强调文化的差异性无疑会疏远其他文化背景的观众，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女性题材影视作品在当下的高度可见性——作为人类社会不择国家与文化的“普遍矛盾”，性别关系议题有助于唤醒全球女性观众的情感共同体，构建“环球同此凉热”的共同想象。

数字视听文化生态面临的挑战

总体来看，以流媒体化为核心的视听文化的数字转型带来了利基市场的发展，为小众与独立电影带来福音；用户由于数字技术与平台赋权而获得了对视听内容的意义的主导性解释权，催生出新的美学与文化形态；而数字时代的视听文化将于总体上呈现出更加多元、更加包容的生态，为不同的审美趣味提供空间。

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当代视听文化生态正在面临多重挑战。一方面，是“间性的消逝”。在以传统银幕文化代表的影视美学体系中，以影院和起居室为代表的空间介质是一种十分重要的“间性”媒介，它的存在确保大众对影视内容的接受有着必要的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机制，避免视听文化陷入完全私人化的审美经验，甚至形成“审美茧房”。而流媒体技术给传统影视文化带来的最大破坏，就体现在影院的消逝［5］。传统影视媒介的衰落带来了视听文化的全面私人化，或将制造更多的认知隔阂与社会区隔，乃至阿多诺所说的“审美暴力”。另一方面，是“自由的悖论”。倍速观看、沉浸观看、反复观看等新型视听文化接受模式的主流化几乎完全破坏了传统影视艺术的“灵韵”，以“二次创作”为代表的“用户中心再生产”机制也给整个视听传播行业制造了新的法律和秩序上的问题。用户对视听文化的深度介入显然会重塑整个视听传播与美学体系的标准，而尚未形成的“新标准”将以什么原则为基准？又该如何在最大程度上服务于公共利益与人类福祉？这有待学界和业界持续、深入的讨论。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常江,朱思垒.流媒体与数字视听文化的生态转型[J].青年记者,2022(16):1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