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随着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新兴技术依照“中介”工具的定位被纳入到媒介技术物的范畴之中，媒介的外延得到了空前扩展，然而媒介的内涵却变得愈发扑朔迷离。这一情景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媒介范畴的延展与更新，以及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媒介技术物对于人类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它究竟是为人所控制的工具、为人带来福祉，还是为人类生存制造了新的困境？健康码这一集信息的智能识别、生成、存储与传输功能于一身的全新媒介技术物无疑是一个思考上述问题较为切近的切入点。本文使用阿甘本对“装置”和“决断”的阐述以及技术哲学的理论资源，对健康码以及其它媒介技术物展开分析。

在谈论媒介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将其视作由人控制、为人服务的“中介”性信息工具。随着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智能推荐算法、社交机器人、虚拟现实、健康码以及其他技术物大量涌现，成为新兴的媒介技术物。媒介技术物拓展了媒介的疆域，也挑战了它的基本边界。

这一尴尬场景向我们表明，作为媒介技术物的健康码不只是以“中介”的身份为人提供便利，也在为某些特定人群设置障碍。它促使我们思考，在媒介外延不断拓展的今天，媒介的内涵究竟遭遇了何种挑战。如果说，数字媒介技术在诞生之初曾被赋予了增进信息与知识沟通以及促成公共交往的美好想象，那么在当下纷繁复杂的政治经济情境中，这样的想象还能否充分实现？媒介技术物仍是“由人控制、为人服务”的工具，抑或是以一种制造区分与不平等的面向自行遮蔽？意大利思想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将现代技术归入“ 装置”（dispositivo/apparatus）范畴，鲜明地揭示了它的本质。本文聚焦于健康码等媒介技术物，从阿甘本生命政治理论出发结合技术哲学的视角进行探索，力图回答上述问题，并拓展媒介研究对新兴状况的认识。

一、文献综述：从信息工具到决断装置

（一）作为信息工具的健康码

关于健康码的人文社科研究主要聚焦于四个方面：健康码作为智能传播的新应用、健康码作为技术存在、健康码作为国家治理手段，以及健康码对于老年群体日常生活的影响。

首先，健康码被视为智能传播的新形式。方兴东等人认为：“（健康码）虽然功能单一，却是迄今为止最纯粹的智能传播的典型应用，超越互联网，跨入社会全民范畴，形成‘人—机—环境’三者实时联动的社会微系统。”中国模式的健康码在传播学意义上呈现出全员、全域、全时、全息和全识等特点，是数据智能传播的纯正雏形。

其次，健康码被视为一种技术存在。张萱等指出，健康码在日常生活中是作为技术身体的存在来现身的，作为技术身体的健康码与物质身体之间相互纠缠，重构了日常生活中社会交往的过程。孙玮、李梦颖指出二维码作为数字技术的一种展现形态，开启了一种新型的媒介勾连社会的方式，创造了数字时代“媒体城市”的新面向，健康码和支付码等不同形式二维码在城市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意味着媒体已经变成直接驱动现实生成的“自创生”系统，并且同人类的自创生系统相融合形成了人与技术结合的“共创生”系统。

再次，健康码被视为一种国家治理的工具。信息是治理的基础，互联网所带来的信息流动性增强，造成了国家治理过程中的信息困境。健康码所代表的治理实践为流动性社会中的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作为一种管控新冠疫情的社会基础设施，健康码在中国的普及意味着一个跨越多层级行动者的治理结构的建立。通过建立全国性的管理算法标准，健康码实现了“去地域化”的治理操作。不过正如方兴东所言，健康码在社会治理中的普及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疫情期间国家和社会现代化治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手段，同时也可能在缺乏相应监管的情况下实现伦理和法律界限之外的“监管俘获”。2020年苏州推出的“文明码”就体现出了“码治理”过程中权力机构对个人领域过度介入的倾向。同时，“码上加码”行为也会诱发行政冲突和社会成本的双重效应。

最后，健康码也被认为给老年人等社会群体带来技术障碍。虽然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进入到数字空间之中，但他/她们又成为互联网中谣言和伪科学内容“重点关照”的人群。对老年人健康码使用状况的经验研究发现，微观家庭中数字代际反哺存在诸多局限，数字反哺并非普遍存在，且老年人处于被动地位，老年人的数字使用能力并未真正提高。

总之，当前的健康码研究主要将其视作智能传播与社会治理的工具与手段，阐述它在不同社会群体中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本文试图跳出“工具论”的框架，以阿甘本“装置”理论为视角，思考健康码折射出的媒介技术的根本问题。

（二）生命政治视角下的装置与决断

2006 年，阿甘本写下了“ 什么是装置？”（Che cos’è un dispositivo?）这篇长文，对福柯的装置（dispositif，英译为apparatus）概念进行阐释，并结合对“安济”（oikonomia）一词神学谱系的梳理，形成了对“装置”的系统理解，从而将生命政治理论从权力治理层面拓展到了日常生活领域。

在追溯概念史的基础上，阿甘本形成了关于装置的定义：“在某种程度上有能力捕获、引导、决定、截取、塑造、控制或确保活生生之存在的姿势、行为意见或话语。”阿甘本首先将存在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活生生的存在”（或实体），另一类则是不断捕获它们的装置。装置包括监狱、疯人院、全景敞视、告解室、戒律、司法措施等权力机构，也包括学校和工厂，还包括笔、书写、文学、哲学、农业、烟、航海、电脑、手机以及语言本身。

阿甘本将“主体”设置为居于活生生存在与装置之间“残酷斗争”的产物。活生生的存在在装置捕捉的过程中被给予了“主体”的身份，完成了主体化的过程。手机使用者和网络冲浪者都是主体化生产的产物。更重要的的是，现阶段资本主义的装置不再以生产主体为其主要活动，而是以“去主体化”的过程进行活动。也就是说，现代装置的主要活动在于对个体的行为作出分隔与排除，通过将某些个体排除在装置之外来赋予其它个体以“主体”的身份。于是，装置这一“去主体”的操作便与主权者对“例外空间”的“决断”相暗合。

阿甘本笔下的装置实质上是一种“决断装置”。装置的“主体化”和“去主体化”的操作，就是主权者之例外决断在当下的延伸。在现代社会中，即便不存在一个看得见的主权者，也依旧有装置来执行这一决断。装置的种类也已经不限于法律和政治权力的范畴，而是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不断在各种日常情景中制造例外空间，在不同层面对人的身份和生命进行区隔及排除。

技术手段的加速增长，就意味着装置数量的不断增加，意味着装置执行捕捉和决断的节奏不断加快，更意味着无处不在的装置所引发的例外空间正遍布生活的方方面面，将“例外”日常化。不会使用健康码而无法乘车的老人，无法使用二维码支付的人群，都成了被“排除性纳入”的例外。而那些被装置捕获行为的人，其“主体”身份也在不断增多的装置决断中变得空无——他们正变成一串身份证号码、一组由手机信号形成的数字轨迹、一组被算法捕获的二进制编码。正如蓝江所言：“我们只有跟随着装置运动，才能在其中生存下去，而那些拒绝装置或者被装置拒绝的人，就变成了阿甘本笔下的赤裸生命，他们只能在装置之外的野蛮空间悲剧式地活着，即纯生物性地活着。”

阿甘本也将媒介列入装置的范畴之中。在他笔下，媒介装置是一种使语言的“渎神”力量无效化的方式。他讨论的主要是语言这一媒介内容的构成要素，此外也列举了笔、移动手机、电脑等工具，这些都是典型的媒介技术终端。阿甘本曾毫不遮掩地谈及对电话这一媒介装置的厌恶：“移动电话（意大利人称之为telefonino）完全重塑了个体的姿态和行为。我很难平息自己对这个装置的仇恨，这个东西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抽象。”在语言和技术终端结合之上生成的媒介技术物，其特性必然会影响到决断装置的操作方式。

当下的媒介技术情境已经与阿甘本当年所叙述的情况有了不小的差别。移动手机变成了智能手机，模拟电视变成了数字电视，而伴随互联网和编程语言不断发展，出现了呈几何式增长的媒介数码物。媒介技术物不再只是信息传递的手段，而是关联着人、造物和自然的“ 中介”。借助数字追踪和智能化技术，媒介技术物实时捕捉并“决断”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也决断着“无人”世界的方方面面，而它自身作为“ 决断装置”也正呈现出不同以往的“ 特性”。健康码及其关联的媒介技术物正是这一决断装置的典型表现，下文将从聚集、自动化、感官的齐一化以及治理术四个方面来分析媒介技术装置的决断操作。

二、媒介技术物作为决断装置

（一）装置“聚集”下的媒介技术物

当媒介技术物作为决断装置呈现于世的时候，它首先呈现出来的样貌便是“聚集”。

以“北京健康宝”为例，我们很难对其作出一个日常生活层面的简洁定义。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体都从自身出发使用并界定它。它就像一切互联网时代的技术物一样，与其他无数的物连接在一起，具有极高的复杂性。

从个人使用功能层面来说，健康宝存在于移动智能终端中，依存于微信这一即时通讯平台、支付宝这一移动金融平台或是百度这一综合性搜索平台。作为小程序，它需要依托于平台存在以实现其功能。健康宝的基本功能有三个方面：一是允许个人查询并展示社会个体在疫情之下的健康与生命状况，包括自身以及他人（没有智能终端的家人）的基本身份、风险状况、核酸检测、疫苗接种状况等信息；二是通过“本人信息扫码登记”，在某个地理/社会信息点上留下踪迹；三是通过“到访人信息登记簿”，生成一个对应某一地理/社会信息点的二维码，供他人扫码登记。

要实现上述功能，就需要不同颗粒度与数量级的技术物聚集在健康宝的表层与基底。从表层看，它们由一系列表征符号所构成，即健康宝界面中的各种文字、图片、图标等。在这些表征符号中，颜色无疑是最重要的，它是健康宝中能够与个人感官产生关联的最直接标记。“绿色”代表“正常”，“红色”代表“不正常”，“黄色”则代表介于两者之间的过渡阶段。澳门健康码还在二维码外设置了一个边框，银色边框代表接种一针疫苗，金色边框代表接种两针疫苗，紫色则代表接种三针疫苗。把关者正是通过辨别健康码的颜色在人群中制造区隔，制造某种决断。决断操作得以实现，依赖的是算法与程序等各种信息处理工具，它们是二进制编码构成的非可见数码物。同时，这些数码物的运作还需要更为“基底”的硬件设备作为支撑，小到智能手机、摄像头、显示屏，大到5G 基站、服务器、云存储设施、电缆、光刻机。这些软硬件设备相互依赖、彼此关联，形成一张有形或无形的网络。如果我们继续向深处探寻，从矿产挖掘到数论理论，都处在由健康宝所聚集的技术物网络之中。

健康宝所呈现出的技术聚集，反映了全球技术正基于数字化、计算机和互联网连接成一个庞大的技术系统。雅克·艾吕尔早在20 世纪70 年代就提到了“技术系统”：“多亏了计算机，一种技术组合的内在系统学得以呈现，它以信息水平表达自身并作用于信息水平。子系统通过交互总体与集成信息得以协调……技术化越是先进，越多的技术部门就会变得独立、自主和不相干。只有计算机能胜任。但明显一台计算机是不够的。它必须是在所有系统通信点相互关联运作的计算机的集合。这一集合成为不同技术子系统连接点的子系统。”许煜进一步指出了这种技术系统中的“客体间性”，在各种数量级上，客体间性将物、工具与环境及其之间的距离给物质化了。在此，技术系统不仅自身作为物质性的聚集呈现自身，而且又以聚集的方式连接着物与物、物与人、人与人。技术系统作为聚集装置矗立于人与周遭世界之间，捕捉着物、人以及技术自身。如果把“媒介”理解为“居中连接之物”，那么聚集着的技术装置本身就是媒介，技术与媒介在此融为一体。

不过，我们仍需追问，“聚集”究竟意味着什么？阿甘本指出，福柯的“装置”与海德格尔的术语“集—置”（Ge-stell）有密切关联。在海德格尔那里，“集—置”是现代技术的本质，它“意味着那种摆置（Stellen）的聚集者，这种摆置摆置着人，也即促逼着人，使人以订置方式把现实当作持存物来解蔽”。也就是说，现代技术本质上是聚集，它依照着某种“有序的模式”将现实订造成为“现成”的持存物，同时将人订造成为以此模式“解蔽”现成事物的存在者。不论是人还是周遭世界，都是被订造着聚集的“对象”。不过订造在此包含了某种强制的特性。一方面，订造以聚集为“目的”将更多的事物与人带到装置面前聚集；另一方面，人和周遭事物只有在符合“订造”的状况下方才能被纳入到聚集之中。订造着聚集便就有了决断和排除的意味。

某种程度上来说，无奈走下公交车的老人就是不符合订造的人，属于被聚集排除在外的群体。其他媒介技术物也在聚集中执行着排除的操作。微信可以将生活中多年不见的老友、工作中纷繁复杂的文档以及现实中此起彼伏的突发事件聚集到用户面前，然而，那些不会摆弄智能手机的人，就成为了家族群中的缺席者、社会网络中的隐形者和公共讨论中的沉默者。

与此同时，技术系统作为装置整体，在自身运作过程中也在对各种技术物执行着排除与纳入。贝尔公司在1964年就推出了自己的视频通话设备PicturePhone。它与现时即时通讯软件中的视频通话功能大同小异。然而，这一领先时代的媒介技术物最终在市场中落败，因为它无法在当时模拟通讯系统的聚集范式中找到一个相对合适的位置，无法在短时间内缩小产品在供应链中所需的成本。只有等到媒介的技术聚集范式发生变化的时候，视频通话这一功能才可能重新被纳入到技术系统的聚集之中。

如果说，通过装置的聚集，人在订造中被赋予了以特定方式解蔽世界的“责任”，那么随着技术装置“自动化”特性的发展，这种情况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二）自动化决断中的媒介技术物

在社交媒体上，一个有趣的问题被反复提出：如果人用手在纸上画一个二维码，它能够被扫出来吗？答案是：基本不可能。一个二维码就像一个入口，它编制的信息实质上导向另一个网页或数码物。人随意绘制的二维码恰好指向另一个实存，其几率就像猴子在打字机上打出莎士比亚全集一样，并非为零，但极为渺茫。更何况，普通用户通常并不知晓二维码等媒介技术物的运作原理。我们或许知道，二维码的三个角落分别放置着一个回型标记，因为它们的存在，无论二维码是正是反，无论摄像头的拍摄角度与二维码垂直抑或有所偏差，二维码都可以被识别。但多数人并不知道，二维码还存在内部的纠错机制，并且预留着位置来表达版本信息。

另一个经常被提及的问题是，每天都有无数的二维码用于付款、识别身份和导向网页，那么，它会不会终有一天被“用光”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常用的QRcode 由25乘25的矩阵构成，预留着625个信息点位，去掉回字形定位部分，还有478个点位，每个点位有黑白两种色块的可能性，即2的478次方个可能性，这个数字足够地球上的人近乎“永久”地使用下去。更何况，QRcode 的版本还在不断更新，第40个版本的矩阵大小为177乘177，蕴含的信息量就更大了。

二维码这一媒介技术物所承载信息的数量级已超越人类基本感官和日常理性所能理解的范畴，大多数人仅仅是作为使用者参与其中，对于其运作机制无法理解也无需理解。同时，作为抽象符号的二维码也已不再是自然语言中的表征或再现，而是数据信息的图形化和高度语法化的展现，它不是为人的感官识别与理解所设计的，而是为各种自动化设备所设计的。

自动化是聚集的装置实现具体操作功能的一个重要前提。试想，如果生成与识别健康码所涉及到的各技术装置之间无法实现自动化，那它们也就无法实现对人力识别效率的超越。

人类发明机器的初衷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为了实现自动化，以期替代人力，完成苦弱肉身所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从18世纪能吹笛子的“机器人”到京东物流中心的智能分拣机器人，都体现了人类在自动化层面的持续追求。与此同时，自动化的层级也随科学技术的演进而不断深化。AK47自动步枪的“自动”指的是通过导气孔引导子弹击发后所产生的高燃气体推动活塞、复进机、弹簧、枪机推进下一颗子弹，实现再次击发。这一过程依旧需要人根据战场具体情况扣动扳机，启动“自动”链条中的第一个环节。相比之下，现今饱受争议的战斗机器人的自动化与智能化程度无疑更高。在特定情形中，它们可以不依赖人类指令，仅通过综合战场感知系统提供的信息即可判定是否开火。早期的自动化仅是针对某一特定功能操作上的自动化，而现今的自动化更多体现为不同功能的装置在特定任务上的智能化聚集。之所以能够产生这种自动化层级上的跃迁，主要还是图灵机模型所代表的通用计算机的普及以及互联网的诞生。自动化的高阶想象就是智能化。

自动化与智能化的趋势在当下媒介技术装置中也愈发明显。智能推荐算法、社交机器人、机器写作以及AI主播都是这种趋势的直接表现。那么，究竟该如何看待这种趋势呢？人类最初是寄希望通过自动机器代替人力，将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进入到思想层面的自由境界，实现人类创造力的不断发展。人类只需退守一些关键隘口、把握住总体的方向，就能达到预先设想的彼岸。不过，各种自动装置在被创造出来的一刹那，似乎就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人的控制，总会有一些意外事件让技术装置偏离人类原先为其设想的轨道。也正是这些“意外事件”，让人成为被规制、决断甚至被排除的对象。正如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所言，技术装置作为生命外置化的“第三持存”，一方面使人类在面对周遭世界时让自己的生命不断丰沛；另一方面，在每一次技术装置范式出现整体更迭时，也带来了“个体化知识”的“无产阶级化”（proletarianization），它阻碍了个体在与技术装置打交道的过程中生成两者之间具有创造力的知识。

斯蒂格勒将当下的情境标记为“自动化社会”（automatic society），并将其视为人类社会最新一轮的无产阶级化。数据是自动化社会的基础，而数码追踪技术则使全面自动化成为可能。我们所面对的不是自动机器对于劳动机会的剥夺，而是数码踪迹的“自我与自动化生产”对注意力、力比多以及知性能力的夺取。这是一种“心灵或精神的无产阶级化”，它所导致的是“理论化和慎思得以可能的心智官能的无产阶级化”，因而也显得更具“毒性”。当用户在社交媒体平台和购物平台上浏览信息之时，推荐算法不断捕获着数字踪迹，并据此先于第二预存将可能期待的内容呈现在用户面前。用户的注意力，甚至是思维、经验、习惯都在这一过程中被纳入到推荐算法这一媒介技术物的决断当中。类似的例子，还包括在Twitter 上影响议程的社交机器人，造成视觉欺骗的深度伪造（Deepfake）技术，以及重新定义所有权的NFT 技术和数字藏品，甚至是所谓的元宇宙。所有这些都在表明，在自动化的媒介技术物浸润日常生活的时候，我们所面对的不只是装置对于身体的决断与排除，更是对精神与创造力的重新审定。当人类仅仅作为数据踪迹的供给者而存在的时候，是否还能“保住”海德格尔所说的被订造的聚集者的地位，是否还能实现西蒙东所说的个体化“结晶”，都成为有待商榷的话题。

（三）感官同一化的媒介技术物

不论是健康码还是支付二维码，媒介技术物都力图实现数字技术系统对于对象的识别与捕捉。“扫码”本质上就是一种识别操作。微信在不同终端登录需要扫码，视频网站会员登录需要扫码，这一过程就是确认使用者身份，以及是否拥有相应的权限。

为了使机器可以自动化识别，原先以视觉为中心的感官经验被统合在以二进制为基底的数字化技术系统之中。识别QRcode所承载信息的是各种图像采集设备，而不再是人类个体的视觉感官。对于肉眼而言，QRcode至多不过是一堆黑白方格组成的无意义图像符号，它无法与任何实体产生直接的意指关联。视神经细胞和大脑共同构成的视觉感知能力在此毫无用武之地，而各种识别图像的传感器代替了视觉的功能。更为形象的例子来自于人脸识别系统。健康码和支付码所表达的是与个人身份相关的信息，如防疫信息、账户信息和信用信息，而人脸识别所涉及的则是对于个体生物信息的识别与确认。人脸识别的根本宗旨就是将人像信息转化为可供编码的数字信息，而镜头、芯片和算法则为之提供了硬软件支持。以iPhone的FaceID为例，在FaceID解锁过程中，iPhone通过屏幕“刘海”内的TrueDepth相机将30000个“点”投射到人脸上，这些点对于肉眼是看不到的，只有在红外摄像头下才变得可见。通过这些点，iPhone摄像头会分析人脸细节并将其与之前录入的图像进行比较。精细的算法还使得FaceID可以在个人面部出现细微变化的时候仍能实现识别。在此，人们的面部图像仿佛转换成了一个个由30000个点组成的“二维码”，而摄像头则代替了视觉感官的识别功能，人们不再需要动用自己的双眼去辨别某人眉间标志性的红痣，也不再需要将某人的面貌与自己手头上的照片作对比，机器能够更精确地完成这项任务。

诸如声纹和指纹识别的数字技术装置也在执行着相似的操作。视觉、听觉、触觉器官正被各种传感器所代替或整合。这种操作不只是麦克卢汉笔下肢体与感官的延伸，更是一种截除（amputation）。作为“数字统觉”的技术装置正在重组感官经验，影响人直接领会周遭世界的能力。在深度学习的理念下，媒介技术装置也正将人的感官经验捕捉为学习的“养料”，个体也正从装置的持守者转变成装置进化的“供给者”。

当用户沉浸于智能媒介技术提供的绚丽幻境之时，这些智能媒介也正在捕捉个体的感官信息，最终实现对于个体特征的数字化描述。比如，VR眼镜会通过红外摄像头或图像捕捉装置跟踪我们的眼动轨迹，生成相应数据，并在运算之后为我们提供相适合的虚拟情境。在此，视觉感官被传感器捕捉为有关眼动的数据信号，成为有待被智能媒介装置处理的一组数据。同样，在VR游戏的使用过程中，个体的触觉被捕捉为指尖压力的数值，姿势被捕捉为肢体在空间中的位移数据。个体的感官不再是执行综合判断的主体感知，而是被拆分成一组组有待被捕捉和决断的数据，成为智能媒介装置深度学习的养料。

从QRcode到VR，都在表明个体感官正被媒介技术物以同一化的方式捕捉着。纵然形式各有不同，但这些装置的操作使得感官不断转化为可供识别的二进制编码。二进制编码这一最初被设定为机器之间相互沟通的语言也就此成为个体、造物以及自然之间共同的语言。虽然在0与1之上还覆盖着汇编语言、C语言、Java、Python 和Go 等不同层级的编程语言，将感官不可辨的二进制媒介技术物转化为操作界面上可被肉眼区分的图标，但居于系统最底层的依旧是倚靠电势能指（signifiers of varying electric potentials）所指向的二进制语言。正是此种同一化的表述与捕捉形式将人、技术物、自然世界共同带到了技术装置的决断面前，原先主客对立下的“人的主体性”身份受到挑战，人变成由二进制编码所表征的数据集，而所有活生生的存在也都成为待被捕获的“客体”。

（四）治理术之中的媒介技术物

在阿甘本的谱系学考察中，决断装置与基督教神学中的“安济”密切相关，意味着装置本身就包含着治理的功能。在对活生生存在捕捉与决断的过程中，装置就在进行着治理，媒介技术物正成为一套技术系统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的组成部分。在这套治理实践行为中，对于个体身份信息的识别装置占据着最为重要的位置。权力装置正是倚靠对身份信息的识别来判断哪些个体能够被排除或纳入到共同体之中，从而实现治理的目标。

福柯在论述生命政治时，将人转变为“人口”视作现代社会生命政治的基础，并且强调了人口统计学在现代治理中的意义。人口既不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也不是抽象意义上“人”的概念，而是纯粹对应于治理的一种界定。个体生命只有转变成一组可识别的数据与标签，进而转变为一个可被测量与统计的“身份”之后，才能被纳入行政治理的范畴之中，成为所谓的“人口”。要想实现对于人口的治理，就需要一整套识别、决断身份和其他个人信息的治理技术。在疫情之下，像健康码这样的媒介技术物就在执行着识别和决断个人信息的治理行为。

健康码诞生最初的目的是阻断病毒的传播链进而控制疫情。它希望做到的是对于病毒的“治理”，即对它的清除。然而人类现阶段的技术手段无法做到对于病毒自身的全方位追踪，它所能做的乃是尽可能识别所有已经承载病毒的确诊者和可能暴露在病毒面前的高风险人群，对其进行识别、决断、限制其行动，进而阻断病毒的传播链。由此，作为技术装置的健康码实现的其实是对于人的治理。伴随病毒传播能力的不断增强，健康码的治理边界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例如，曾经只有到过中高风险区的人才会被赋红码与黄码，后来则变为没有7 天内核酸检测证明就会被赋黄码；曾经行程码带“星”意味着限制，而后来这一限制被取消了。最极端的例子莫过于2022 年6 月郑州赋红码事件。在这一事件中，管控因村镇银行存取款异常所引发的社会事件的治理行为，与管控病毒传播风险的“健康码”结合在一起，红码被超权限地赋予了没有病毒传播风险的储户身上。健康码极端地跨越边界，实施了对个体的决断治理。这一“越界”间接威胁到了治理本身，最终招致了有关部门的惩罚。

由此可见，在具体操作中，健康码等技术装置的整体目的是在个体与病毒踪迹的可捕捉性、个体身份的可识别性、技术系统的识别能力以及整体风险的可控性之间建立一种动态平衡的治理技术。

不只是健康码，其他媒介技术物也在执行识别与决断的治理操作。社交媒介平台中智能检测算法就是其中比较直接的例子。通过算法，平台可以从浩如烟海的用户发布信息中筛选出特定信息，或推荐、或组合、或删除，甚至还会导致用户被封禁。消费和娱乐类应用平台的算法也会捕捉用户的浏览踪迹和定位信息，并据此向用户推荐其可能想要获取的内容。当然，这些平台中的算法或许不会将用户直接识别为日常生活中承担法律责任的法律实体，但它会将个人的使用踪迹智能地综合为一个不具名的“数据主体”，从而实现对于用户的识别。商业层面的识别随时都可与权力装置相连接，执行作为治理手段的身份识别。

在自动化与感官同一化的加持下，媒介技术装置与权力机构之间的界限越发模糊。治理行为中的“决断者”日益复杂化。媒介技术物能够自动对数据踪迹进行追踪与识别，判断“同时空”，树立“电子围栏”，仿佛直接以“决断者”的身份现身。唯有结合媒介技术哲学和传播政治经济学，方能对此做出充分解释。

三、走出决断装置的危机与困境

以决断装置视角观照媒介技术物，一种生存困境便有所展现。

一方面，作为装置的媒介技术物打破了“人是万物尺度”的迷思。数字媒介技术装置所呈现的聚集、自动化、感官同一化特征以及这些特征在治理术中的应用，使得个体转化为装置捕获与决断的对象。个体的生物特征、身体姿态、行动轨迹、感官能力甚至精神踪迹都变成技术装置学习与进化的“养料”。如果说人还可以被称为主体，那也是在装置订造的层面被生产出来的“主体”，而非作为万物尺度的天然主体。

另一方面，媒介技术装置在运行过程中不断制造着“主体”与“例外”的区分，进而强化了社会的权力间距。在技术装置整体全方位捕获个体数据并将其纳入可被治理的主体范畴时，总有一些人变成“例外”。那些不会摆弄支付码和健康码的老年人、那些无法顺利接入数字平台的视障者、那些被推荐算法所“误读”的人，都是这样的例外。媒介技术物数量的急速增长并不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个体及其行为被纳入到主体的范畴之中，更不能使被纳入者逃脱成为“例外”的风险，它只是意味着区分与决断频率的增加，意味着个体不得不越发“积极”地跟随技术装置决断的步伐，努力不让自己成为例外的“神圣人”。

所以，想要走出决断装置所引发的生存困境，就要寻求技术的“去装置化”，从根本上消除媒介技术物制造区分的装置特性，回到阿甘本所说的“纯粹使用”当中。

在生命政治理论中，阿甘本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亵渎”（profanation）。他说：“一旦遭到亵渎，那原本不可用的、被分隔出来的东西也就失去了它的灵光，并被归还使用。”也就是说，媒介技术物不再以增进交流的工具、便利生活的手段以及娱乐休闲的选择这样被订造的功能向此现身，而是以功能之外的方式展示自身，让自身、造物、自然和人都处在无可区分的“界槛”之上。这样，媒介技术物、人与自然之间就不再是占有与被占有、捕获与被捕获的关系，而是相互敞开、彼此触动的共生关系，共同激发着各自在世界之中的潜能。

不过，这样的解决方案依旧存在问题。正如蓝江所言，通过亵渎来突破装置整体的运转，并不能长久。它所带来的敞开与触动很快就会被装置整体再次捕捉。阿甘本曾举过一个“亵渎”技术的例子，即将坏的摩托引擎改装成制作冰淇淋设备，然而，当执行这一行为的年轻人开始售卖冰淇淋谋取利润的时候，他便再次被装置捕捉，潜能也就此消失。单纯脱离原先设定功能的媒介使用也很可能变成戏谑的狂欢。其实，阿甘本将活生生的存在和装置整体并列在一起，就在表明装置是一系列机构、技术物、语言甚至意识形态的整体，它们在实践中围绕着某一“源质”区分耦合着共同作用。要想使数字时代的媒介技术“去装置化”，就必然要在装置整体中营造失效的联动。非功能的媒介技术使用要和政治经济装置的和文化装置、符号装置的去装置化结合到一起才能真正走出困境。只不过，这一过程会异常艰难，尤其是在媒介技术物几乎不留死角地捕捉下，留给人类挣扎的空间也就愈显局促。人类离不开媒介技术物的加持，也不能因为其装置特性就将其弃而不用，媒介技术本身依旧蕴含潜能。“决断装置”给予我们的启发，实际上在于超越功能论与工具论去思考媒介技术，使其以刺穿装置整体的公共存在现身，从而激发人类在世生存的生命潜能。

[本文系北京高校高精尖学科建设项目中国传媒大学“互联网信息”学科专项资金项目（项目编号：GJJ2100707）的研究成果]

（张磊：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副主任、博士生导师，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于磊：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原载于《新闻与写作》2022年第8期，原题为《作为决断装置的媒介技术物：阿甘本理论视角下的健康码研究》，内容有所删减，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以纸质刊物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