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安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本刊学术顾问）梁蕊洁（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第21期

2017年登陆社交应用软件市场以来，TikTok以“短音视频内容+算法分发+用户深度参与”的独特平台生产与传播模式，迎合了大量网络用户尤其是Z世代青年群体的媒介使用偏好，风靡全球。据统计，2023年TikTok的全球用户数量已超10亿，而18-24岁的Z世代青年则是其中最大规模的用户群体，占比约39%[1]。不仅如此，TikTok的异军突起也进一步带来了Facebook、YouTube、Instagram等初代社交媒体平台及《经济学人》和《华盛顿邮报》等传统主流媒体机构争相借鉴与模仿的“TikTok化”（TikTokification）潮流。

为顺应数字化智能化的媒体传播发展态势，英国老牌新闻周刊《经济学人》于2022年7月入驻TikTok平台开展短音视频新闻的生产与传播实践，并相应调整自己在Instagram上的内容发布，成为传统媒体TikTok化的典型代表。调查显示，2022年《经济学人》的音视频类新闻深受年轻用户欢迎，多平台浏览量共计1.3亿次，其中约有9000万次和3200万次分别来自Instagram“胶卷”（Reels）和TikTok[2]。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通信技术的深入演进，新闻传播学界引入了“杂合性”（hybridity）概念，用以打破以往对新闻生产与传播实践的“专业界限”设定，转而凸显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和报道形态的多样性。传统主流媒体的TikTok化也因此可被视作“杂合性新闻传播”的形态，在数字化新闻的生产、发布和互动等多个环节中融入了平台和用户逻辑，最终推动了品牌形象的可持续发展和影响力的持续升级。

由此，本文以《经济学人》在Instagram和TikTok平台上的短音视频新闻实践为核心案例，从“杂合性”的概念维度切入，对存在于其内容生产和发布过程中的媒体逻辑、平台逻辑与用户逻辑进行拆解和分析，并总结相应的实践创新。在此基础上，本文力图归纳和总结出传统媒体在数字化智能化时代面临了怎样的机遇与挑战，进而分析和梳理出以《经济学人》为代表的传统主流新闻媒体的TikTok化为数智时代重新界定新旧媒体之间的角色和关系提供了哪些方向性的启迪。

“杂合性”概念的起源和演进

“杂合性”的概念源自生物学与园艺学领域，起初用以形容两种不同种类的动物或植物杂交后产生的新生物形态[3]，后来又被用于强调各类事物在“起源或组成上的异质性”[4]。随着全球化时代各国联系的不断加强和传播技术的更新迭代，新闻传播领域传统意义上高度专业化和闭合化的系统边界被打破，而日渐呈现出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界限消弭”和“挪用改造”的趋势，混合着各类行动者价值准则与实践尝试的新闻生产变革层出不穷。在此背景下，“杂合性”这一概念被正式引入新闻传播学界，并在微观、中观和宏观等三重维度下，根据特定的语境发展出了日益丰富的内涵[5]。

从微观维度而言，“杂合性新闻传播”的相关研究聚焦信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是如何改变了传统媒体机构的生产制度和规范，又如何推动了报道内容与形式的创新发展。从商业广播不断发展带来的“信息娱乐”（infotainment）即新闻和娱乐的杂合，至互联网时代多元的数字化新闻生产，学界尝试对这类变革过程中的行动者网络及其产生的杂合形态进行概念化界定。

从中观维度而言，“杂合性”被用于描述和定义全球新闻文化的流动在报道形式、内容、渠道和影响等层面带来的全新生产和流通样态。相关学术研究根植于后殖民主义语境，重点关注来自“全球南方”的地方性新闻话语和理念与西方主流新闻价值观的互动过程及由此产生的“文化杂糅”，并赋予其塑造更为平等和公正的国际传播新秩序等重要意义。

宏观维度下的相关研究则通过援引新闻报道活动中所涉及的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将“杂合性”作为新闻传播系统的“原生属性”进行阐述。以新闻工作者为例，小至个人社会背景和价值判断，大至整体性媒介系统的运营与管理策略，均是其生产和传播资讯过程中的影响要素，也因此使其专业实践探索具备“情境的”（situational）、“历史的”（historical）和“流动的”（fluid）等特征[6]。

事实上，无论从何种阐释维度切入，有关“杂合性”的学术价值与意义的争议从未停歇。美国传播学者克雷迪提出，每种文化均可在形态上被视作“杂合体”，都是将各种异质元素杂合为“重组形式”[7]。这种“泛文化”视角进一步强化了从以上三个维度对“杂合性新闻传播”内涵所做的阐释。由此，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应当跳脱出对所谓“杂合性”与“纯粹性”的新闻传播之间存在的“二元对立”和“二律背反”逻辑，转而关注“杂合性新闻传播”所处的背景、形成条件及造成的后续影响[8]。

本文针对《经济学人》TikTok化实践的阐释视角与思路本质上是对微观维度下“杂合性新闻传播”研究的延续与拓展。数字化智能化时代带来了多样的传播与组织形式。在此语境下，英国政治传播学者查德威克（Andrew Chadwick）提出了“杂合性媒介系统”（hybrid media system）的概念，强调传统媒体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等行动者在网络生态中拓展出了多样化的信息生产、传播渠道和样态，同时这些多元化的传播主体之间也发展出了相互依存和互动关系。在这一系统中，传统主流媒体机构和网络“自媒体”等各类新旧媒介的生产逻辑相互补充和渗透，又同时与平台的运营逻辑相互融合和调适，共同塑造着当下的新闻生态。这进一步阐明了包含媒体机构在内的多元信息生产者之间的逻辑交互关系及后续的融合发展路径。由此，“杂合性新闻传播”可被理解为来自不同参与主体的生产特征组合，目的在于使各类要素在看似彼此对立和相互竞争的关系外发展出“价值”最大化的合作与统一关系。传统媒体则需要在此过程中根据所追求的目标不断适应和持续调整[9]，通过推行灵活且多样的内容生产和传播策略以激发“杂合性活力”（hybrid vigor）[10]。Instagram和TikTok等全球性社交媒体平台在数智时代的“杂合性媒介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为传统媒体与其他机构组织及个体用户的“杂合性新闻传播”构建了底层逻辑和基本生态，另一方面也以自身的运营逻辑影响着新闻媒体的报道方式与内容。

从本质和特征来看，Instagram和TikTok等新兴短音视频社交媒体平台与Z世代青年群体的媒介使用偏好高度相关。作为人类社会中的第一代“数字原住民”，Z世代对信息和网络技术天然有着更强的理解和使用能力，是社交媒体平台的主力用户群体，也推动着后者在内容生产和传播方式上的持续创新。相比于Facebook和X（原名Twitter）等以图文传播为主的初代社交媒体平台，Instagram和TikTok等音视频内容平台以直观且动态的画面、声音呈现信息，更好地迎合了Z世代注重感官体验和情感联结的媒介使用倾向，因而广受欢迎。与此同时，上述社交媒体平台在内容形态和组织模式层面的创新也反向塑造着Z世代媒介使用与表达习惯。具体而言，Z世代表达方式的情感化、信息获取路径和偏好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媒体的新闻生产和流通。有学者提出了“策展流”（curated flows）的理论框架，在其中将能够“主动、有意识地定制自身媒体环境，以追求个人目标”的网络用户界定为“个人化策展”（personal curation），强调其在数智化新闻传播变革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11]。有鉴于此，本文在媒体逻辑与平台逻辑之外加列“用户逻辑”，从而更精准地捕捉传统主流媒体、社交媒体平台和Z世代用户三者在TikTok化进程中的杂合关系及其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与全新挑战。

媒体逻辑：品牌风格的维持与新闻品质的保证

1843年创刊以来，作为综合性新闻评论刊物的《经济学人》不断经历内容生产和媒介传播的变革，从报纸印刷至杂志刊发，再延续至当下的数字化智能化新闻生产，始终保持着国际主流媒体的地位。与此同时，其也形成并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品牌风格：针对多元化国际热点议题的深入分析和全刊一致的“腔调”。这进一步沿用至其当下短音视频新闻的制作与发布环节中，在Instagram和TikTok等新兴社交媒体平台上逐渐形成了与数智传播生态相适配的新闻生产和媒体运营逻辑。

《经济学人》得名于“经济主义”（economism），最初由英国经济学家威尔逊（James Wilson）创办，以推动进口关税制度“谷物法”（corn laws）的废除。但《经济学人》聚焦的新闻议题并非局限在经济层面，而是涵盖政治、社会、文化和科技等多个领域，聚焦于全球新闻舆论场的热点事件和爆点话题。在新闻类型方面，《经济学人》以深入的解释性报道和新闻评论为主，努力为读者提供针对上述事件议题的专业分析和评论。由此，《经济学人》最初的读者主要来自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小范围群体，如金融工作者和企业管理者等。随着公众知识素养的普遍提高和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其受众规模和类型也在不断扩大。凭借较高的新闻质量，《经济学人》在全世界享有良好声誉，被称赞为“西方时事新闻周刊中最精妙和有力的表达者”[12]。

除去新闻报道和评论的专业性外，“集体发声”（collective voice）的运用也是《经济学人》的一大品牌特色。这在于，《经济学人》的新闻工作者均需按照紧凑平实且观点丰富的“集体发声”策略来进行报道的撰写和编辑，从而为读者呈现出稳定统一、逻辑自洽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对此，《经济学人》曾回应道，“写什么要比谁来写更重要”[13]。为进一步加强全刊的“整体性”，《经济学人》还建立和完善了匿名撰稿制。除主编离职、嘉宾约稿和存在利益冲突等特殊情况外，刊登在《经济学人》的文章均不署名，而通常由“你们的记者”（your correspondent）、“本评论者”（this reviewer）和专栏名称等代替。此外，该刊物的社论也并非“个人创作”，而是由所有编辑共同参与和商讨完成。

在TikTok化的进程中，《经济学人》努力凸显自身既有的品牌风格，以“新闻品质为先”和“发出统一声音”为原则指导短音视频新闻的生产与传播实践。“新闻品质为先”即延续其在解释性报道和新闻评论领域的深耕优势，对文字报道进行视听改编，以保证内容质量。此外，为确保短音视频新闻报道的连贯性与逻辑性，《经济学人》并未采取当下时兴的“速射跳跃式”剪辑与“抓耳”配乐，而是坚持传统的连续叙事方式，并辅以记者画外音进行阐释。“发出统一声音”则在于坚持刊物的集体语调。对此，《经济学人》一方面沿用“红底白字”标识，为每条短音视频新闻制作相应的标题封面；另一方面也遵循匿名撰稿传统，通过减少甚至避免个人记者出镜的方式进行报道，以沿袭“集体发声”的运营传统和品牌特色。

品牌风格的TikTok化延续，首先能够使《经济学人》在最大程度上利用其既有的新闻生产与报道资源推动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型，在提高短音视频新闻生产效率的同时节省了相应成本。其次，始终保持一致的品牌形象与风格也是《经济学人》在数智时代维护并持续扩大受众规模的关键要素。具体言之，这既能维系其与已有读者群体的良好关系，巩固订阅者的忠诚度，也能够凭借积攒的良好声誉和稳定的媒体内核避免平台账号“冷启动”等问题，从而吸引更多网络用户的关注与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品牌风格的延续与凸显并不代表着《经济学人》等媒体机构在数字化智能化新闻生产进程中的“固步自封”，而是指向其对如何在以媒体逻辑为主的基础上有效杂合平台和用户逻辑的积极探索。

平台逻辑：内容生产与发布的TikTok化准则

正如开篇所述，TikTok的广受欢迎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对“短音视频内容+算法分发+用户深度参与”平台模式的借鉴与模仿潮流，深刻影响着媒体机构数字化智能化的新闻生产与实践。具体言之，以《经济学人》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在TikTok化进程中积极适应并应用上述平台逻辑的同时，也根据其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调整自身的内容生产与发布策略，达成趋利避害的传播效果。

顺应Z世代用户的视听化媒介偏好，短音视频式的平台内容形态应运而生。通过将听觉和视觉元素进行创造性结合，短音视频新闻首先能够更为直观和立体地呈现信息，为用户提供更具沉浸感的内容体验，从而更好地满足其了解社会现实、获取知识和消遣娱乐等需求。其次，面对互联网环境中的海量信息，短音视频新闻能够凭借冲击力较强的声音与画面发展出在较短时间内博得用户关注的“眼球优势”。但音视频内容对于感官的强烈刺激也能够更大程度地调动用户情绪，这进一步强化了“感性压倒理性”的“传播偏向”，无助于解决假新闻、“后真相”泛滥成灾的“时代症候”。

对此，《经济学人》对视听格式下的内容生产逻辑进行“杂合化”处理，制定了一系列短音视频新闻的制作准则。首先在于对内容时长的精准把握。《经济学人》以Instagram的短音视频时长要求为标准，制作90秒之内的新闻报道并在“胶卷”和TikTok双平台上进行发布，在节省生产成本的同时保持了品牌风格的稳定和统一。其次，《经济学人》的新闻生产类型以解释性报道为主，且与经济和政治等领域的严肃议题较为相关，理解难度相对较大。因此，其倾向于在短音视频中添加一定的动画与图表，以进一步增强新闻的易读性和可理解性。此外，《经济学人》将“以精华为抓手”作为其短音视频新闻的生产要义，强调对文字报道中重点部分的视听转化，同时反对夸大化和去头掐尾式的不实表达。

另外，TikTok以时序流行度、用户个体偏好与协同过滤等算法标准来安排平台内容的分发，在为用户推送社会热点资讯的同时，根据其个人画像和群体偏好进行精准“投喂”（feed），以打造点面结合的多层次、多维度的传播生态。这一方面提高了用户的信息检索与筛选效率，推动内容偏好和社群网络的建立；另一方面也易使用户置身于同质化声音环绕的“回声室”，继而阻碍其多元化声音的接收和跨圈层交流的进行。事实上，对所接收信息在质量和观点视角等方面的不满足已引发年轻用户群体对平台算法满意度的下降。相较于2016年，2023年认为算法推送是获取新闻的好方法的35岁以下用户群体比例约为30%，同比下跌19%[14]。

对此，《经济学人》主要以“善用标签”和“创建分类列表”的报道发布方式来对TikTok的算法逻辑进行“杂合化”处理，并对后者进行纠偏。具体而言，在发布短音视频新闻时，《经济学人》高频使用“learnontiktok”“techtok”和“studytok”等平台热门标签，并依据具体报道内容自行创建标签，在实现更大范围的动态化推广的同时，提升投送的精准度。此外，《经济学人》也在TikTok账户页面建立了8个不同类型的报道播放列表，如名人报道、经济热点解读和乌克兰战争专栏等，进一步为用户提供新闻搜寻与浏览的便利，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出其报道议题的丰富性。

除内容形式和分发的创新之外，TikTok的时代变革意义还在于其凭借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推动形成了个体的深度参与。网络用户不仅能够获取海量信息资源，还能够低成本地参与甚至主导内容生产，与媒体机构共塑新闻生态。全球TikTok用户在新冠疫情“禁足”期间接龙共享“洗手舞”视频的集体记忆成为智媒时代的标志性媒介文化事件。但近期相关报告显示，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细分市场中，目前近一半的用户事实上并未参与相关的新闻报道，而那些积极参与报道的用户也更接近传统的新闻受众画像[15]。

为鼓励更大规模与更多类型的社交媒体平台用户参与新闻生产，《经济学人》采取了“增加相关议题报道”和“发布嘉宾观点与读者来信”等策略。例如，《经济学人》在“胶卷”和TikTok等平台上发布身材管理等女性相关议题的新闻报道，吸引女性用户关注的同时鼓励其进行互动。拥有近55万关注者的TikTok创作者柏木美和（Miwa Kashiwagi）曾延续《经济学人》有关女性身材管理与经济的报道话题，以政治视角补充个人观点与感受，共收获约4万的播放量和5500次的点赞。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经济学人》赢得了更多关注，也有利于其加深对受众市场的了解。据统计，目前《经济学人》在TikTok和Instagram平台上的18-34岁女性关注者已超400万[16]。

用户逻辑：新闻形式与话语的特定偏好

Instagram和TikTok等视听类社交媒体平台在内容形态、组织模式层面的创新由Z世代的媒介视听偏好促成，又同时具备推动该群体媒介使用与表达习惯变化的反向塑造作用。对于新闻媒体而言，这首先体现为Z世代用户获取相关报道的路径转变。据调查，在英国，41%的Z世代更倾向于使用社交媒体了解社会议题和新闻动态，而非谷歌等传统搜索引擎[17]。因此，以《经济学人》为代表的传统媒体TikTok化进程不仅面临着媒体生产逻辑与社交媒体平台逻辑的“杂合化”，也涵盖了其与Z世代用户在平台上的交互影响过程。

高度视听化和立体化的数智传播生态进一步激发并放大了Z世代的感性化心态，相应形成了戏仿和使用表情包等较为情绪化的表达方式。2017年Z世代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起的“鸟不是真的”（birds aren’t real）阴谋论反讽运动引发了大量关注，成为该群体使用戏仿话语策略的标志性事件。2023年全球网络指数公司（GWI）针对Z世代的一项研究也显示，在使用表情包的Z世代群体中，约有四分之三将“表情包”视作其表达想法与情绪的有效方式[18]。

从历史传统来看，《经济学人》长期以来形成了兼具幽默和讽刺意味的新闻传播语态与风格，与Z世代的戏仿话语偏好不谋而合。具体而言，《经济学人》善于在行文中添加具有一定调侃性的“双关语”（pun），继而形成了风趣又不失锐利的报道风格，深受用户欢迎。例如，在2022年7月一则有关英国前首相约翰逊辞职的短音视频新闻报道中，《经济学人》借助形态与构词的相似性，以“小丑坠落”（clownfall）代替“下台”（downfall）作为封面标题中的关键词，暗指其因疫情“聚会门”等事件而被迫辞职的政治窘况。

《经济学人》还尝试在短音视频新闻生产中加入表情符号与动态漫画，探索面向Z世代的叙事方式。2023年1月，《经济学人》曾在“胶卷”和TikTok上发布一则有关美国较受欢迎的宠物狗品种的短音视频报道，全程以动画形式阐释了美国宠物狗榜单的变化及原因，风趣生动且通俗易懂，浏览量近50万次。

伴随着新冠疫情、气候变化和俄乌冲突等各类危机的层出不穷，“乌卡”（VUCA）时代加速到来，并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全球民众对生活的不确定性、焦虑和恐慌感，进而引发其对相关议题报道的回避和排斥等消极情绪。根据牛津路透新闻研究院的调查，在阿根廷和西班牙等国家，2022年民众总体上对新闻的兴趣均有所下降。其中，相比于其他年龄群体，年轻用户对新闻的感兴趣程度较低。与此同时，国内政治、社会正义和不法犯罪等特定议题则被进一步列为受众新闻消费的回避榜单之首，排斥率均在三成及以上[19]。因此，如何解决Z世代用户对上述议题的新闻回避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媒体机构TikTok化进程中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对此，《经济学人》采取了“多类型新闻交叉分布”“创新报道视角”和“提升新闻建设性”等应对策略。以俄乌冲突的相关报道为例，《经济学人》以月度频率发布俄乌动态，并在前后发布“语言学习”和“健康问题探讨”等较为轻松的新闻报道，以缓解用户对这些“敏感”议题形成的焦虑与回避情绪。与此同时，《经济学人》也努力创新报道维度，从“军事武器知识科普”“相关谣言调查”和“人物经历回顾”等视角切入，以积极建设的方式对俄乌冲突进行报道，激发用户的阅读兴趣。

事实上，目前Z世代虽然倾向于使用社交媒体平台来获取新闻资讯，但其对报道形式的偏好并不局限在短音视频范围内，而是趋于多样化。相关调查显示，英国Z世代用户的新闻消费种类较为丰富，其中，喜欢阅读、收听和观看新闻的比例分别为63%、19%和18%[20]。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彰显出传统文字报道和广播报道领域所具备的数字化挖掘价值。

由此，为吸引更多Z世代用户关注，《经济学人》在Instagram和TikTok平台上进行短音视频新闻生产与传播的同时，也通过“提供文字报道概览”和“推广播客频道”的方式为其提供更为多样的新闻类型选择。具体言之，《经济学人》在Instagram上定期发布其文字报道的漫画海报和重点摘要，并辅以页面跳转链接，吸引阅读和订阅。此外，其在平台账号的简介中也放置了文字报道的汇总和跳转链接，便于用户查找与搜寻特定新闻。在播客的推广层面，《经济学人》则尝试在发布的短音视频新闻报道中增添对播客频道的相关介绍，并另设获取链接，对平台上庞大的Z世代用户体量进行“引流”。

传统新闻媒体TikTok化的前景与挑战

依据查德威克提出的“杂合性媒介系统”概念，我们可将数智时代的媒体系统比作一种“通信形式和组织”，拥有“可能相对松散、自发和灵活”的结构[21]。换言之，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演进和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新闻领域，带来了多元主体、多种交互关系和多重杂合形态的全新格局。其中，《经济学人》等媒体机构在TikTok化转型过程中，尝试借鉴社交媒体平台及用户独特的信息生产与传播逻辑，并对其进行“适配性改造”，形成了既保持风格独特又适用于平台视听语态的“杂合性新闻传播”模式。这首先为传统媒体的年轻用户关系培育创造了重要条件。目前，Z世代凭借不断增长的人口规模和较强的信息技术使用能力，已逐步在数字领域呈现出强大的消费力。因此，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接触Z世代并将其转化为受众群体，显然对媒体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有着重要意义。近年来，全球经济遭遇了疫情、局部冲突等外来因素的冲击，52%的用户又重新转向传统主流媒体或专业来源获取相关信息[22]。这进一步凸显了传统主流媒体不可替代的信息生产者角色，而杂合多元主体逻辑的短音视频类新闻报道则为传统媒体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品质和形式上的双重保障。

视听化与平台化的新闻杂合形态也为以《经济学人》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带来了新的挑战与博弈。一方面，如何实现多渠道创收成为媒体机构TikTok化进程中需要思考的重要课题。社交媒体平台上有限的新闻“货币化”（monetization）选择，加之平台对用户广告收入的大比例“分成”，在很大程度上使媒体机构被局限为平台的内容供应者，阻碍着其数字化新闻生产的收入转化与获得，进而影响着传统媒体的可持续性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社交媒体平台在探索“杂合化新闻”生产与分发的过程中与个体用户的信息生产相互作用，推动了大批个人内容创作者的产生，并进一步强化了新闻记者的“网红化”和个性化报道的趋势，这对以“集体发声”为特色的传统主流媒体而言显然构成了挑战，加大了市场竞争压力。

Tiktok化带来的“杂合性新闻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可被还原为媒体机构与社交媒体平台间共谋又博弈的双重逻辑关系演绎。共谋在于，媒体新闻实践在接受数字平台技术生态性改造的同时，也凭借特有的文化内核与偏向塑造着平台的信息生产与传播环境。二者将各自的优势要素进行有效融合，并形成具有相对稳定意义的新兴杂合体。但正如查德威克所指出的那样，“杂合性”虽然无法消除不同逻辑关系间的竞争性和矛盾性，也无法从整体上完全解决其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23]。在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平台之间，始终存在着同为传播行动者的竞争博弈及人文性与技术性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也是推动传统媒体不断创新演进的根本动力所在。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史安斌,梁蕊洁.杂合性视域下传统媒体的TikTok化：现状与趋势[J].青年记者,2023(21):106-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