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殷乐（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申哲（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第5期

如今，数字技术开启了对新闻业及社会关系的重塑，新闻和信息的极大丰富以及新的时空关系使人们处于被新闻和信息包裹的媒介生态中。人们在拥有前所未有的新闻选择权的同时，每天都沉浮于泛在的媒体和流动的信息之中。而这种海量的、沉浸式的信息接触并没有让人们感受到满足和安宁。新闻中各方观点的混杂让人们无所适从。同时，战争、重大伤亡、突发事件等消极内容充斥着新闻报道，使人们对新闻的需求度、信任度、兴趣度和注意力逐渐降低，甚至想要逃离被新闻裹挟的信息环境。然而永久在线、永久连接的新互动关系让人们与海量信息的连接程度加深，似乎无法抽离的信息接触与消费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触发并加剧了新闻回避（news avoidance）现象。牛津路透研究院2022年的调查数据显示，有36%的人表示经常回避新闻，而2017年仅有29%的人表示会回避新闻。[1]新闻回避已经成为当前全球新闻业关注的一个重点话题。对此，本文从建设性的视角切入，通过探寻什么是新闻回避，为什么会产生新闻回避等问题，尝试为新闻回避找到适当的、建设性的应对路径。

新闻回避的内涵与基本逻辑

（一）新闻回避的内涵。“回避”一词含有人们设法暂时离开某事物的意思，可以理解为一种主动的隔绝，也可以解释为短暂的逃离。从字面直观地理解新闻回避，就是指人们在面对海量新闻信息时，由于一些原因主动地、刻意地拒绝或避免接触和阅读新闻，从而主动地隔绝新闻信息或短暂地逃离信息环境，以摆脱新闻信息可能带来的认知及情绪上的不适感。新闻回避究竟是民众对当前数字新闻生态的一种消极抵抗，还是面对纷繁复杂的信息环境的一种缓释方式有待进一步解答。

新闻回避并非肇始于数字新闻时代，传统媒体时代也会存在一定程度的新闻回避。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新冠病毒席卷全球之后，新闻回避的频率随之增加。自2017年起，多个国家的新闻回避率不断攀升，英国有46%的民众表示会回避新闻，巴西更是有54%的民众表示“有时或者经常刻意回避新闻”，创下历史新高[2]；罗斯基勒大学（Roskilde University）2022年9月发布的一份关于丹麦人使用新闻媒体的报告显示，35岁以下的被访者几乎有一半表示，他们“主动回避新闻，以免心情不好”，24至35岁年龄段的丹麦人，有29%表示“经常”或“有时”试图回避新闻——而五年前，这一数字是14%[3]。在非洲，尽管Facebook（52%）和WhatsApp（43%）是南非最受欢迎的获取新闻信息的平台，近年来也出现使用率逐渐下降的趋势[4]。对于中国来说，由于新冠相关信息加剧了“信息疫情”，有51%的人表示为此感到有点紧张[5]。从数据信息来看，尽管各个国家仍然有大多数人在接触和使用新闻，但是许多人已经开始定量或限制他们自己对新闻的接触。

基于数据结果和现有研究，理解新闻回避的内涵与基本逻辑可以从概念、社会环境、媒体和民众四个维度来探讨。探究什么是新闻回避，第一步就是厘清其基本概念。有学者在定义新闻回避概念时提出了“有意的”（intentional) 新闻回避和“无意的”（un-intentional）新闻回避两种模型，即人们接触到不喜欢的新闻内容时会在一段时间内“有意的”进行较低程度的新闻接触，或者更倾向于接受其他信息内容而“无意的”进行较低程度的新闻接触[6]。还有学者从新闻回避概念出发，探讨了新闻信息超载、新闻回避的影响因素[7]以及电视新闻回避中的“有意新闻曝光”“无意新闻曝光”“有意新闻回避”“无意新闻回避”四个概念[8]。

民众选择回避新闻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包括他们对新闻的认知、对新闻质量的感知、对新闻相关性的评估[9]以及新闻效能（news efficacy）感知[10]。当人们感觉到新闻或信息过载、负面新闻过多，而因此产生预期新闻焦虑[11]、幸福感降低时，会选择减少新闻消费（news consumption）；当人们不了解相关新闻信息，或对新闻不感兴趣时会选择不接触相关新闻；当人们进行新闻相关性评估时发现新闻内容与自己不相关或自我的新闻效能感低时会回避新闻[12]，年轻人通常会“有意的”回避新闻[13]。此外，不同的性别在选择是否回避新闻时的表现存在明显差异，女性通常由于家庭分工和繁重的照料责任而减少新闻接触[14]。值得一提的是，特定情况下的新闻回避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情境策略[15]。

媒体的传播模式、内容以及传播渠道在一定程度上是新闻回避产生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一些传播模式的过度使用会减少民众的新闻接触，比如慢新闻模式会使人们感到新闻疲劳，从而减少新闻接触[16]；在负面新闻中使用数据可视化大量、详细报道相关新闻会使人们感到恐慌，从而回避相关新闻[17]。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新媒体平台也出现新闻回避现象，有研究表明社交媒体新闻过载对回避新闻需要和新闻过滤行为有显著影响[18]，在英国有21%的人认为他们在Facebook上看到了太多的新闻，只有3%的人希望看到更多[19]。

可以看到，新闻回避不仅是个人特征塑造的，而且是媒体传播特征、特定时间框架和社会环境因素的一部分表现。新冠疫情暴发后，“病毒式”的信息传播以及真相和谣言混杂在一起令人难以分辨。研究表明，立陶宛人在新冠大流行期间通过回避新闻来保持心理健康，有37%的人对新冠信息失去兴趣，32%的人选择回避此类信息，26%的人彻底停止关注[20]。可以说，特定的社会环境影响人们的新闻接触行为。

（二）新闻回避的基本逻辑。值得注意的是，新闻回避研究中常见的概念有新闻消费、新闻过载、“有意的”新闻回避、“无意的”新闻回避、选择性接触以及偶遇式新闻接触，还有学者根据“有意的”回避和“无意的”回避衍生出了主观性新闻回避和客观性新闻回避[21]。这些概念都与新闻回避相关却又相互交叠，含混不清。要准确把握新闻回避的表现和产生原因，需要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些概念进行梳理、阐释和界定，了解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

通过总结过往研究可以推论，新闻接触是指人们通过各种传播渠道浏览或寻找到新闻信息。从行为角度可以分为主动接触和被动接触两种。主动接触指受众在媒体上有目的、有意图地寻找和浏览新闻，是一种主观意愿下的选择接触行为；被动接触指人们漫无目的、无意图地偶然浏览到一些新闻，也可以称为偶遇式接触，有学者提出的“新闻找到我（news find me）”形象地解释了偶遇式的接触行为[22]。

当人们接触到新闻之后新闻消费就产生了。新闻消费是指民众通过媒体传播渠道浏览或寻找到新闻信息后进行阅读、观看、点赞、评论、转发或付费等一系列使用行为。当新闻接触与消费的总量和内容超过了民众预期的信息承受范围时，他们会因为过量新闻和负面信息带来的压力产生疲劳和厌倦的主观感受，形成新闻倦怠，进而选择回避新闻。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研究者提到的“有意的”回避就是人们接触和消费新闻后感到倦怠而产生的一种明显故意的行为，那么研究者提到的“无意的”回避似乎不存在，又或者新闻回避似乎是一种无奈之下的选择。结合数字技术发展的背景，新闻回避的形成源自数字信息的爆炸式生产和复杂而丰富的信息环境，受到新时空关系、新信息关系和新的“媒体－民众”关系的影响。因此，简单的有意回避、无意回避或主观回避和偶遇式接触的概念划分，无法将新闻回避概念从复杂情境中剥离出来。

要解释清楚新闻回避的概念，可以从众多因素中找到几个主要的维度进行阐释。第一个维度是数字媒介生态中的新闻回避是民众的自主选择。也就是说面对海量的可以永久连接的数字信息，以及可供选择的众多的新媒体平台，民众不急于进行新闻消费，并且更倾向于根据个人喜好选择接触或不接触数字信息。如此一来新闻成为非必要选项，对新闻兴趣较低者或者对其他信息兴趣较高的民众来说，他们没有“有意的”回避新闻，也没有在无意中被动等待新闻的到来，而是一种自我主导的选择性接触，即在众多信息选项面前选择不接触新闻。

第二个维度则是民众“有意的”回避新闻信息。这种情况具体表现为人们在沉浸式的新闻阅读过程中产生强烈的消极情绪，一方面纷繁复杂的数字信息让民众无所适从，人们不知道应该选择哪些新闻进行阅读或者不想错过任何一条新闻信息，从而明显感知到新闻过载，随即在数字新闻的浏览、搜寻和阅读中产生倦怠。另一方面丰富的新闻生产填满了整个信息环境，各种新闻和观点通过网络触达每一名民众。受到国际局势和社会格局变化的影响，新闻报道难免充斥着许多消极内容和观点，由新冠病毒相关信息加剧的“信息疫情”就是典型案例。同时，耸人听闻的失真新闻以及谣言也很容易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在消极新闻报道的不断提示下人们开始感到焦虑、不安和情绪低落。为了降低生存的不确定性、提升幸福感，人们会有意地减少或直接拒绝接触和消费新闻，也会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新媒体平台或消费其他信息，如娱乐信息，让自己的情绪暂时得到缓解。

第三个维度是民众“无意的”回避新闻信息。这种情况具体体现为人们并不完全对新闻失去兴趣，也不会主动浏览或搜寻新闻，而是在漫无目的地接触各种类型的数字信息的过程中偶然地阅读新闻。换言之，这种回避行为不是自主选择也不是故意为之，而是当人们漫游于数字信息海洋时受到算法推荐、朋友推送、热度较高等因素的影响，被动了解新闻内容。“无意的”回避新闻不会与新闻彻底隔绝，人们甚至会在偶遇式的接触后跟进了解新闻动态。

第四个维度是消极抵抗式新闻回避，主要表现为人们对新闻产生厌恶的情绪，并采用参与新闻话题讨论、制作原创视频以及采取线下行动等方式表达自己对新闻的看法，抨击媒体观点或新闻内容。这一维度在一些突发性新闻事件中表现得比较明显。

通过对这四个主要维度的阐释，我们可以对新闻回避概念形成一个基本轮廓。那就是新闻回避是人们在数字媒介生态中与新闻产生的多维、动态的互动结果，包括但不局限于民众自主选择回避新闻、刻意地拒绝接触新闻、无意间回避了新闻和消极抵制新闻。其中涵盖了信息环境、选择行为、心理变化、技术逻辑和社交网络等多重因素。

新闻回避产生的多重因素

上文在新闻回避概念界定的过程中提到，新闻回避是民众与新闻之间动态互动的复杂过程，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共同促使了新闻回避的产生。本文着重从信息环境和“媒体－民众”关系两个层面来分析。数字时代的信息环境是新闻回避产生的总体环境因素，主要由技术逻辑和新闻生产与传播两个关键因素构成。“媒体－民众”关系是一种综合多重因素的互动关系，包含选择行为、心理变化和社交网络三个因素。通过拆解和分析这些因素可以了解新闻回避产生的原因。

（一）信息环境层面。信息环境层面的技术逻辑主要探究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媒体平台算法推荐机制是如何促成新闻回避行为的。前面提到数字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时空关系、新的信息关系和新的“媒体－民众”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信息传播的速度、广度都大幅提升，现实与虚拟的融合、物理连接和心理连接的交汇，使民众深度嵌入在数字信息的结构中难以抽离。这为新闻信息的传播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使它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被筛选、被覆盖或被屏蔽。面对庞杂的、快速更新的数字信息，人们更希望从中挑选出符合自身认知和情感偏好的信息，这时新闻信息会被选择或被放弃。比如一些民众可能会花大量的时间沉浸在娱乐八卦中，而不会选择阅读严肃的国际新闻或经济新闻。

同时，信息的流动与数量的激增与民众精力的有限性无法完全适配，泛在的媒体一定程度上消弭了新闻的边界，人们需要花费精力分辨新闻和其他信息，从另一个角度讲，人们或许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下阅读吸引他们注意的新闻信息。不过，信息的快速更新又极易将新闻覆盖和淹没，即便是热度较高的新闻也可能在人们分散的注意力下被遗漏。并且，当民众感知到某一类新闻过多且较为负面时，新闻信息有可能会被他们屏蔽。比如疫情期间一些实时动态新闻会被人们屏蔽或“划走”。

媒体平台算法推荐机制也可能再次“围堵”新闻的分发。尽管数字技术使新闻传播无处不在，但是民众偏好却早已被算法记录。这意味着新闻内容可能会被反复推送，也可能被长期屏蔽。比如当人们在某一平台观看到与疫情有关的新闻后，该平台和其他媒体平台就会重复推送疫情相关新闻，一定程度上引起新闻同质化并引发“信息疫情”，进而使民众对同类新闻感到恐慌、紧张和反感。此外，当算法识别民众在各种媒体平台的关注类别后，没有消费和阅读新闻习惯的民众可能会大量接收其他种类的信息分发，比如运动健身、美妆饰品和母婴产品等，使得新闻在算法分发机制或民众的主动设置下被长期屏蔽。

信息环境层面的新闻生产与传播主要探讨新闻内容与传播渠道如何影响人们的新闻选择。从新闻内容来看，各类型新闻内容的生产（比如质量较低、主题偏向负面、内容失真、报道有起因却无结果以及同一主题有大量类似的报道和观点并重复出现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新闻回避行为发生的催化剂。近期关于2050年男女或都65岁退休的讨论在网络上此起彼伏，专家及各方观点不一致甚至大相径庭，人们处于混乱的信息中不知所措，选择不听专家分析，不关注相关新闻等行为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新闻回避。从传播渠道来看，当前许多媒体同时拥有多个发布平台，如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微博、官方网站以及其他网络平台等，极易出现相同内容多平台复制发布的情况。比如人们在微博上看到的新闻可能在微信公众号重复出现，如果民众因此而感到厌烦，则增加了他们接触同类新闻、错失其他新闻或直接关闭新闻页面的概率。

（二）“媒体－民众”关系层面。“媒体－民众”关系层面主要从民众的行为与心理机制、社交网络来分析新闻回避如何生成。行为因素是指民众接触和消费新闻的选择和习惯，与上述技术逻辑中民众对新闻的选择不同，这里侧重于民众选择新闻时的主观意愿。如果民众在海量信息中没有消费新闻的习惯或进行新闻消费后产生了一定的心理变化，那么就可以说民众的行为因素能够引发新闻回避。比如一项调查显示，很多女性受众不看新闻，因为可以降低情感消耗；年轻人的数字消费习惯与传统媒体生产脱节，新闻阅读让他们觉得琐碎和疲劳[23]。

心理机制则是伴随民众选择行为而产生的一种心理变化和情绪反应，是新闻回避是否产生的主导性因素。从牛津路透研究院发布的《2022年数字新闻报告》可以看到，有43%的人对新闻议程的重复性感到厌烦，尤其是政治新闻和与新冠有关的新闻；有29%的人觉得新闻让他们精疲力竭，还有29%的人认为新闻不可信。同时，大约三分之一（36%）的人，特别是35岁以下的人表示新闻会使他们的情绪变得不好；有17%的人表示他们有时不愿意为新闻而在线上或在家庭中发生争论；16%的人认为他们会因为新闻而产生无力感。其他人则表示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看新闻（14%），或者有些新闻难以理解（8%）。[24]因此，可以将心理机制因素分为四种情况。第一是新闻充斥大量负面报道时，民众会感到不安、愤怒、沮丧、难过和无助。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的新闻和去年发生的韩国踩踏事故新闻都使民众产生了类似的消极情绪。第二是当新闻被谣言淹没，人们无法从杂乱的新闻中辨别真伪时，会产生焦虑、恐惧和不信任等情绪。近期发生的胡某宇失踪事件中，由于部分信息没能够及时披露，导致网络谣言频现使简单的真相扑朔迷离，引发人们对未知情况的恐慌和焦虑。随着事件真相浮出水面，人们又因为接触并消费谣言而产生受挫感，进而对新闻失去信任。第三是当新闻揭露社会问题却没有后续的跟进报道和调查结果时，人们会产生一定的愤怒、厌恶和不信任感等负面情绪。第四是严肃且复杂的政治新闻、政策报道会使人感到难以理解，从而对此类新闻失去兴趣。

社交网络因素是民众选择行为和心理机制的中间介质，主要指人们与亲朋好友在新媒体平台建立起虚拟的社交网络关系，并在这个社交网络关系中通过互相推送新闻而产生被动的、偶然的新闻接触。比如朋友圈转发、点赞视频号、抖音推送和转发等行为，其促成的新闻回避介于刻意回避和偶遇式回避之间，因为民众可以根据心情和喜好选择是否对亲朋推送的新闻进行阅读。

应对新闻回避的建设性路径

从影响新闻回避的多重因素不难发现，新闻回避存在一定的消极影响，这对于民众、媒体和社会治理来说都是一种危机信号。要消除负面影响就需要合理的、建设性的应对路径。

建设性既是一种新闻报道理念也是一种新闻实践，指的是在新媒体环境下积极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新闻实践的新探索。在数字技术建构的新媒体生态与社会关系中，建设性新闻是新闻业完成自我迭代的新契机和新举措。对于中国来说，建设性新闻不仅契合中国发展的基本国情，还是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创新途径。

建设性新闻重点强调积极和参与，其意涵可以从四个层面来解读：第一是以正面报道为主的新闻理念，给人向上向善的力量；第二是在实际操作中从单一个体的帮忙上升到主动发现问题、查找原因、解决问题，最终推进社会治理；第三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指导原则，注重新闻的公共服务；第四是以积极心理学为基础在报道中加入积极情绪，令受众感受到正面激励，消解他们对世界的负面看法，提升幸福感[25]。因而建设性新闻理念的本质逻辑就涵盖了解决社会问题、调动人们积极情绪、促动人们积极参与新闻并提升人们对主流媒体的信任度等应对新闻回避的路径。

结合新闻回避产生的原因，建设性应对路径重点可从信息环境的建设性路径和民众心理机制的建设性路径两个步骤展开。信息环境的建设性路径是要以建设性理念主导新闻生产环节，营造新闻生产传播的积极环境，具有纲领性和总领性。一方面，精简新闻内容，创新叙事方式，做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报道原则指导内容生产，在叙事方式上贴近受众情感。例如，苏州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栏目《这事我来管》《共筑美好生活－苏城议事厅》从民众视角切入民生和问政，有助于引导社会舆论并凝聚社会共识。另一方面，借助数字技术的发展，媒体要充分发挥媒体融合的全媒体传播优势，发布适应不同平台的新闻内容，形成差异化、分众化，避免重复传播和复制传播的问题。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新闻报道为例，既有传统播报模式，也有在央视频客户端、抖音、微博等新媒体平台的创新叙事模式。

民众心理机制建设路径则是以建设性理念贯穿从新闻生产到新闻消费的整个过程，从报道方式入手，将建设性新闻理念的本质逻辑一一对应解决人们在消费负面新闻或过量消费新闻后产生的消极情绪。具体而言可以分为几个步骤。第一，鼓励人们参与新闻生产，提高他们对新闻的关注度和接触新闻的积极性。第二，在报道中注入建设性新闻理念，以含有积极情绪的正面报道消解受众因消费负面新闻而产生的难过等消极情绪。比如新闻专题节目《向前一步抗疫特别节目》从疫情防控工作中的小故事出发讲述了基层工作人员对社区民众的关心与照顾，充满了人文关怀与精神力量，在疫情的焦虑氛围中调动人们的积极情绪。第三，以“解决之道”建设性理念来规避新闻中可能出现的无结果、烂尾的现象，在报道过程中主动发现问题、查找原因并解决问题。例如，北京广播电视台播出的独家调查《高薪招聘背后的秘密》面对民众在求职中遇到的问题，积极地了解、追问、质疑和探访，最后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案并提醒人们提高警惕。如此一来，就能消除人们因为新闻没有后续而产生的厌恶和反感的负面情绪。第四，在积极推进问题解决的同时还要注重建设性舆论监督，发现问题、揭露问题并督促问题的解决。电视新闻类节目《记者卧底知名连锁便利店711揭内幕》就是以建设性舆论监督展开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揭露报道，节目彰显了媒体记者的职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民众对新闻媒体的信任感。除此之外，建设性舆论监督的追问和督促还能够及时还原事实真相，尽量规避新闻失真和谣言的产生，消解人们的焦虑和恐慌情绪。第五，新闻报道要以人民为中心，增强报道与民众之间的互动、协商和对话。在党的二十大融媒体报道作品中，新华社的微电影《小事大时代》以朴素、温情且不乏诙谐幽默的叙述方式，从微观视角巧妙、有趣地展现了垃圾分类、食品安全、呵护孩子眼睛等民生“小事”，通过贴近民众的话语方式与他们互动和对话，使党的二十大报道内容情感饱满且容易理解，提高人们对新闻的兴趣。最后，可适度采用“恢复性叙事”，治愈人们因信息失序、谣言和负面新闻报道等带来的心理创伤。如今核污水排放、国际政治冲突等报道使人们对生存环境产生强烈的担忧和不安，如果人们因此而彻底回避新闻，非但无法排解负面情绪，还有可能对社会环境产生错误判断。适度采用“恢复性叙事”的建设性新闻报道方式能够帮助人们治理情绪，恢复认知平衡。

总之，在数字技术驱动下，媒体、新闻与民众之间深层的、动态的连接和互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信息过载和新闻倦怠的产生，增加了新闻回避出现的可能。面对这样的社会现象，建设性报道路径能够在新闻生产环节提升新闻内容的品质，促进传播渠道的优化，同时增强新闻内容的情绪感染力和情感贴近性，完善社会监督。建设性报道路径不仅有助于搭建积极正向的新闻环境，还能够消解新闻回避的负面影响。这对于当前永久在线、永久连接的数字化媒体生态和新型社会关系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殷乐,申哲.数字生态下的新闻选择——建设性视域下新闻回避的内涵逻辑与应对路径[J].青年记者,2023(05):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