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敏芝（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第4期

人类社会的交往形态因为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将自身在交往领域的全面更新视为“数字化生存”的典型写照。数字技术嵌入人类生活，铺就了人类社会行动的新型基础设施，并在交往领域集中体现出其基础性、系统性、公共性、技术性等特征。同时，人们也在日常的数字交往实践中强烈地意识到，数字交往不仅是当下的现实，其技术后果已内在地预设了未来的社会想象。

 一种新的交往生态

数字技术应用首先对关系建构和交往方式产生直接影响。一方面，社会连接的渠道、关系维护的手段、社会主体的互动形式等都发生了全面的数字化迁移；另一方面，由于人们的社交行动更普遍地在各类数字平台之上展开，形成了与现实交往场景迥然不同的、虚实相融的数字行动空间。交往领域新的交往主体、新的社会关系、新的实践特征等，共同构成了数字时代全新的交往生态。

 （一）数字交往生成了新的交往主体

如马克·波斯特所言，数字技术在社会交往层面引发的最具革命性改变在于为人创造了新的身份，或者说创造了新的交往主体。数字交往中，人们可以有多个“人设”以实现自己的“数字分身”，每一个账号或一个IP都可以像一个主体一样行动，尽管它们可能基于同一个身体。数字分身可以被视为“仅仅存在于语言和行动中的无实体的身份”，可以在数字空间内更加自由地在场、离场以及身份切换。不仅人的生存空间在无边际地扩大，人的身份和交往的自主性也在不断扩张，交往中的身体在场已经被数字在场所取代。

 （二）数字交往创建了新的社会关系

数字技术赋予人们多重数字身份，也赋予“物”或“机器”以身份，于是在人际关系之外创建了更丰富的“人-物”与“人-机”关系。人们可以和机器人进行各种互动，可以和一个虚拟人谈恋爱，可以和具有数字身份的一切物体进行信息交互。比如豆瓣的“人机之恋”小组，其中的成员就可以通过应用程序创设一个属于自己的AI角色，然后与机器建立不同模式的情感交流。当人机关系从信息交互性转变为人格交往性，其性质便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因为交互性主要强调的是人机交互的实时体验，而交往性则能够形成全新的社会关系。这类新型社会关系完全是由数字技术创生的。更重要的是，数字技术创建的关系正在取代日常生活的关系，社交媒介更方便连接弱关系，使传统社会中本不会构成关系的关系变得可能、变得容易。

 （三）数字交往呈现了新的交往特性

在交往行为数字化之前，人类有着长期无中介的面对面交往和书信等媒介化交往形式，面对面的无中介交往社交线索直接而饱满，情境性极强，但这种交往方式存在极大的时空制约，交往范围基本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范围同构。书信、电话等媒介化交往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时空障碍，交往可以在时空异步的条件下进行，交往范围得到了一定突破。互联网与数字技术支持下的社会交往呈现与既往交往实践很不相同的特征：流动性、扩张性、兼容性、技术性、脆弱性等，成为数字交往的主要特性。

 （四）数字交往具有高流动性

流动性的另一种解释是变动，数字交往样态具有极强的变换性：交往可以是即时即刻的，也可以是时空异步的；社交线索可以是隐匿的，也可以是增强的。同时，未来数字社会的行动空间会是一个高度数字化的空间，我们不能简单地沿用对早期互联网的认识，认为它是数字的因而就是虚拟的，恰恰相反，当下和未来的数字空间是现实和虚拟的融合，或者说根本就是一种新现实。因此，数字交往是一种兼容现实交往和虚拟交往的总和性指称。数字交往的扩张性和技术依赖性很容易理解，而且在当下的日常交往中也很容易体会到。

 （五）数字交往具有一定的脆弱性

数字交往的脆弱性与技术依赖相关，但也不仅仅因为其受制于技术。数字交往在关系扩张（尤其是弱关系）的同时，也助长了关系建立与关系消除的任意性，比如一言不合就拉黑的举动可以在一秒内进行。因此，相较于传统基于地缘、血缘等构建的关系而言，数字关系可谓更加脆弱。同时，网络交互使“各种各样的青年文化团体只是由于兴趣、爱好聚集在一起，他们之间的联系是松散的和多样化的”，这也是互联网技术的文化衍生。此外，数字交往需要通过界面建立连接，界面依赖是其重要特征之一，因而当界面的可连接性出现故障时，数字交往可能瞬间受限或终止。

 一种新的空间建构

人们的空间认知是逐步拓展的，从物理空间拓展到社会空间。人对物理空间的体认属于本能性认识，以身体为尺度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上下、前后等空间概念；伴随人们丈量大地能力的提升以及科技工具的诞生，人们对物理空间的认知从陆地到海洋、从地表到太空，空间不断地立体性拓展。比如，欧洲在16-17世纪领先全球的造船技术为人们打开了海洋空间，这个“如此令人瞠目结舌、史无前例的空间革命”同时也诱发了人们社会行动与世界观念的更新；当天文望远镜在1609年被制成之后，人们认知中物理空间的规模变得无比广阔。但无论是高耸的山峦、无垠的大海，还是广袤的星空，这种空间概念的扩张都属于同一维度，即物理空间。

从物理空间到社会空间，是人对世界认识层面的重要深化。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非常具有启发性的主题，即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本质上是社会主体行动施展的社会空间，也是交往理性得以实现的社会条件。哈贝马斯揭示了一种新型社会空间——公共领域，并赋予其重要的社会功能。他认为这类新型社会空间的形成，给社会变革和政治革新提供了精神层面的动力：“在阅读日报或周刊、月刊评论的私人群体当中，慢慢形成一个松散非组织的但开放和弹性的交往网络。剧院、博物馆、音乐厅，以及咖啡馆、茶室和沙龙等场合对娱乐和对话提供了一种公共空间。这些早期的公共领域逐渐沿着社会的维度延伸，聚焦点由艺术和文学转到了政治。”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公共领域具备两个特点：第一，其形成与当时新兴的大众媒介如报纸、书籍等密切相关；第二，其形成基于社会交往。因此，决定公共领域是否存在的依据并非具体的物理空间，而是由各种媒介联系起来的社会交往与主体间互动。公共领域的发现使人们认识到，交往在促进社会进步和政治革新方面具有巨大作用，当然，对社会空间的发现与阐释也同时具备重大的理论价值。

思想家们所揭示的社会空间在互联网时代有了新的演化，一种“数字空间”或曰“数字社会空间”已经形成，空间革命在20世纪末期尤其是21世纪初因为数字技术而再次上演。

基于数字交往和技术联结而形成的数字空间正在成为人们社会实践的主要空间，可能引发公共领域新一轮的结构转型。德国哲学家韩炳哲也观察到，人们的日常交往被全面迁移到数字媒介之中，数字主体间的交流是一种“目光缺失的交流”，构建这一交流空间的核心要素是技术平台和数字行动者。数字媒介对社会空间的突破是一种历史性的跨越，使交往突破了既往社会空间的边界，使社会空间具备无限的张力和弹性：可以大到“地球村”，可以小到“二人组”；可以无远弗届，也可以近在咫尺。同时，数字社会空间已经越来越体现出替代现实社会空间的趋势，从交往和传播的角度来看，数字技术为人们创设了一个非物质的、无边界的、超现实的社会空间。

如此，数字社会空间便具备了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空间所不具备的性质：一方面，需要重新理解交往中主体间性；另一方面，需要对全球性的交往理性进行重新评估。数字空间不仅是全新的，更是飞速扩张的，它的边界和构成不断地延展，对人类认知与世界秩序构成双重挑战，对空间秩序的建构提出了迫切要求。数字空间内的交往主体和主体间性都和哈贝马斯之前提出的不同，有学者认为，数字空间内的交往只能以数码化的方式进行，所以“我们根本无法建立哈贝马斯意义上的主体间性体系。如果需要对数字空间中的交往行为作出界定和描述的话，我们可以将其称为‘物体间性’。换言之，在数字空间中道德秩序建构的基础不再是主体间性，而是以数字协议为基础的数字对象化的物体间性”。因此，当人们的生活世界全面迁移至数字空间时，当传统的交往法则拓展至“云交往”实践时，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如何理解这一新型空间以及人们在此空间内的行动。

 一种新的文化实践

 首先，数字交往代表了一种新的文化实践，这种文化实践体现出强烈的媒介逻辑

媒介学家赫普认为，数字时代是社会走向深度媒介化的阶段，体现在交往领域，即数字媒介不仅规定了人们交往的形式，也从某种程度上规定了人们交往的规则，交往中的自我与身份、行动与场景等都成为经由媒介转换的存在物，交往中的关系与情感、伦理与秩序等无不受到媒介装置的规定，可以说，媒介逻辑深刻地影响着实践的方式、内容与结果。

如前所述，数字技术支持下的数字交往为人们建构了一个迥异于“前数字时代”的社会空间，我们所处的环境“更是一个由各种物体与用户形成的网络所构成的信息系统”。于是，人们利用社交媒体实现日常而普遍的“云交往”，利用各种数字App实现自己与商家、客户、司机、服务者以及各种陌生人之间的关系连接；还可以利用数字分身在类似元宇宙这种“高度数字化的生活空间”中获得不同的人生体验。应该说，数字时代的文化（生活）实践与新媒介直接相关，或者说，新媒介及其逻辑嵌入已经成为当代文化的现实。

 其次，数字交往所代表的文化实践具有“被编程”的社会性

“社会性”按照拉图尔的说法，指的是社会不同行动者聚集和关联的方式，其中包括人类和非人类，尤其是技术物，它们彼此关联，相互转译。理解“被编程”的社会性需要我们意识到，在研究人类行动与实践的社会性时应当重点考察各类社会行动者是如何以被编码的“组织手段”连接在一起，并尝试理解这种组织手段本身所蕴含的与社会相关的规范和价值。更具体而言，“被编程”的社会性揭示出一种社会事实，是软件程序而非别的什么因素在影响和构建人们的行为方式，并且以其特有的手段为社会确立价值、 规范和具体实践。数字交往非常典型地体现出“被编程”的社会性，个体是在软件组织中进行实践，在程序秩序中设定自身行动，其行为更明确地显现出“关联方式”的特定性。

稍加延伸便可发现，社会实践被数字技术编程的例证在现实中比比皆是：社交媒体的界面与程序决定了我们如何交往，新媒体的互动方式决定了我们如何表达情感，GPS技术指导了我们的活动轨迹，各种App塑造了全面数字化的人格与人生……实践行为被加以技术编程，行动的范式自然会随着转换，技术程序在我们的主观判断之外，悄然改变着我们所有人的行动与感知、 情感与观念，换句话说，改变着我们的共同生活。

 再次，数字交往所代表的文化实践勾连着深刻的全球化语境

数字交往极大地拓展了交往的范围、提升了交往的速度，让人类包括交往在内的诸多实践真正可以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展开。交往范围拓展带来的直接影响是信息、观念、思想等文化内容得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互动；交往速度的最大化，使文化交流与文化反应都抹去了时间差，产生更加饱满的文化交互和更加充分的世界对话。但这都只是数字交往在全球化语境中的浅显表征，其深层作用在于，全球化语境中所包含的文化“异质化”的趋向在数字交往过程中被充分激发了。文化学者们敏锐地指出，全球互动的中心问题是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异质化之间的紧张关系，而这一“中心问题”在数字交往时代则更加突出，甚至决定了全球文化走向。在数字交往的实践中，我们更强烈地体察到各种异质文化在交流互动过程中既相互吸纳又彼此对抗的复杂关系，这一点在舆论场中体现得非常鲜明。因此，数字交往作为文化实践的重要构成，需要意识到全球化语境的深刻影响和深远作用，需要意识到当下“交往全球化”与20世纪末在资本动力驱动下形成的“经济全球化”在形态之间已经存在巨大区别。

按照文化哲学的理解，文化是特定社会理解、获取、创制秩序的方式，是总体性意义上复杂人性的自我实现与自主性的实践证成与诠释方式。理解数字交往实践所表征的数字文化，本质上就是理解人们如何为自己创制数字生活的秩序，如何解决数字生活中的新问题和新困境，如何在实践过程中为生存于这一文化境遇中的个体提供一种感知与体验世界的典范性图式。因此，数字交往所参与建构的文化从根本上是实践性的，其形态与规定性首先来自具体的生活方式与实践情景，它所具备的实践特征也反过来塑造着数字时代的文化内涵。

 一种新的社会想象

“社会想象并非一系列的理念，相反，它是使社会的实践通过被人理解而得以落实的。”加拿大学者查尔斯·泰勒在考察现代社会时认为，新的社会想象的形成是现代社会及其现代性的基础。社会想象基于实践，更是实践与观念融合的结果。随着社会新实践形式的展开，这些整体上进行的实践会逐渐建构一种新的社会想象，并为人们的行动提供解释、赋予意义。

“社会想象”概念受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的启发，之所以沿用“想象”一词，是因为泰勒赞同安德森的观点，认为人们对于社会的共同性理解必须指向某种集体的认同、共同的行动或一致性经验，而这些共同性理解主要基础于认识上和情感上的关联，因而可以被视为一种想象。泰勒正是在这个共同认识、共同理解的意义上继续使用“想象”的内涵并将其作为自己现代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社会想象有非常明确的内涵指向：其一，社会想象的方式对于普通人而言是形象的和感性的，而非抽象的；其二，社会想象为大多数人共同拥有；其三，社会想象是实践与观念广泛结合的结果，比理论更具有合法性和解释力。正是由于社会想象具有如此强烈的实践性和融合性，也使得社会想象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期都是复杂的。但这同时也揭示了一种理解社会的路径，一方面，集体实践与社会想象之间可以相互解释；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通过剖析社会实践的更新去理解社会观念与价值追求层面的整体变迁。

人类进入现代社会是历史的最大变革，较之传统社会，现代社会的社会制度、生产力水平、经济模式、生活节奏、人际关系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形成了新的生活模式和社会秩序，也在此实践基础之上形成了现代社会所有的心性结构与社会想象。因此，对现代社会诸种特性的理解，需要使用社会想象的方法，这种方法的本质就是从具体而普遍的社会实践出发，考察其中所包含的那些人们普遍认同的自我意识、关系结构、社会秩序等。如此，社会现实才能在人们的共同想象中获得认同，并在人们主动参与和积极构建的过程中作为社会现代性的内涵与样式被确认。

社会想象概念表明社会是一个自我发展的有机过程，人们会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形成强烈集中的共同认知和情感关联，以此共同建构和塑造社会文化。在泰勒看来，市场经济、公共领域与人们自治是西方现代社会想象的主要领域，并由此形成了西方社会特定的社会形式和现代性的总体特征。那么，在越来越具备自身明确特征的数字社会，哪些领域是数字社会的共同想象？哪些观念将会成为人们在诸种数字实践中达成的基本共识与普遍相信？

在笔者看来，数字空间、数字交往与数字经济等都是数字技术革命后社会想象的主要领域。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人们围绕数字化实践所形成的交往与互动，将作为数字时代社会想象最基本最重要的认识基础发挥作用。数字社会的道德秩序、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都必然在数字交往的过程中不断发育成熟。同时，在新的社会想象形成的过程中，个体的力量会更加凸显，技术赋权不断强化其参与性力量，从而促使人们调整自我意识和个体想象。

数字社会的共同想象同样是复杂的，其中包含个体与他人之间的相互期待，包括社会生活中集体实践所达成的诸多共识，也包含公共领域中的多重互动与群体协作等等，这些实在的实践逐渐为社会建构出共同认可的规范与秩序。丰富的数字交往实践为数字主体提供了社会想象最重要的基础，数字社会的实践者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获得崭新的体验和认识。新的实践不断和新的社会制度相融合，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实践中形成新的惯习和规范，重新规范和界定人们的行为边界、行动模式和伦理认知，共同定义着数字社会的特性。因此，数字交往既是形成数字社会想象的认识基础，又是解释数字文化的重要切入点。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人的根本存在方式是实践，体现出强烈的能动性，但人的任何实践活动都是联系性的而非个体性的，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实践能动性与社会性的体现都需要交往，因此交往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或者说，交往才是社会生产的前提、社会存在的基础，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数字交往是一种超越时空、超越现实、超越既往交往模式的社会活动，使人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与自由，但也将人类抛入新的历史困境。我们能拥有什么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下的社会想象，数字交往正在以自身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参与新的社会想象的建构。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中的算法文化引导机制研究”（批准号：22&ZD316）、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数字弱势群体’社会融入的媒介支持研究”（批准号：22BXW044）成果】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王敏芝.数字交往的技术后果与社会想象 [J].青年记者,2023(04):1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