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人的野菜文化

“哎呀……苦苦菜呀……”是许多人儿时印象最深的吆喝之一!那时的野菜是论堆卖的,几分钱一堆,捡得干干净净的,回家便可水洗上锅。在粮食短缺的时代,哪个精打细算的家庭主妇不这么做呢。

野菜当粮实际上是农业诞生以前的采集和渔猎时代采摘式生存方式的遗存。

农业发展起来以后,采摘业变成了辅助性的生产方式,日常饮食对野菜野果的需求越来越少。因此,越是农耕后发的地区,越具有食用野菜的传统。

除了引黄灌溉的河套区以外,宁夏及其周边大部分地区历史上都是靠天吃饭。在这样的生产条件下,极具地域特色的野菜文化应运而生。

历史文献显示,西夏时期本区域的百姓就因为粮食短缺而“春食鼓子蔓、咸蓬子;夏食苁蓉苗、小芜荑;秋食席鸡子、地黄叶、登厢草;冬则畜沙葱、野韭、拒霜、灰条子、白蒿、碱松子,以为岁计。”

野菜的功用显然不仅仅局限为“菜”或副食,而是主食,直接当粮食使用。

明代成书的《固原州志》中就将荠菜和蕨菜收入蔬菜类物产中;清代的《中卫志》中则记载当地“草有绵蓬、刺蓬、水蓬子,皆可食,遇旱,山民采以备荒。绵蓬子,可酿酒。又有登粟,产沙地,子可做面食,变可粮食,一名沙米”。

登粟即登厢或沙米,作为宁夏中北部风沙区救荒粮食的历史文献可及的就有一千多年了。

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中也记载宁夏韦州一带明时遭遇灾荒年景,军民纷纷到荒滩草地中觅食,得以果腹。

关于宁夏野菜资源植物的数量,到今天还没有定论。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野菜资源植物的认定不尽相同,如对淀粉类、香料类资源植物是否属于野菜尤其有争议;二是对植物是否有资源价值认识有限,尤其对那些群落伴生种,由于可采量少,分布局限,资源价值很难认定。

香料类野菜植物如苦豆子、百里香等,是地方特色饮食文化的重要元素,苦豆子草粉(香豆草)制作的面食有特殊的芳香和色泽,香豆草花卷、饼子,构成了甘宁一带的面点特色。

百里香在宁夏主产于中南部,传统的食用方法是放在蒸笼里增加香味。代粮充饥的野菜在宁夏周边地区种类很多,最大宗的可能就是艾了。

“艾”是艾蒿的俗称,是宁夏及其周边蒙、甘、陕部分地区最受欢迎的野菜之一,其食用方法是拌上面粉蒸熟后食用。

多年来每到秋季家家户户忙于采收这些植物,公社化时期还有生产队组织开展野外小秋收,其中如白沙蒿籽在宁夏中部地区依然是许多农家乐于采收的野菜,更是地方特色蒿子面的基本原材料。

宁夏及其周边地区充作蔬菜的野菜,其食用部位多数是幼苗、新芽、嫩叶,如扫帚苗、马齿苋(胖娃娃菜)、沙葱、苦苦菜、香椿等等。

值得一提的还有藻类的发菜、地软等,因为产量少而金贵,属于野菜中的上品,地软包子近些年成为宁夏大小餐厅的必备面点之一。

以“红黄蓝白黑”驰名的宁夏五宝中,“黑”字原意是发菜,近年来因在其采集过程中造成严重的草场破坏,从五宝中被剔除。

发菜从资源到“非资源”的轨迹转折,正是生物资源命运多舛的真实写照——所有的野生生物资源,一旦被人类所垂青,很难不走到破坏、枯竭、物种濒危乃至灭绝的结局,竭泽而渔。

值得庆幸的是,野菜是更新资源中繁殖更新能力最强的一类。

改革开放以来,野菜在国内市场上经历了从丑小鸭到白天鹅的蜕变,从农村集市逐渐走入大超市,从百姓餐桌走上高档宴席,在一些中心城市甚至达到了“野菜比肉贵”的境地。

野菜可以说是新兴产业,而且是有旺盛需求,有一些地方开始作为优势特色产业大力培育扶持。

宁夏及周边地区大力发展野菜产业,面临的不仅仅是资源问题,更严重的可能还是野菜采收带来的一系列生态问题。

虽然我们也有一系列兴利避害的对策——查清资源,限量利用;轮采间采,挖大留小;引种栽培,化野生种植……,但是适度利用、保护性利用,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

一旦进入农地种植,野菜还是野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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