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如果要写小说,那么她必须拥有两样东西,一样是金钱,另一样是自己的房间。”1928年,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这样写到。房间在此处,既是实指,又是虚指,既是实体空间,又是心理空间,既指向女性在社会中的经济权和受教育权,也指向女性不受历史和现实约束而蓬勃溢出的创造力。
近百年后,女性和“房间”的关联仍不断被讨论、被书写。房间划定边界,女性在其中时而感到限制,时而感到自由。房间既是内心活动的外化——房间的失序象征内心的混乱,也和身处其中的个体相互影响,相互改变。走进不同人的房间,如同闯入不同人的内心世界,男与女,老与少,人与人不同,房与房有异。
而更进一步,跳脱出传统意义的女性房间会是什么样的?如果说异性恋婚姻已经逐渐不被视为女性的必要选择,女性还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呢?从她的房间到她们的房间,女性之间的守望相助会是一条新的出路吗?一种以关系为中心、基于照料和互助的新型联结是可能的吗?
本期节目由随机波动与COS联合呈现。
周嘉宁:重读《一间自己的房间》时我意识到,我的女性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比我年纪更小的女性群体更直接地唤醒的,倒也不完全是从书本当中或从前辈那里获得的经验。在近七八年的时间里,我看到比自己更年轻的群体所做出的努力,让我有很多反省和觉察,重新考虑所有的问题。我想,当伍尔夫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是不是会以为时间过去10年、20年就会有非常大的变化呢?
冷建国:我们是在这个时代被海浪拍醒,获得了一种性别的意识,回头再看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才意识到,原来那种山呼海啸般的东西在一个世纪前就出现了。她那里才是海底火山,一直推动着海浪向前翻滚,到今天才拍到我们身上。
这个房间除了是文学上的空间和心理上的空间,我觉得伍尔夫还指明了特别根本的一点——这既是文学议题,也是经济议题。她的原话是这样的:“一个女人如果要写小说,那么她必须拥有两样东西,一样是金钱,另一样是一间自己的房间。”除了房间,她也强调了金钱也即经济权的重要性。让我想到鲁迅写的《娜拉走后怎样》,如果没有经济权,娜拉“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张之琪:我从中还感觉到了一种福柯式的历史写作方式,即物质、空间的变迁如何影响了文学的诞生,有一种考古的感觉。比如伍尔夫写,19世纪每户中产家庭只有一个起居室,供全家人共用,女性如果想要写作就必须在全家共享的空间里写作。她在这个空间里会被各种人打断,没有独立的书房可以栖身,她要很小心地不让仆人、客人发现自己到底在做什么。女性没有自己的空间,也没有一个完整的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但另一方面,伍尔夫也说,女性的感性就是在全家共享的起居室里不断得到熏陶、磨练的,“人的情感烙在她们的心里,人际关系摆在她们的眼前,因此中产阶级出身的女性提笔写作时,自然而然就会写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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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中那些我们难忘的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