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文钊/文 多年以后，我们应该坦然地承认，这期定义为《2020》的特刊，在2012年12月31日出版之后，不用多久就被人们丢在脑后了。这体现了新闻作为易碎品的特性。但是当时光穿梭，我们终于走进2020年，这份特刊的价值却意外地浮现于眼前。

那是8年前我们对于中国和世界的想象。我们讨论到的关键词从经济增长、人民币、财政预算、贫困问题，到高考、房价、移动支付和电商，从中国制造和品牌国际化，到直接融资和大资管时代的到来。现在看起来，我们可能太乐观，也可能过于保守。即使如此，当岁月在我们眼前转瞬逝去，我们反而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脉动。

这是时间的力量。

一

我们预测中国会把2021年的预期经济增长率确定为6%——现在看来这可能是有道理的。2012年，我们也曾经历过GDP是否“保8”的争议——这或许是一个巧合。正是在那一年，中国预期经济增长率在8年中第一次调降到7.5%。当我们执着于眼前时，也许从更长的时间线去观察中国经济，对于今天要不要“保6”，会有更笃定的答案。

更何况，我们很可能忘记了，这一轮互联网企业的崛起恰好和这样一个时间线重合。这正是一个互联网+或者+互联网的过程，是一个新经济融合改变旧经济的过程。这一进程仍在继续，还远未到收官之时。我们看到的那个向下的曲线，和那个始终坚韧地向上拉伸的曲线，都描摹着中国经济的真实形象。他们以这样看似冲突矛盾的方式融为一体，这足以告诫我们，简单地说对中国经济乐观或者悲观，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在“保6”争议之外，我们对未来的中国经济期望仍多。一个原因是，我们正在进入5G时代，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生物科技在持续提供新的可能。事实证明，我们很可能会错判新技术带来的改变。比如说，移动支付的普及要比我们想象的更快。2012年，接受我们采访的市场人士相信，移动支付很快会迎来“爆发式增长”。问题是，我们无法用经验预判新技术的爆发是怎样的——这不管用。当我们还在展望移动支付可能的新场景时，它已经以摧枯拉朽之势，占领了几乎所有你能想象的空间。

不过我们不是押注于技术本身。在过去几十年中，也只是在互联网时代我们才可能跟得上整个世界的脚步，甚至在一些领域走在前面。这大体上跟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斌所说的中国特有的3S优势相关——规模经济优势、范围经济优势和速度经济优势。不过这样的优势也并非天然就能发挥出来。我们要做的无非是创造种种现实的条件和环境，让企业家发挥创造力，把这种潜在的优势变为现实的生产力。他们是中国经济实现引擎切换的点石成金之手，这么说一点儿也不过分。

2012年，我们兴致勃勃地想象跟“主流消费者”见面的情形。分析师们预期，消费在2020年前会成为中国GDP增长的最重要的驱动因素，他们说的没错——消费已经是拉动经济最重要的动力。但是这一幕我们无法想象，在2020年即将到来之时，我们讨论最多的除了消费升级，还有消费降级或者分级。我们原本对一个日渐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寄予厚望，现在忽然发现，我们很可能低估了小镇青年释放的消费力。尽管有人对这种能量的可持续性表示担忧，不过毫无疑问，他们也是主流消费者的一部分。

当我们讨论宏观经济的时候，总是容易忘记市场的主体是企业家，是消费者，是普通大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二

2012年，两家知名的咨询公司发布了数据略有差异的报告。一份显示联想超越惠普成为全球PC市场第一，另一份却表示联想与惠普的差距还有0.2%。杨元庆说，0.2%的差距让联想更能慢慢享受登顶的快感，联想将成为全球PC市场的领导者。今天的联想仍然是PC市场的领导者，却也面对更多争议。人们更关心，在智能时代他将如何证明自己仍然是王者。作为中国最早开始国际化的公司之一，联想所经历的一切正像这家公司的股价所体现出来的那样，它曾跌入低谷，现在仍在爬坡，相信曙光已现。

华为出现在这一期特刊的广告中，它展示的形象，是遭遇15年未曾遭遇的大风雪时，用直升机在阿尔巴尼亚深山中确保信号畅通的电信设备供应商。那一年华为第一次在整体营收上超过爱立信，即使如此，它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引人瞩目。然而在我们的报道中，华为可能遭遇的困厄已见端倪。记者这样写道：“现在华为公司没有一天不耳闻目睹政治上煽动或竞争对手煽动的关于网络安全的负面评论。比起20多年前需要向外界证明产品质量的时代，现在想要向有成见的西方客户表达诚意似乎更加困难。”这是2012年。

同样是在2012年，美的集团创始人何享健交班职业经理人方洪波，一场大规模的瘦身行动就此展开。那是在中国进入“三去一降一补”的语境之前，一家企业刀刃向内的变革。方洪波相信规模为王的时代已经过去，赢得未来必须依靠品质。要在差不多三年之后，美的才能重新证明自己的价值。此后，这家公司收购了库卡，定位于一家全球科技公司。

联想、华为和美的，作为中国制造企业的一线品牌，他们是中国企业全球化和品牌国际化努力的缩影。他们所感受和经历的酸甜苦辣，将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所感受和经历。对中国企业来说，这可能并非最佳的时机。不过大势如此，没有哪家企业能够逃开。在反全球化的声浪和愈加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企业愿景和这个国家的命运扭合在一起，息息相关。可以肯定地说，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会拥有一批真正的世界级公司。

三

2012年，我们用一篇标题是《民营企业寄望公平》文章，传递来自企业家的声音。这篇报道采访的主人公之一是慈铭体检的创始人韩小红。在报道中，她说她对于未来最大的期许只有“公平”二字。

报道中的韩小红不乏烦恼，却也斗志昂扬。她相信，只要能够实现公平，民营经济本身所具有的旺盛生命力将会创造出一个辉煌的未来。

韩小红创办的慈铭体检在2017年易手。事实上，今天的民营体检市场，有更多的玩家为我们所知，其中包括慈铭体检的新掌控者美年大健康和作为竞争对手的爱康集团。

对于民营经济，2012年人们热议的话题是“非公经济36条”。这指的是2010年发布的新36条，相对于2005年发布的“非公36条”而言。那一年年民企最期待的是“政策配套”。按照时间表，各部委应该在当年上半年出台“非公经济”新36条实施细则。截止到7月3日，共有22个实施细则陆续公布。然而媒体评论说，民营资本真正参与到垄断领域的步伐仍没有实质性地迈出。

市场开放，这一点在2019年发布的一份文件中得到了更具体的体现。12月22日公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中提出，在电力、电信、铁路、石油、天然气等重点行业和领域，放开竞争性业务，进一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在基础设施、社会事业、金融服务业等领域大幅放宽市场准入。

这份文件被称为民营经济“28条”，与此前公布的两个“非公经济36条”一脉相承。

这当然不是一个新的开始。

2012年，时任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的保育钧，对于民营经济的2020年十分乐观。

他预测，未来十年， 民营经济会成为投资主体，未来会占社会总投资的70%到80%。此外，民营经济还会成为社会就业主体和创新主体。”

这位被称为“保大炮”的前报人、民营经济鼓吹者，在2016年因病辞世。应该说，他的预言大部分都实现了。

今天对于民营经济的贡献，人们熟知的是“56789”——民营经济对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占比超过50%；GDP和固定资产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占比均超过60%；企业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占比超过70%；城镇就业占比超过了80%，特别是对新增就业的占比贡献超过90%。

四

在拉长的历史镜像中，我们或许都应该是乐观主义者。

在2012年那期特刊出版前一个月，经济观察报的观察家年会如期举办。年度演说的题目是“新十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给出的演讲题目是“重启改革正当其时”。

回到历史现场，每一项改革的突破都面对困难重重。比如说生育政策的调整。2012年，人们讨论的热点是，在允许城镇“双独”（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家庭生育二胎后，何时放开“单独”（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

放开的呼声中不乏激烈的反对者。甚至有人主张“更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不过形势比人强。到第二年年末，单独二孩政策就已经落地。

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中国从1980年开始，推行了35年的城镇人口独生子女政策宣告终结。

这一年年末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更是明确：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

民心所向，也是大势所趋。

比如说户籍改革。2012年时，人们关注的热点还是“异地高考”。

那时候我们无法想象，此后短短几年间，一些省会城市也会加入到抢人大战中去，城市管理者仿佛忽然间发现，城市的竞争最终还是人的竞争。不管放开户籍背后还有什么样的考量，但这块坚冰以如此方式松动乃至化解，的确出人预料。

这样的转圜并非一日之功，但也绝非无迹可寻。2013年的文件中，还提出“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出现在《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中的措辞已改为“大幅增加落户规模”，超大特大城市户籍“堡垒”终于有了点松动。

2019年12月，中办、国办发文，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落户限制，全面放宽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大城市落户条件。

每一项改革事项的落地，都关系到一个庞大群落的福祉。生育政策和户籍政策的调整就更是如此。而在利益的考量背后，更值得关注的是人的权利本身——生育的权利、迁徙和定居的选择权利。

2012年，我们报道中的主人公，初中就辍学的占海特希望她5岁的妹妹不再经受和她同样的烦恼。2020年，妹妹就到了读初中的年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