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距离2000年上海提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三步走”战略已有18年，如今，进入最后2年冲刺阶段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迎来新蓝图。经国务院同意，人民银行会等八部委近日联合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行动计划（2018－2020年）》，清晰地勾勒出了2020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一个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迈入全球金融中心前列。 回首过去18年中，沪上金融业在扩大对外开放、金融改革创新、完善金融市场功能等方面已推出了诸多先行先试的举措，上海的金融体系已枝繁叶茂。但展望未来2年，要达成《行动计划》提出的愿景，时间依然紧迫，金融业如何进一步发挥关键核心作用，值得各方思考。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短板何在 ■ 记者 周轩千 近日，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行动计划（2018－2020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吹响了2020年上海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冲锋号”。正如上海市副市长吴清所指出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具备历史和现实的基础，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空前激烈。对标全球最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还存在一些短板，表现在大而不强、金融发展软环境需进一步优化等方面。 顶层设计“时不我待” “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再过1年就到2020年了。”谈及《行动计划》，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研究院院长赵晓菊教授对《上海金融报》记者表示，“从衡量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些硬指标，特别是资本市场的一些规模指标，例如股票发行数量、黄金交易量等，上海已经达标。但如果按国际金融界对国际金融中心评价的指标来衡量，还是有部分指标没有达到，比如资本项下可兑换的进一步开放，以及良好的营商环境、政策信息的透明度等软环境等都存在一定差距。其中有些指标如资本项下可兑换进一步开放在短期内无法实现，在此情况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能否继续上一个台阶？答案是肯定的。但具体如何推进，需要智慧，需要谋划。上海不仅是中国的上海，也是世界的上海。上海要建设的不仅是中国的金融中心，而是世界的国际金融中心，至少是亚太区域的国际金融中心。” 根据《行动计划》，上海争取到2020年建设形成“6+1”格局的国际金融中心，即建设“六个中心”（全球资产管理、跨境投融资服务、金融科技、国际保险、全球人民币支付清算、金融风险管理与压力测试），形成“一个优良的金融生态系统”。赵晓菊以“金融科技中心”为例指出，无论与英国、新加坡，还是与国内的北京、杭州、深圳等地相比，上海在推动金融科技发展方面都有差距，应制定金融科技发展的3年（短期）、5年（中期）发展规划。 从更长远来看，赵晓菊认为，若干年后，国际金融中心的衡量指标中，很可能会增加金融科技发展的相关指标，如大数据、云计算、移动支付、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在金融领域中的应用指标，以及金融支持可持续发展或绿色金融发展的相关指标，如对于环境信息的披露程度；气候债、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的发行量等。“由于上交所已推出过社会责任指数，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有相关指引，上海在发展气候投融资和绿色金融方面是有基础、有优势的；同时，科创板推出后，由于高科技的属性，科创板上市公司在节能减排、环保低碳等方面也应该具有先天的优势。”赵晓菊表示。 资产管理中心也是上海要建设的“六个中心”之一。记者获悉，某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重点课题（以下简称“课题”）研究指出了上海建设全球资产管理中心的主要不足，包括金融开放度有待进一步提升、监管理念有待进一步转变、法律税收有待进一步完备、金融生态有待进一步改善等四大方面。就金融开放度而言，该课题指出，“资本项目可兑换功能尚未完全实现，个人跨境投资、证券交易所互联互通、资本市场开放、人民币国际使用等项目的开放还处于探索中，自由贸易账户作为金融改革的基础工具，其功能与金融改革创新的目标相比尚不完备，还需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吴清也指出，上海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化程度需进一步提高，作为全球投资、融资中心的作用发挥不够，国际影响力不足。 赵晓菊表示，在我国严控金融风险、以金融安全为先的前提下，资本账户开放可以另辟蹊径，更好地用好FT账户（自由贸易账户）就是其中一条，因为FT账户有“金融安全阀”的作用，可根据宏观审慎监管的需要随时调节松紧。同时，人民币国际化也可有更多创新，创设更多的人民币衍生品，如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一带一路”债券，让更多来自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资金进入“人民币资金池”。 软环境亟待优化 吴清指出，吸引金融人才集聚的金融发展软环境需进一步优化，这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一个短板所在。 课题指出，上海的金融生态有待进一步改善，包括商业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生活品质有待进一步改善、信息技术有待进一步发展等。 赵晓菊表示，相比于北京、深圳、杭州等地，上海市政府出台的有关政策的透明度及细化程度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在吸引中高端的人才方面，上海的很多政策很好，但其中有些政策的内容表述比较笼统，精英人士或者民营企业家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对号入座，享受哪些优惠。”赵晓菊说，信息更透明、制度可操作性更强之后，“市场之手”就能更多发挥作用，政府政策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就可以更有效。 就税收而言，赵晓菊表示，上海可以考虑在自贸区扩区后，特别是上海自贸区新片区设立后可考虑试行类似于离岸国际金融中心的税收制度，使其中高端紧缺人才的个人所得税负担向香港、新加坡等地看齐。另外，金融机构的抵押担保所依据的物权法的健全完善是衡量营商环境很重要的指标之一，所以，上海可以在物权法健全完善方面积极推动，以进一步完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营商环境。 有专家表示，上海当前的税负制度缺乏竞争力。从公司层面看，中国的企业所得税率为25%，仅低于日本和美国，但考虑到国内17%的增值税率，以及32.9%的企业社保费率，我国整体税负偏高，不利于上海吸引国际机构。从金融从业人员税负看，中国内地个人薪酬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为45%，远高于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略低于日本，与英国持平。若再考虑由从业人员自己负担的社会保障缴费比例，个人税负仅低于日本。 课题也指出，上海缺乏符合国际惯例的税收制度和专门法律，建议“上海应当争取国家层面的支持，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国家层面立法，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给予特别支持。同时，应梳理我国金融法律法规的空白及不完善之处，如存款保险制度、金融消费者保护、金融控股公司、对中外金融机构适用两套不同的法律等，并加快金融法律法规的修改频率，适应金融创新瞬息万变的节奏。” 金融业鼎力构建“6+1”格局 ■ 记者 戚奇明 李思 李茜 增强对全球资源吸引力 2019年伊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进入冲刺阶段。记者获悉，为最终形成《行动计划》提出的“6+1”格局，目前，上海已将建设全球资产管理中心、跨境投融资服务中心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下一步的发力点。 “整体来看，建设全球资产管理中心、跨境投融资服务中心、金融科技中心以及建设全球人民币资产定价、支付清算中心，与银行的联系较为紧密。”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何飞在接受《上海金融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设立理财子公司，可能是2019年各家银行的重点任务，对大型银行更是如此。目前，除工商银行以外，农、中、建、交等国有商业银行均已获批，并抓紧推进理财子公司开业工作。股份制银行也较早地提出要设立理财子公司，预计在不久的未来也会得到批复。” 根据普益标准统计，截至2018年底，已有27家商业银行宣布拟设立理财子公司，已披露拟注册理财子公司银行的资本金总额已超过1300亿元。另有其他多家商业银行正在抓紧开展申报理财子公司工作。“从现在到2020年底，银行理财子公司有足够的时间获批、设立、运转。一旦批量成立，将进一步丰富机构投资者队伍，拓宽金融市场资金渠道，满足金融消费者多样化需求。”何飞指出。 值得关注的是，在获得批文的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中，交通银行把理财子公司的注册地选在上海。何飞认为，如果较多银行把理财子公司注册地选在上海，将对上海建设全球资产管理中心起到很大作用。 “就建设跨境投融资服务中心而言，多家银行在上海自贸区开设分行，致力于帮助国内企业‘走出去’，把国外机构‘引进来’。在此过程中，银行已在提供跨境投融资服务，未来应继续深化和对接。”何飞还表示，“此外，很多国际间的资金往来需要通过银行完成，而包括交通银行在内的部分银行拥有离岸服务牌照，可参与到上海建设全球人民币资产定价、支付清算中心中来。” “引导合格境外机构在上海自贸区发行债券和股票，是实现在沪享受投融资服务的重要方式。”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李嵋在接受《上海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事实上，早在2013年9月29日，中国证监会曾发布《资本市场支持促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若干政策措施》，明确了资本市场支持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的五项政策措施，目前已取得显著成效。” “例如，经证监会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区内启动筹建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定位面向自贸区和国际金融市场，与境内资本市场实现相对有效隔离。截至目前，上海自贸区企业的境外母公司可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自贸区债券的发行，有助于吸引境外投资者，丰富债券发行及投资主体，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切实支持自贸区建设。”李嵋进一步表示。 李嵋还指出，随着科创板渐行渐近，科创企业的发行上市，将形成行业规模效应和示范作用，对于引领科技创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未来需优中选优，不局限于注册地在上海的科创企业，吸引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的优秀企业来科创板上市，以带动上海的科技创新。” 提升保险“护航”能力 在“6+1”格局中，国际保险中心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一环。近年来，沪上保险业稳健发展，创新不断，尤其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充分发挥风险保障的功能。 以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为例，截至2017年末，上海保险业共为80余家“一带一路”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客户提供出口信用风险保障，基本实现沿线国家全覆盖；承保“一带一路”出口和投资项目85.9亿美元，同比增长13.4%；为136家企业实现赔前减损1.32亿美元，通过理赔绿色通道、小额案件快处通道解决153宗赔案。 “2018年，公司不断提升信用保险服务‘一带一路’能力，累计承保64.6亿美元，支持686家企业与5330家境外买家开展合作，涉及沿线64国中的63国（除叙利亚外），基本覆盖全线。”中国信保上海分公司相关人士对《上海金融报》记者表示，“在促进融资便利方面，公司与国开行、建行等8家银行实现合作突破，服务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除全方位保障“一带一路”建设外，近年来上海保险业还深化保险与科技融合，服务上海科创中心建设。 2017年，中国首款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喷气式商用干线飞机C919在沪试飞，保险“保驾护航”作用不可忽视。“公司摆脱传统航空险保单的桎梏，为C919试飞量身打造专属保单。”人保财险上海市分公司特殊风险业务部/重要客户业务部陈一浅向《上海金融报》记者介绍，“C919试飞险保单在责任范围、保险期限等多个领域作了创新性突破。如在保险条款设计上，为C919扩展了跨境试飞保障；在责任范围上，扩展承保了试飞人员意外伤害保险。” 此外，上海保险业还加大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推动力度，拓展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关键研发设备保险试点，推动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保险落地；推出科技履约贷、微贷通、融资租赁责任保险、生物医药保险、专利保险等一系列产品，形成完善的科技保险保障体系，为科创型企业提供一系列保险服务。 当然，建设国际保险中心并非保险业“一个人的游戏”。“上海建设国际保险中心，看似与银行业关系不大，但根据银保监会近期发布的文件，保险业与银行业的关系日趋紧密。”何飞表示，“银保监会近日决定允许保险机构投资符合条件的银行二级资本债券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发布《关于保险资金投资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有关事项的通知》，就保险资金投资银行资本补充债券作出具体要求。这些规定将使得银行业和保险业的联系更为紧密，在上海建设国际保险中心的过程中，保险业可能是主体，银行也将充当重要配角。” 构建金融科技核心竞争力 “未来，金融服务将像自来水一样触手可及，只要你打开水龙头，活水自然来。”蚂蚁金服董事长兼CEO井贤栋对《上海金融报》记者指出，“技术和金融加速融合，正在经历一个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的发展过程，即无处不在。” 在金融科技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行动计划》亦明确提出建立金融科技中心的目标。“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将促进新业态的产生。例如，未来商业银行场景金融将变成新的战场。再如，2019年人工智能有望在投资研究、用户画像等方面进一步延伸，探索程序化交易和人工智能的结合，构建金融共享、数据集和数据库，提升投资与金融服务的生产效率与生产力。”蚂蚁金服副总裁刘伟光在接受《上海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目前来看，金融科技的发展受到制度与监管配套、市场基础环境、行业生态完整性以及人才的综合影响。”零壹研究院院长于百程在接受《上海金融报》专访时表示，“上海具有相对包容性的监管环境、较为良好的技术和数据基础，同时，金融机构和上下游科技服务公司生态比较完整、人才吸纳能力强，金融科技发展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根据零壹财经金融科技的数据，上海金融科技公司数量至少超过1000家，仅次于北京和广东。 “目前，我国个人线上消费信贷等领域的金融科技应用较多，已处在全球领先地位，并催生了一批有实际应用的金融科技公司。从趋势看，科技能力正成为衡量和决定金融机构未来发展潜力的最重要因素之一，金融科技也将成为新金融中心的重要评判指标之一。”于百程进一步指出。 事实上，目前已有银行设立或拟设立金融科技子公司。“与银行理财子公司类似，如果有更多的银行将金融科技子公司或者金融科技研发部门的注册地、办公地选在上海，将有益于上海建设金融科技中心。”何飞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