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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三联生活周刊收集编辑：唐梦婷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26岁的尼这是一名标准的“家里蹲”和啃老族，大一时因对学校教育不满，选择主动退学后，他就开始了漫长的幽居生活。他终日宅在家里独自看书、上网、睡觉，迄今已经度过了7年的“茧居”青春，希望通过阅读和思考寻找到另一条人生出路。在此期间，他曾几次试过融入社会，但都以回家告终。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家里蹲”，尼这尝试以其中一员的身份进行反思，展示自己的所思所想，以此与人讨论“蹲啃”这一社会现象。尼这的很多言论都不符合主流社会的“政治正确”，但他的坦诚不设防同样超乎常人。理解他，或许也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脱离轨道，自寻人生道路。
文 | 唐梦婷
我现在每天睡到中午起床，吃外卖或者母亲做好的饭。每天主要就是看书看影视和上网。看书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偏好文史哲，最近在看近现代史，希望理解当代中国如何演变至今。上网主要是浏览社会新闻、刷刷豆瓣。我喜欢在豆瓣和朋友圈发表自己对于生活和社会现象的评论，期待和网友交流，不过有时收不到什么回复，随缘吧。《婆婆和妈妈》剧照
我晚上常常会出门去附近公园转一圈。我不会和路上的行人交流，也不同阿猫阿狗玩，就是纯粹地散步。待在家里是很轻松，但久了会出现精神上的烦闷和肉体上的松弛，需要出去散散心并且适当地锻炼，然后再回来继续舒服地蹲几天。有时看完一本书、一部电影，会觉得我不想再看了，这种孤独感可能类似于你们和朋友社交聚会，结束了分手回家时的感受吧。8年前，我被外省的一所大专录取。因为对德国哲学感兴趣，我选了应用德语专业，这个选择是比较盲目的。最初的新鲜感褪去后，我对学校死记硬背的语言教学方式感到不满，每日只是待在宿舍与图书馆中，指望从课外书中找寻到人生真谛。我也不适应宿舍的集体生活。室友们喜欢熬夜打游戏，他们一起打，我在一旁看书。我们的作息也有冲突，熄灯之后他们往往还在说话，等他们终于睡去后，我却睡不着了。睡不好又影响到我的学习和精神状态，看谁都不顺眼。我没想过和他们沟通睡眠问题，毕竟我是少数。这样的状态直接作用在考试结果上，我挂科了。第一学期期末，校方通知我补考，但我不想为了补考而学习，也不想混下去浪费时间精力，就直接退学了。我怀着“反抗成功了”的胜者喜悦之情开启了家里蹲的生活，宛如回到七岁之前，每天都是周末。在别人眼里我是一个逃兵，但在某种程度上我达成了自己的目的：获得了时间、空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我期待调和出一种平静从容的内心来抵御现实社会中的急功近利；期待博览古今经典，然后自己写书，超过那些做题家。这样的想法不是从大学才有的，从高中就在我心中开始萌芽了，到大学才得以实现。高二分入文科重点班，文史哲类的课外书为我打开了一片新天地。我喜欢周国平和尼采，他们填补了我青春期的内心。我一开始是在写作业之余看这些书，后来作业也不写了，就在自习的时候畅快地看。当时我最喜欢尼采的《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周国平译，译林），这本书成了一剂催化剂，我开始有意识地反抗应试教育：迟到、早退，考试交白卷。
在高中我也没有什么朋友，总感觉别人关系更亲密，连上个厕所都要结伴，我搞不清楚是为什么，也不会过多去想这种问题。看书弥补了我在交流上的需求，我觉得看书也是在结交良师益友。到了高三，随着高考迫近，我却发展出一套珍视兴趣、自由散漫的自学生活模式：常常独自逃课去图书馆看课外书。我随意又认真地翻阅着，似乎已与班集体分道扬镳。从小学开始，学校里都是集体行动。如果我和别人不一样，比如排队时嬉皮笑脸，好像我比别人要快乐，就会被当众批评、被记名，即便如此，我的个性并未被彻底扼杀。比起高分和名校，金钱与面子，我更珍重自由和兴趣。而我身上还剩多少创造力？以及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对当时的我而言，追问这些问题比任何考试都重要。我在社会化上的失败，似乎也就此注定了。我大一退学后和家人的关系很僵，母亲喜欢通过歇斯底里发泄情绪。他们无法理解我的退学和自学理论，我曾试图向他们解释，但后来放弃了这种努力。再后来，因为疫情，“家里蹲”似乎有了一个合理的理由。因为看不惯我成天在家，以前父母三天两头同我吵一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完全不吵了，他们妥协了。我觉得自己这种安逸懒散的习性，跟从小到大没吃过什么苦有关。我在苏北的县城长大，儿时父母都供职于体制内，生活比较优渥。小时候父母送我去学各种兴趣班，我总是半途而废，比如我喜欢画画，常常边看奥特曼，边画怪兽。我喜欢自由地画，不想去绘画班学技法，他们也没有强迫我去学到底。8岁时，父亲失业，母亲和他离了婚，父亲之后外出打工，他曾对我说想去做生意，但十几年过去了，这只是句空头话——他习惯于体制内的优越和安逸，虽不满当下的处境，但是缺乏主动突破的勇气和才干。母亲前几年退休了，但不满足于退休金，所以又找了份工作。小时候我曾对她说，长大后要给她买大大的房子住，她十分欢喜，似乎当了真。现在她不时还会生动地回忆我幼时的样子，提起我说过的童言。
虽然家道中落，但是父母始终对我有着深厚的溺爱，我在生活上也就一直依赖着他们。我并非要将自己为人所不齿的“蹲啃”行为完全归责于家庭，但这无疑是我的起点。从小没有为了掌握某些特长而下苦功的经历，长大后我也成了一个笨拙的人，不擅长技巧性和团队性活动，同时也热爱自由散漫。因为不满自己的现状，父母曾将改善生活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期待我能够像亲友同事家的子女一样，考上大学，在大城市工作、安家，然后将他们接过去带孙儿……可他们从未料到，我连基本的进入社会、自食其力都拒绝承担。我也没有统计过我现在每月要花多少钱，反正有什么开销，最终都是由母亲支付的。父亲偶尔抱怨我不懂事，说不指望我给他养老。但总的来说，我们算是和解了，可以平静地同桌用餐。这里的和解，不是建立在互相理解的基础之上，而是因为爱和宽容（这在很多人看来却是纵容）。他们对于我的将来是担忧的，目前只好以我健康平安地活着这一现状，来获得基本的安慰。
《我的事说来话长》剧照
作为家里蹲，可以睡饱觉，不用看见可憎的面孔，可以不去做我不想做的事——这是一种自由。当然这样的自由存在局限性，毕竟家里的钱并不多，所以我在开销上比较克制，之前母亲试过不给我钱，让我出去找工作；我就去父亲那里住了一段时间。过了几年，逐渐地，蹲的日子变了味。终日只是泛滥无所归地读读写写，自学也缺少切实的目标，我渐渐变得颓丧，意识到书籍不该是人生的全部，它们能答疑解惑，但是解决不了现实的个人问题和社会问题。我在这些年的茧居青春中，并没有做出傲人的实绩，只能算是度过了一种“心理社会性延缓期”。我对这种自由开始感到乏闷，对孤独由享受转为忍受，对于外界的渴望又觉醒了。我终于发现并且承认，原来我同样需要正常的社会生活，仍然不得不面对前途的难题。变化在我心中默默发生，效果远超任何过来人的说教，这算是我的收获之一，所以我并未感到后悔。每当了解到我的同龄人读研了、工作好几年了、结婚了，我内心也会升起一阵烦躁——一种对于自我身份和处境不够明确和稳定的焦虑，这是极其普遍的时代性焦虑。直到今天，我仍然感受到出世与入世的两种倾向在内里撕扯着。过去两年，我有出去尝试过三份工作。第一份是我自己在招聘平台上找的劳务派遣，工作内容比较机械，我还专门为之拍了证件照。但作为临时工，我没有门卡，出门上个厕所都不方便，更重要的是，我感到领导并不尊重我，最终只做了两周。隔了蛮长一段时间我才找第二份工作，做电话销售。别人一天能打六七百个骚扰电话，我只能打三四百个，达不到指标。周围同事可以一个接一个不停地打，而且毫无负罪感。我知道他们有经济压力，需要赚钱，比如说有一个是宝妈。还有人正打算结婚，得买房买车，而我作为蹲啃族，没有这些压力。最后人家叫我回家了。
第三份工作是经人推荐的，而且我花了大半年时间考了一个职业资格证。但干了几天后，我和同事起了矛盾。于是我发现，自己难以适应工作纪律、也难以处理好职场的人际关系，更受不了成天坐对电脑屏幕，感到自己也没有坐姿自由。这份工作也没长久，我又想起家里蹲时的内心平静和安逸，那是在固定时间被人支配的工作中被剥夺掉的。如今，我依然没什么线下的朋友。因为好奇，我去年参加过一次书友的聚餐，结果发现都是些普通人，基本都是有工作的。我介绍自己是个家里蹲，但没有说自己大一就退学了。我怕别人会把退学和违规违纪联系到一起；如果我解释说退学是为了回家看书，那对方可能会更加困惑。而说自己啃老，别人很可能误以为我是家里好多房的富二代。由此可见，人们既缺乏对于另类生活的想象力，又对于社会充满了刻板印象。那次参加活动的收获，不如我自己读书来得多。对于退学与家里蹲，我其实并不感到羞耻。但因为这种身份和经历，社会中根本没人真正理解我、尊重我，我便对自己的过去与现状难以启齿。这种将我与外界对立起来的处境，同时妨碍了我在社交上寻求突破。
《我的事说来话长》剧照
最近我又面试了一份文案工作。从自我中心的角度，我以前觉得工作毫无意义；但现在，我开始从社会的角度来发现工作的意义：我是社会的一分子，而社会要维持运转，就需要大家的工作，假使别人不上班，发电厂不发电，又哪里来的灯光给我看书呢？换作以前，我最多同你文字聊天，但此刻我却在与你语音交流，这也是我的变化之一。不管最后有没有达成共识，交流对我而言都是有价值的：我可以多一种思路或者视角，帮助自己做更多的反思。回想我的过往人生，高三时的一场演讲算是比较戏剧性的事件。当时的语文老师比较开明，每节课会在开头10分钟让同学轮流上台讲课，锻炼大家的表达能力。大多数同学都选择讲解课文，轮到我时，我问能不能讲点自己想讲的东西，老师也同意了。我摘抄了《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里周国平写的一段导读，请老师复印出来发给全班同学，我原本打算根据收上来的读后感准备演讲，谈谈对于教育和人生的想法。结果回收来的反馈里，有人什么也没写，还有人只简单写了几句话。
那天我讲完后，老师当场说我“幼稚”，接着就开始讲试卷了。此前我和老师有过一些私下交流，我对他说，语文教育中最重要的是人文修养。他诚恳又直白地告诉我，人文修养对于高考是无益的、不必要的。我能体会到老师对我这个问题学生付出的耐心，但在我眼里，他就是体制内庸师的一个典型：既想做个灵魂工程师，又得为分数负责，落得两头都平庸。现在想来，高三的那场演讲有点太特立独行了，任性成分居多。一方面，我想和他们讨论交流、共同反思这令人痛苦的教育；另一方面，其实也是想表达自我、展示个性。我排斥集体活动，却又自我中心心理作祟，享受被关注。很多年来，我心里都想着老师说的“幼稚”，一直在想该怎么去反驳他，我最终得出了结论：没有幼稚，何来成熟？
按照如今的结果来看，别人尽可以说我是瞎折腾、自作自受。可我只能活在一个当下，起码在这个当下，我还是感到满足的。我已经把真实的自我表达清楚了，至于别人理不理解，有多少人理解，那是另一回事，甚至没那么重要。另外，据我了解，近年因为疫情冲击和经济不景气，很多人都做了家里蹲和啃老族。我也想以这样的身份进行反思，展示出另一种生活方式吧，希望人们可以宽容看待类似人群。本文为原创内容，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欢迎文末分享、点赞、在看三连！转载请联系后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