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非必要不依赖于精神分析

前两章中，我们阐述了本文的方法论即辩证法，并以之批判效用论进而明晰了“价值”概念。马克思并未在《资本论》的开篇给出价值的定义——正如他所说，要在科学提出之前说明科学，这是不可能的；辩证法并不是下定义、推结论的方法。但是对于简明教程来说不是这样，我们必须首先阐述价值的定义，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意思，不至于像某些学术素养差且极端自大的学者自动带入自己的偏见。前文中我们发现：第一，价值源自一个历史性前提，即造成了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对立的直接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分离；第二，它的内容是抽象人类劳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种通过和自然交互、以创造劳动者需要的产品为目的的活动，相反，它作为劳动的形式规定来源于一整套的社会交往关系，因为这种关系，劳动不再表现为劳动本身，而是某种超出它、异于它的东西（所谓异化）。对于第一点，通过和效用论的对比，已经阐述得非常详尽；下面要处理第二点，即这种生产关系的详细规定、这种超出它自身的本质[1]，这就是整个《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正如之前已经提过的，因为价值作为一种形式（或者不确切地说，作为劳动所获得的性质）是生产关系的结果，那么这一概念的展开，就会如同空间折叠一样使我们飞跃到整个社会结构的辩证互动关系之间。

通俗的说，我们的目标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的目标：通过价值形式的辩证法，从流通领域飞跃到生产领域。这是第一卷第一章的所有内容。

#1

/交换的矛盾/

在论证开始前，我们需要额外补充两个概念的定义。

1.回溯性

要说辩证法中范畴的过渡，必要的步骤当然是矛盾。需要指出的就是交换中的矛盾。事实上我们已经在《导论·中》中涉及了这一过程，尽管这一过程大部分是通过指出效用论的矛盾来阐述的，不过前文中笔者的立场偏向于嘲笑他们的不自洽，而对于马克思来说，矛盾更在于前进的推动力。交换过程这一矛盾的体现就是回溯性。

回溯性作为一个概念一般出现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中。例如，任何一句话都需要从时间起点T0阅读或聆听直到这句话的结尾Tn。这一过程当然是线性不可逆的，T0-Tn之间的所有词汇或声音一旦出现就会消失；另一方面，每一句话只有在句末那个标点出现后才能彻底理解。如果一句话没有结尾，那么这句话就算再长也是碎片化的、破碎而无法理解的，只有句子在时间中完全出现后才能把握它，因此这样一种从结尾Tn回溯性地赋予已经消失了的言辞的情景就是回溯性。

在生活中，比如我现在打出的一排字，“这个周末我们一起……”这句话显得没有意义，但是在补充完整之后，“这个周末我们一起打牌”，它就变成了一个邀请，“打牌”短短的两字回溯性地为前面所有的文字赋予含义。如果变为“这个周末我们一起打了牌，很开心”，就成了陈述句。

回溯性的前提是，我们默认、设定、假设，前面的文字是有意义的，或者说交流的主体带有某种未知的意图。如果有人跟你讲“这个周末我们……”尽管这句话没有结束，但是我们心中明确知道，这是某一个人在向我表达某种东西，尽管我还未完全明确其内涵。或者一位母亲（母亲，大他者）听到了婴儿的啼哭，她立即知道，这个噪音是有意义的，例如饿了、被压着了等等。她听到了婴儿的信号，又看到了婴儿的状态，回溯性地赋予婴儿啼哭时他的行为表达的意义。很显然，按照严格定义，“预设回溯性前已经具有意义”有一个确定的概念，即移情。

2.移情

移情概念实际上非常好理解，这种行为就是解方程：在面对一个不确定的状态时，我们假设它存在某种秩序，带入这个秩序到这个状态中，通过这一行动最终找到了保证这个秩序所需要的数值。例如给定投入产出方程，利润率未知，我们可以假设存在一个利润率r，带入特定方程中，最终解出r=10%。这完全是小学数学。

重点在于，未知数名为“未知”，但我们的姿态表明我们已经（假装）知道了它，没有这个假装知道，我们就不可能真的知道。这一迂回对于“真理”而言是必要的。换到(1)的例子中来说，如果我们不假设交流的对方在说出“这个周末我们一起……”时具有意义，最终“打牌”二字出现时，整句话依然是碎片的、没有意义的。

3.有无变

《导论·中》已经阐述了有无变的矛盾和交换的关系，我们指出，有无变的矛盾要得到解决，就必定有两个层面、维度，一方面是使用价值（差异性），一方面是价值（同一性）。这里，我们需要重新阐释这一矛盾，展开讨论回溯性和移情表现出来的矛盾。

本文仅仅简要地重复一遍《逻辑学》中有无变的逻辑：纯有和纯无同一，因为两者都既是纯粹的无规定性，但又是纯粹的自身关系。因为同一，有直接过渡为（has passed over into）无，无直接过渡为有，两者的真理是变。问题出现在变上。变是有和无的同一、是它们完全建立不起来区别而互相过渡到对方的直接的同一性，相当于“有和无是同一个东西”这个命题。但是，另一方面，且不论有和无的区别直接就在这个命题中被说出了，如果有和无完全没有区别，那么它们就不可能过渡，或过渡没有意义，不如说是静止。所以“有和无是同一个东西”这一命题必须补充它的反面：“有和无不是同一个东西”。这里，变本身就是一个纯粹的矛盾：如果变的环节没有区别，就是自己走到自己，就是没有变、是静止；如果变的环节有区别，那么就不是自己走到自己，就不能过渡，因而也不是变。

所以我们看到，在变、运动、交换的逻辑中有两个环节，即同一和差异。如果没有同一，就不能过渡；如果没有差异，过渡就没有意义。

4.交换的矛盾

回忆《导论·中》对效用论的批判：效用论预设了“效用一般”，即所有效用都没有质的差异，只有量的差异。同一，即所有效用都是效用一般；差异，即交换双方的主观效用量不相同。但是，土豆不能穿，衣服也不能吃，所谓“只有量的差异没有质的不同”何在？任何人都知道，土豆带给人的饱腹感和衣服带给人的温暖是不同的“满足”，说它们都名字叫“满足”和说它们都可以被称为“东西”一样，只是没有内涵的共相（所谓抽象普遍性）。

效用论者表现出来的逻辑和哲学素养尽管奇差无比，任何有常识的人都足以推翻，但是他们至少感受到了交换表现出来的特有的矛盾，那就是两个有差异的东西被粗暴地等同起来。但是他们不能证明这个等同或同一到底是什么导致的，因此只能说一些空话，什么“它们都给人带来满足”等等，间歇性无视了所有“满足”都是不同质的事实。

对于马克思来说，事情也是如此。例如1件上衣=20码麻布。交换要得以进行，需要两边有一个共同基础即抽象人类劳动（且量也相同），另一方面需要它们具有不同使用价值，例如左边作为具体劳动是缝劳动，右边是织劳动。那么凭什么所有的具体劳动都能够化约为抽象劳动呢？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章的说法，好像所有的劳动“都是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都是人类劳动。”[2]这和所谓的“类本质”没有什么区别，好像人类向来都作为共同的人，具有同样的本质，那么理所当然地所有人的活动都叫“劳动”。假如事情如此简单，马克思和效用论者相比，又有什么高明的呢？

但是马克思早在1844年就已经跨越所谓的类本质概念了，办法就是“实践”。类本质不能是一个预设，相反是实践或现实运动本身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人很像商品。因为人来到世间，既没有带着镜子，也不像费希特派的哲学家那样，说什么我就是我，所以人起初是以别人来反映自己的。名叫彼得的人把自己当作人，只是由于他把名叫保罗的人看作是和自己相同的。因此，对彼得说来，这整个保罗就以他保罗的肉体成为人这个物种的表现形式。”[3]也就是说，人是人类，不是因为人天生都是平等、同样的，而是因为人把对方当作和自己相同的人来看待，从而使得自己和对方都成为平等的个体进而成为类。这一“看待”活动，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操作就是交换：“可见，人们使他们的劳动产品彼此当作价值发生关系，不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物只是同种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恰恰相反，他们在交换中使他们的各种产品作为价值彼此相等，也就使他们的各种劳动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4]他们无意识行为的结果造成了劳动的彼此等同，交换造成了抽象劳动。

以上内容不论是笔者自己还是著名的研究者们都重复了很多次了。这段话意味着，所谓的“抽象劳动”（抽象作为形容词）是交换作为“现实抽象活动”（抽象活动作为动词）的结果。这里出现了具体普遍性，即普遍性并非是独断的预设，而是特殊（使用价值）的现实运动导致的普遍（价值）的回溯性效果。关于意识形态也可以说很多，在马克思看来，意识的形式是物质活动的结果，资本主义所谓“人生而平等”的意识形态是交换的产物，这是历史唯物主义。但这些都不是本文的重点。

重点在于，如果抽象劳动只是活动的结果，它又如何作为活动的根据？通常理解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作为等同的人类劳动（类本质）是交换的根据，只有在交换前计算出相同的劳动支出，交换才能发生。好像是说，所有商品卖家都只有提前询问政治经济学家交换双方商品包含的劳动是否相等，他们才敢交换似的。大部分人都认为，只有交换两端的劳动配平，交换才可以发生，否则交换的实现就是没有根据的。同理，效用论所谓的“效用一般”也是交换的结果而不是根据。1袋土豆=1件上衣，两边的效用能够同质，是因为交换把两者等同起来（一般是通过货币或价格为中介），因而“具体效用”被抽象为“抽象效用”。

最终，交换成了“抽象劳动”或“效用一般”的根据，抽象劳动本来应该作为根据，反而成为了结果，这导致交换本身反而成了没有解释的预设。1件上衣=20码麻布是极其怪异的表述，仿佛是说“一只青蛙就是一头大象”，然而这一怪异的活动现实地发生了，并且发生也无根据，导致了严格意义上的存在主义的“荒谬”。这种理论化的不可能性就是所谓的“实在界”。

#2

/矛盾的解决/

一种回应的方式是回溯性和移情：交换的结果回溯性地成为了交换的根据，因为交换双方在交换前就已经假设对方代表了同等的人类劳动，两者才能够交换，而交换恰恰实现了这个假设。而如果没有这个假设性姿态（所谓的预设的反思presupposing reflection），交换就不可能，而最终抽象劳动也就不会实现；相反，有了这个预设，预设就一定会实现（言出法随）。忽视掉这种假设性姿态和移情的迂回，就会产生理论问题。

1.矛盾产生的问题理论

首先会产生的理论问题是，如果去掉移情，直接移步结论会怎么样？正如我们说过的，这一假设性预设、迂回是最终得到结论必不可少的，移情本身参与了真理的建构。但意识形态幻觉是，好像结论自始至终都存在在那里，不需要这一迂回也能够成立。

这种错误的代表人物是希法亭。在回应庞巴维克的复杂劳动问题诘难时，他指出，复杂劳动无非是直接劳动时间和训练、教育时间的加总。例如某平均水平工人接受教育和训练时间为5年，一生参与劳动时间为20年，那么直接劳动时间1单位就能够创造1.25单位价值。这样的问题在于，第一，没有经过现实运动，所有劳动直接被假设为了简单、抽象劳动（类本质），例如训练和教育时间、直接劳动时间凭什么都是同质的简单和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呢？幼儿园小孩子上学1年和工程师研发的直接劳动时间1年创造的价值凭什么相同呢？这一套路还有另一位辩护人伊藤诚[5]，他指出操作简单的劳动更耗费注意力和体力，操作复杂的劳动比如工程师耗费智力，因此两者都没有差异。——试问，难道注意力、体力和智力三者是同质的吗？难道不需要再经过某种现实运动进一步化约吗？第二，训练和教育并不创造产品，而众所周知，只有以物的流通、以商品交换为中介，劳动才得以化约、主体间性关系才得以建立，这是资本主义的商品拜物教本质，但是这一本质被希法亭无视了，不创造产品的人类活动即训练和教育竟然也被当作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其理论荒谬如此。

其次，同样的逻辑谬误也表现在鲍特基维茨和斯蒂德曼的转型理论上。他们已然成为转型问题主流代表，其核心观点是投入也应该转化为生产价格形式。鲍特基维茨的逻辑本质就是去除移情这一迂回，从而转型后的结果被带入了转型发生前。他假设了事前已经存在利润率r（这一例子笔者在(2)移情 中已经举出），进而把r带入投入矩阵。这一步骤的错误表现在，马克思的核心是从一个没有利润率的层面跃升到一个存在利润率的层面，意味着从价值即抽象劳动或本质序列转型到价格或现象序列，也就是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界”（order）的转换。用例子来说明，马克思是从未知数没有求解的层面跃升到求出解的层面。而他们的方法是把求出了的利润率r带入投入中，结果就是所谓的“转型”即从一个层面到另一个层面，成了只存在包含利润率的单一层面。投入也成为生产价格形式之后，就是从投入的生产价格转型为产出的生产价格，这样从生产价格运动到生产价格，哪还有“转型”一说呢？这种单一层次的线性模型，和马克思转型的本质相去甚远。

2.过渡

尽管用移情和回溯性搪塞了“交换的不可能性”这一矛盾，但事情并未真正解决。一个人通过移情假设对方和我是同等的“人类”，这没有问题，但关键是为什么他能够做出这样的假设？这预示着，交换已经在社会中普遍实行，所以就算作为具体劳动的织劳动和缝劳动两者还没有发生交换，双方都已经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等同人类劳动的代表潜在地存在了。换句话说，所谓“交换这一现实运动实际地造成了抽象劳动”这一表述诚然是正确的，但并不能在发生学意义上来理解，因此讨论的并不是时间中第一次人类交换如何造成了类本质；相反，是在人类劳动已然（潜在地）等同的前提下，具体地通过交换如何实现出来。所以作为结果的抽象劳动事实上已经作为根据在事前潜在地出现了。重点就在于，为什么劳动在交换前、在物为中介的交换运动之前就已经被抽象化了。这一问题对于效用论来说是，为什么交换前所有的效用都是同质的，这个问题不可能有答案，甚至效用论者逻辑和哲学素养差到发现不了这一问题，因此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这样关键的问题。而对于马克思，这一问题的解决在于劳动对资本的从属。

3.劳动对资本的从属：生产过程

这个问题根本上是，交换把它的结果看成了前提，所以成了一个循环论证；要摆脱这个循环，就必须先于交换找到它的根据。所以我们这一节的任务就是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如何在直接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基础上使得劳动被抽象为价值、抽象劳动。

大概因为对以上阐述的矛盾的直觉，鲁宾、阿瑟等诸多理论家都期望从流通过程返回生产过程来解决这个矛盾，他们指出劳动概念在资本关系本身内部就被抽象了[6]。他们认为，既然劳动在商品交换中被抽象，而商品又是资本的产品，那么在资本以及商品本身的生产过程中，劳动就已经被抽象了。笔者要说，尽管他们的结论是正确的，但步骤极其不严格，比如早在劳动者形式上从属于资本之前如小手工业者，劳动就已经在交换中抽象化，却没有暗示生产过程的资本统治。只有通过笔者上面的纯粹矛盾、交换本身暴露的不可能性，才能够辩证地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这正是马克思从流通领域进入生产时面临的同一个矛盾。

a.形式从属

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即“劳动过程变成价值增殖过程，变成资本自行增殖过程即生产剩余价值过程的手段。”[7]所有的劳动条件、劳动者的技能都是为了一个目标服务，即资本增殖；而资本增殖又是没有质的纯粹量上的增长（货币增长），表现为资本总公式G-W-G’；中间的W是无关紧要的，或者仅仅在为了G增长的限度内，需要在技术上和社会基本需要上考虑W的性质。这样，所有W（包括劳动的条件、劳动力、作为劳动产品的商品）的具体性质都无关紧要，被抽象为唯一的规定：资本增殖的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作为同表现为资本的货币相对立的使用价值，不是这种或那种劳动，而是劳动本身，抽象劳动；同自己的特殊规定性决不相干，但是可以有任何一种规定性。”[8]

这个过程就是劳动的抽象化的过程。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导致劳动不再作为具体劳动，而是作为资本增殖的工具，服从于资本增殖自身的目的。这个过程的最精准表达是货币资本循环公式G-W…P…W’-G’。第一，这个公式表明资本增殖的目的是交换价值，即没有质的纯粹的量。正因为这种目标的局限性，从属于资本的劳动的质也就无关紧要，或者它唯一的规定就表现为“能帮助资本增殖”；第二，流通过程从属于资本运动。之前流通过程还是一个独立的领域，但是在资本循环的视角下，流通就仅仅表现为资本实现自身的环节，因此流通中作为结果的抽象劳动，在循环的一开始就已经作为抽象劳动和资本对立。

劳动在其结果中，即增殖了的资本中，或者说表现为没有质的抽象量的增长中，获得了自己的抽象属性。马克思说：“一旦多多益善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普遍地称为生产的直接目的，一旦产品的交换价值普遍地变成了决定性的目的，“为生产而生产”——作为目的本身的生产——就确实会随着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而发生。”[9]这就是上文中矛盾的解决。

但是，形式从属并没有改变劳动的内容。形式从属仅仅是资本关系附加在了以往就有的劳动过程上，并没有直接改变这个过程。所以劳动者可以保留自己的劳动工具，作为一个实际的劳动主体以工具、劳动资料为中介和劳动对象互动，他可以并且应该保留自己的技术——换句话说，劳动还保留了内容。[10]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就是要摧毁这个内容，把操控死劳动的活劳动下降到被死劳动操控的活劳动的地位去。

b.实际从属

形式从属没有改变劳动过程，仅仅是在形式上使劳动过程从属于剩余价值生产。但是实际从属却改变了整个生产过程，要在生产方法上不断发生革命。[11]最直接的现象是，生产过程中出现了大机器和机器体系。之所以叫体系，是因为它不单单是高级的劳动工具，而是一整套由科学和技术等客观性质决定的劳动工具的空间或时间上连结的过程的集合。通过动力装置和传动装置，机器可以直接处理劳动对象。客观的、按照对象性质的分工代替了主观的分工原则。[12]以往是劳动者以劳动工具为中介和劳动对象相结合，劳动工具要适合人的机体与本领。但是现在，机器作为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直接结合，代替了劳动力和劳动资料曾经的统一体。这样，不是机器适应人，而是人适应机器；不是为了劳动力为了劳动而利用机器，而是机器为了资本增殖而利用人。

所以实际从属并不是形式从属的否定，而是以形式从属为前提的发展形式。形式从属的规定——即一切使用价值（不论是劳动条件还是劳动力）的多样性都是无关紧要的，只要它们服从于资本增殖的目的——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在实际从属中被扩大，完全渗入了劳动的内容中。现在，劳动的内容也消失了，变成了资本增殖的道具。资本不再关心劳动力的使用价值的具体内容，而是仅仅表现为价值增殖的能力。就连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二分，也不像《资本论》第一章那样的田园诗风味，比如具体劳动表现为织布或缝劳动，现在则是表现为转移不变资本价值的过程；抽象劳动则表现为价值增殖过程。

最终，（由马克思改造过的）劳动价值论展现出来图景，不仅不是强力的劳动者创造了所有的价值，劳动是人类主体力量的鲜明体现等等，或者“劳动最光荣”；相反，劳动下降为一个极端附属的位置。

4.小结

自此为止，我们通过进入生产过程解决了前面提出的矛盾，即抽象劳动仅仅是交换的结果却被当作了交换的前提，我们发现，早在商品作为生产过程的结果出现之前，劳动就已经被抽象化了。这样，抽象劳动成了交换过程的同一性基底、根据。

要注意，生产过程中劳动的抽象化并不代表劳动不需要经过交换就是抽象劳动了。这种所谓“先于”交换的抽象劳动依然要区别于希法亭的直接就是抽象劳动的具体劳动。这是因为劳动依然没有直接表现为抽象劳动，而是以商品的价值为中介，实现在交换中——哪怕仅仅在观念中，即资本家在投产之前估计产品的市场售价。

我们可以再次用货币资本循环公式（G-W…P…W’-G’）来说明这个问题。正如W’是已经包含了增殖了的资本的商品，但是它要重新返回自身成为能够增殖了的价值，它还必须要经过流通，否则它仅仅是“特殊的资本”，而不是“普遍的资本”。同理，不论是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者还是包含了他们劳动的商品，其中的劳动都还不是抽象劳动。必须在交换中整个资本循环才最终完成，从而劳动实现了抽象化。生产过程作为抽象劳动的根据，并不代表劳动抽象的实现和完成。货币资本循环（正是因为货币是同质化的开端与结果，劳动才被抽象化）必须在交换中才能完成。

#3

/总结/

至此，政治经济学简明教程的导论部分结束。通过三篇导论，我们说明了《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些前提：第一，劳动是利润进而剩余价值的根据；第二，劳动产品具有价值，或劳动表现为价值，具有特定的历史前提，而这一前提被效用论完全无视甚至掩盖；第三，价值不仅来自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对立，也是劳动从属于资本的结果。同时，我们不仅运用了辩证法，也阐述了辩证法作为方法的一些含义，即在概念或实践的矛盾中找到概念的前提，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来说，这些前提就是资本主义结构的展开。

在这些前提建立之后，文章导向了下一个环节：生产过程，我们发现了生产过程中劳动对资本的从属性特征，但还没有阐述具体的形式规定，这将是正文的内容。

[1] 这样的表述容易让人联想到对象a，即那个在主体之内又超出主体的东西，一种无法言说的x，但主体的一切行动都是围绕着它展开的。而作为欲望的对象，它又依赖于整个符号秩序对欲望的建构。这不就是生产关系导致劳动所获得的超越自然属性的社会属性吗？参见笔者拙文《马克思如何发现了对象a——论效用论的局限》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4卷，第57页。

[3]同上，第67页。

[4]同上，第91页。

[5] Itoh Makoto,Skiiled Labor in Value Theory, Capital&Class,1985(12),p83-102.

[6]参见阿瑟，《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第45页。

Napoleoni, Smith,Ricardo,Marx, pp104-105.

I. I. Rubin, Essays on Marx’s Theory of Value, chapter 14, p147.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7卷第103页。

[8]同上，第30卷，第254页。

[9]同上，第37卷，第122页。

[10] 让人想到了黑格尔主奴辩证法中的奴隶意识。正是在劳动中它获得了自我意识。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4卷，第583-584页。

[12]同上，第44卷，第4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