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场“新”运动：当地时间9月19日，当德黑兰、拉什特、伊斯法罕等伊朗主要城市的年轻大学生走上街头，向上周五死于风纪警察之手的22岁女青年玛萨·阿米尼（Mahsa Amini）的命运表示哀悼，继而宣泄对政府的不满时，会有人回想起2017年岁末席卷全国的街头抗议浪潮。

在那场运动中，德黑兰革命街（Enqelab Street）的女性示威者就曾经摘掉头巾，把它绑在木棒上高高挥舞，以示对强制要求妇女佩戴头巾的现行刑法的挑战。而玛萨·阿米尼正是由于其头巾“不符合政府标准”才遭到逮捕，并在几小时后可疑地陷入昏迷、且最终不治身亡。

2017年12月底的抗议活动，开启了伊朗历史的一个动荡周期。随后的57个月里，万人级规模的街头示威浪潮发生了至少10次，内容涉及生活必需品涨价、供水供电缺口、外交和经济政策乃至贪腐问题，波及范围从首都德黑兰一直到边陲省份胡齐斯坦。

2022年9月这场最新的风波，与外界对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健康状况不佳的揣测相结合，使人不免怀疑：诞生于1979年革命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是否正走向命运逆转的分水岭？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过去的一年又是伊朗从中东外交戏剧性的“大迂回”中获利丰厚的一年。无论是实现和阿联酋的外交“破冰”，还是俄乌战争带来的能源出口收入增长，乃至今年7月19日德黑兰峰会上哈梅内伊与普京、埃尔多安的结伴亮相，都为伊朗现政权增加了战略资产。

而仍在进行中的美伊关于新核协议的谈判，以及德黑兰在伊拉克的政治动荡中展现出的影响力，同样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濒临崩溃”与“捷报频传”，何者才是实情？

就在玛萨·阿米尼事件发生之前几个星期，伊朗的邻国伊拉克刚刚爆发了2003年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事情的起因是德黑兰扶植的民兵政党团体“征服联盟”在去年10月的国民议会选举中落败，但他们以街头运动和延宕议事日程作为抵抗，导致新政府迟迟无法组建。

议会第一大党团领袖、“改革联盟”发起人萨德尔教长，遂率领其追随者退出新议会，并抵制与伊朗关系深厚的前总理马利基出面组阁。暴力冲突随后节节升级，伊拉克陷入全面动荡。

这种在不稳定国家竭力伸张影响力的做法，正是伊朗政权在过去10多年的标准做法。

自2010年底“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以革命卫队少将卡西姆·苏莱曼尼（2020年1月在巴格达被美军无人机炸死）及其麾下的特战部队“圣城旅”为具象，德黑兰的影响力时时闪现于内战中的叙利亚和也门，并在政治长期动荡的伊拉克、黎巴嫩等国建立起了稳固的代理人制度。在也门，伊朗及其盟友“胡塞运动”把沙特、阿联酋等地区竞争者拖入了一场成本高昂的长期战争，一度导致海湾合作委员会发生分裂。一个以德黑兰为盟主，横跨阿拉伯半岛的“什叶派新月”俨然成型。

但在雄心勃勃的扩张计划背后，伊朗能投入的战略资源始终受到两项因素的制约，那就是它自身面临的经济和社会压力，以及德黑兰与其主要盟友间的目标分歧。

2015年的奥巴马核协议（JCPOA），一度被视为伊朗经济与国际市场重新接轨的开始；但仅仅3年后，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该协议，使德黑兰遭受重创。恢复制裁的第一年，伊朗本币里亚尔贬值超过70%，25岁以下的年轻人失业率超过30%，50%的城市中产阶级收入减半。据伊朗外交部称，仅在2018到2020年，美国和欧盟恢复经济制裁给该国造成的损失就超过1万亿美元，另外德黑兰每天还因为原油出口受限损失额外的2.5亿美元。

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期间，伊朗医疗系统的崩溃造成近750万人确诊感染，至少14万人病殁，充分暴露了扩张姿态背后的虚弱。而花剌子模大学经济学院的一项研究还显示，未来4年伊朗面临着至少4000亿美元的外资缺口。层出不穷的街头运动，背后的动力正是境况窘迫的社会对无限制扩张的不满。

另一方面，在7月19日的德黑兰峰会上，伊俄土三国领导人表现出了“抱团取暖”的姿态，但未能达成任何有约束力的协议。德黑兰无法劝阻土耳其继续对东北叙利亚和北伊拉克用兵，也难以说服莫斯科转移其在乌克兰的核心注意力，对中东地区承担更多战略义务。三个国家，仅仅保证了彼此间不会出现正面冲突。

这正是伊朗的第二项困境的缩影：它的盟友在资源上无法与其互补，目前也无意分担德黑兰的战略重荷。过去十多年在叙利亚内战和对伊拉克、也门、黎巴嫩的军事介入中，死伤的革命卫队士兵的数量已经超过2万人，而扩张引发的战事还在继续吞噬德黑兰有限的财力——伊朗前外长韦拉亚提在2018年承认，仅在叙利亚内战前7年，德黑兰对叙利亚政府的“输血”就高达640亿美元。

在伊朗社交网络上，一度出现了一场以“孩子们都去哪儿了”为名的联署，要求政府高官公布其子女的职业和财务状况，看看他们是否也如同革命卫队中的底层青年一般，正在海外蒙受流血战死的风险。

被反对的不仅是宗教戒律

和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相比，伊朗政体的最特殊之处在于，存在一套公开的“双轨制”，即霍梅尼教长开创的“法基赫监护”体制与普通国家体制的并存。在这个双轨制下，一方面存在民选的国家议会和总统，另一方面，其运行又受到最高领袖以及释宪会议的制约。

武装力量同样存在两套班子：除去听命于总统的海陆空三军外，还存在一支效忠最高领袖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最高领袖有权调用由革命卫队负责管理的“受压迫者和残疾人基金会”（MFJ），具备独立的财政资源。

今天的MFJ在整个伊朗运营着350多家子公司，拥有超过20万名正式员工，控制了全国20%的纺织产业、40%的饮料生产和灌装业以及大部分城市建筑公司。在21世纪初，它的总收入一度相当于伊朗政府预算的10%，直接影响和惠及500万人。加上100多个其他形式的基金会，伊朗全年GDP的10%和政府财政支出的30%，可以由革命卫队及其关联势力直接调动，无须经过总统批准，这是德黑兰得以在海外遂行扩张政策的制度基础。

｜ 伊朗德黑兰，示威者聚集在一辆着火的摩托车旁

高阶教士从双轨模式中获得的特权，以及围绕“法基赫监护”体制形成的庞大影子经济，构成了伊朗政权的稳定器，使其可以在长期面对高失业率、高通胀、住房短缺压力的情况下，继续维持对社会的控制，并追求激进的地缘战略目标。

这种情形，在2021年6月易卜拉欣·莱希赢得总统选举后加剧——不同于前任鲁哈尼，莱希被视为哈梅内伊的“影子”和教士集团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双轨制下普通国家体制对宗教特权集团的“消极抵抗”，在他身上完全消失了。

进入2022年，能源价格的反弹和外交局面的打开，没有成为伊朗转向解决民生问题的契机；相反，捉襟见肘的影子经济和革命卫队重新得到了“输血”，德黑兰在新核协议谈判以及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也再度变得强硬。这是玛萨·阿米尼之死点燃民间怒火的深层原因：被反对的不仅是宗教戒律，还有教士们的特权和冷漠。

在2020年的街头运动中，德黑兰出现的一幅标语令人印象深刻，它写道：“不为加沙地带，也不为黎巴嫩，我的生命只为伊朗牺牲。”这是一代伊朗年轻人的心声：他们从出生时起就知晓全球各地的同龄人过着怎样的生活，现实却和他们的期待背道而驰。“新城市人”曾是1979年革命的隐性阶级基础，如今则延续了他们在王国时代的命运，成为脆弱和频繁被损害的群体。

2022年7月15日的沙特吉达峰会，一度被外界视为拜登政府部署对伊朗新“冷战”的关键场合。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公开表态称，华盛顿有意推进沙特与以色列的全面合作，以遏制来自伊朗的“多层次威胁”。但这项动议在吉达遭到了冷遇：不仅沙特政府拒绝做出承诺，阿联酋、埃及等国领导人也对美方提出的建立中东版“北约”的倡议表达了公开质疑。伊朗政权正处在2009年“绿色革命”以来最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决定性的历史转折点尚未到来。

这不仅是由于能源市场的再度火热，甚至也不是由于“阿拉伯之冬”造成的普遍倦怠感和政治冷漠，而是整体图景的改变——随着美国战略重心日渐东移，后“冷战”时代初期以华盛顿为盟主，结合了以色列、海湾合作委员会、土耳其等不同层次力量的多边稳定框架变得不复存在。

沙特、阿联酋等美国昔日的盟友，一方面始终忌惮伊朗影响力的伸张，另一方面对美国遂行战略承诺的决心和力量也深感怀疑，遂更倾向基于现实主义考量，在继续推进和德黑兰的局部代理人战争的同时，维持一定范围内的外交接触和经济互动。

这是一种怪异的复合型关系，形形色色的双边框架取代了总体性的多边结构；敌与友的界限变得模糊，甚至连表面的道义阐述也消失了，惟余对现状的执迷。

正是这种独特的国际环境鼓舞了哈梅内伊-莱希集团，使他们乐于继续推进在中东不稳定国家扩大地缘政治利益的既定战略。德黑兰也会利用双边关系创造的机会，在欧洲和亚洲发展更多中性的利益共担者。

双边关系往往也是更脆弱、更易于改变的，当它的机会主义属性和一个固化的特权阶层以及趋向老龄化的总体人口结构（伊朗是中东地区老龄化趋势最为显著的主要国家）结合在一起时，前途充满了疑问。

玛莎·阿米尼的悲剧，不会立即很难改变伊朗社会和伊朗政权，但“现状”（Statu quo）在今天的伊朗已经成为一个贬义词：它无法催生哪怕是最微薄的幻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