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松

 本土化、科学化和方法热：

民国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基本趋向

左玉河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23年第01期】

中国古代有自己的史学理论，但现代意义上的史学理论学科及学术体系是清末民初从西方引入的。民国时期的史学理论研究，经历了从着力译介西方史学理论，到尝试创建中国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的演进过程。民国学者在接受西方史学理论的基础上，逐渐构建了以历史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史学理论体系。民国史学理论研究深受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史学思潮影响，强调历史学的客观性及科学性，致力于历史学的科学化并强调科学方法，将研究重心集中于科学方法论，出现了史学研究的“方法热”。本土化、科学化和方法热，成为民国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基本趋向。

民国时期的史学理论研究，经历了从输入、移植、介绍西方史学理论到逐渐领悟而尝试建构中国本土化史学理论体系的过程。清末民初，西方史学被视为塑造中国现代史学的样板被加以介绍，出现了翻译西方史学著作的热潮。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史学界更加重视介绍欧美史学思想，西方近代有代表性的史学理论著作陆续翻译到中国，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美国鲁滨逊的《新史学》（何炳松译，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法国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李思纯译，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美国亨利的《历史教学法》（何炳松译，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美国塞利格曼的《经济史观》（陈石孚译，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英国弗林特的《历史哲学概论》（郭斌佳译，新月书店1928年版），美国绍特韦尔的《西洋史学史》（何炳松、郭斌佳译，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法国施亨利的《历史之科学与哲学》（黎东方译，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美国班兹的《史学》（向达译，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 、《西洋史学进化概论》（雷震译，北平文化学社1932年版）和《新史学与社会科学》（董之学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法国瑟诺波司的《社会科学与历史方法》（张宗文译，大东书局1930年版），英国司各脱的《史学概论》（余楠秋、谢德风译，民智书局1933年版）和《史学与史学问题》（翁之达译，开明书局1934年版），弗领的《历史方法概论》（薛澄清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及《历史研究法》（李树峻译，北平立达书局1933年版），德国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德国伯伦汉《史学方法论》（陈韬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等。

在这些翻译著作中，影响最大者当数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合著的《史学原论》和伯伦汉著《史学方法论》。《史学原论》主要阐释了从搜集与考证资料，综合史实直至落笔成书时所必须遵循的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及其方法；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主要论述史学的概念和本质、史学方法论、史料及其考证、历史的综合和编纂等。这两部著作，是民国史家不断征引的西方史学理论的权威之作，是民国多数史家编撰“史学概论”的底本。

《史学原论》

西方史学理论著作及其史学思想介绍到中国后，中国学者为了教学和研究需要，以西方史学理论著作为底本，编撰出版了各种类型的史学理论教材或著作。这些著作难免带有明显的模仿痕迹，很多教材就是对西方相关史学著作的抄录和改写，但随着对西方译著作理解的加深，民国学者综合多部西方史学著作而加以编撰，陆续撰写出比较系统的带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著作。西方翻译过来的史学理论著作逐渐被改编并重新编撰成各种类型的“史学概论”新著，标志着西方史学理论逐渐中国化（本土化）。从平行移植到本土化撰述，是西方史学理论在中国传播的主要趋向。总体上看，民国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本土化，主要是沿着两条路径推进的。

首先，以西方史学理论著作为蓝本，接受和综合西方近代史学理论而创建中国本土的史学理论。清末从日本传入新史学著作之初，中国学者便开始撰写史学理论文章，如梁启超的《新史学》、汪荣宝的《史学概论》、邓实的《史学通论》、吴渊民的《史学通义》、马叙伦的《史学总论》、王葆心的《史学研究法》等，这些论著多依据西方史学理论，尝试建立中国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论述内容涉及史学的定义、目的、意义、方法及其他学科关联等。“五四”以后，中国史家在介绍翻译西方史学理论著作过程中，逐渐深化了对史学理论及方法的认知，开始撰写并出版中国学者自己所理解的史学理论教材或著作。中国史学界尽管从清末就开始引入西方史学理论学科，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史学理论学科体系，则是“五四”以后逐渐构建起来的。

到20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史学理论体系基本建构起来。其标志为：一是讨论史学理论问题的论文增多，许多史学著作设有专谈理论问题的章节、绪论或引言，从不同视角阐述史学理论问题，如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马乘风《中国经济史》、周谷城《中国通史》、钱穆《国史大纲》等。二是各种类型的《史学概论》类著作的陆续出版。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出版的讨论史学理论的著作多达30余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李泰棻的《史学研究法大纲》（1920年），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历史统计法》（1922年）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讲于1926年10月至1927年5月，1933年出版），杨鸿烈的《史地新论》（1924年）和《史学通论》（1939年），朱谦之的《历史哲学》（1926 年），何炳松的《历史研究法》（1927年）和《通史新义》（1930年）、卢绍稷的《史学概要》（1930年）、吴贯因的《史之梯》（一名《史学概论》，1930年）、周容的《史学通论》（1933年）、胡哲敷的《史学概论》（1935年）、李则纲的《史学通论》（1935年）、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1938年）、陆懋德的《史学方法大纲》（1945年）、吕思勉的《历史研究法》（1945年）等。这些史学理论著作，尽管是在介绍西方史学理论基础上编撰的带有概论性的教材（读物），内容比较肤浅，但这些史学理论著作展示了“五四”以后中国学者对史学理论基本问题的初步思考，展现了中国史学界尝试构建中国本土化史学理论体系的学术成果。民国史家仿照西方史学理论体系，逐渐建构了中国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

《历史哲学教程》

民国时期出版的各种“史学概论”著作，论述范围大致包括历史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编撰学等方面。这些方面，大体构成了民国时期本土化史学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如蒙思明将史学理论等同于“史学方法”，内容涉及史料搜集考订的方法、历史观和历史编纂学。刘国钧将史学理论称为“广义的历史哲学”，内容包括本体论、价值论、知识论和史学方法四个方面。本体论研究的问题，是关于史实的解说，如历史的本质如何，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史实发展的历程如何？史实变动的力量从何而来等。价值论注意的问题，一是寻求过去的事迹对于人们今天的关系；二是在过去事实中寻求若干定律以为人们今后行动的依据；三是就过去的事件或人物的行为，予以道德或伦理的意义，作为后人行动的标准。历史知识论所讨论的问题，是历史的知识如何可能，历史知识如何可以正确。史学方法讨论的问题，则包括研究历史的方法和撰写史书的方法。民国时期史学本体论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于三方面：一是历史及史学的定义、性质、结构和分类；二是史学与他学科关系；三是史料的内容、分类及其搜集鉴别考证问题。史学认识论讨论的问题则包括：一是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二是历史有无规律性（必然性与偶然性关系）；三是求真与致用关系问题等。史学编撰论则主要讨论史学叙述及著作撰写体例问题。这四个方面，构成了民国时期比较完整的史学理论体系。

其次，用西方史学理论的基本理念来关照中国史学传统，发掘中国传统史学中适合西方近代史学理论的因素，进而构建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注意发掘并吸收中国传统史学的积极资源，以现代眼光对其加以整理和阐释，是民国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特征。

民国时期的史学理论研究深受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及相关史学理论影响，但中国毕竟有着两千多年的史学传统和丰富的史学理论资源，故民国史家在介绍西方史学理论之同时，也注意发掘、继承中国史学传统及其理论资源。关注并发掘中国传统史学理论，将其作为构建中国现代史学理论的重要资源，是民国史学理论本土化的重要标志。梁启超、胡适、何炳松等人对章学诚史学思想的发掘和阐释，即为典型例证。

何炳松推颂鲁滨逊的新史学，但并未摒弃中国传统史学。何炳松潜心研究章学诚史学思想并撰写了《读章学诚〈文史通义〉札记》《章学诚史学管窥》《增补章实斋年谱序》等文，认为以章氏为代表的浙东史学与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在史学思想的诸多方面是相通的，因而也是可以进行相互比照的，故尝试将现代西方史学理论与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结合起来，以建立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何炳松传承中国传统史学理论并尝试建构现代史学理论的努力，集中体现在其所作《历史研究法》中。该书在译介伯伦汉和郎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方法论的同时，大量引用中国古代史家和经典史著的相关理论，详列中国史法之各类史著并予以高度评价，盛赞章学诚为“中国史学界唯一天才”，其史学方法代表了中国传统史学之最高水平。正因如此，何氏的《历史研究法》被民国学界称颂为：“立说宗实斋而以《新史学》之说融会贯通之”。何炳松以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系统阐释西方现代新史学方法论，既吸收了兰克学派及鲁滨逊新史学的史学方法，又发掘并传承了章学诚等人的史学理论，成为民国时期融合中西史学理论资源之典范。

民国时期编撰的各种史学理论著作，往往是在挖掘和吸收中国传统史学理论基础上构思而成的，带有明显的本土化特色。民国史学所强调的新史学方法，往往是在继承中国古代史学方法（特别是乾嘉考据方法）基础上，吸取西方现代史学方法而形成的。民国史家不仅继续使用辨伪、校勘等传统的史学方法，而且在融合西方现代科学方法基础上加以系统化和条理化，形成一些新法则和新程式，如梁启超的“辨伪书十二条公例”，陈垣的“校法四则”，等等。柳诒徵、刘咸炘等老派学人，以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为主，部分接纳了西方近代史学理论，逐渐创建了新的史学理论; 胡适、何炳松等新派学者，对刘知幾、崔述等传统史家的史学思想加以发掘，对乾嘉考据学方法加以发挥，形成了本土化的新历史考据学。将中西两种史学理论资源融合起来，构建具有本土化的现代史学理论体系，是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特色，也是民国史学理论演进的基本趋向。

西方近代史学理论是19世纪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产物。民国史学理论研究深受科学主义影响，将史学作为一种科学加以看待，以科学化作为史学理论建构的主要目标，努力建构实证主义的科学化史学。实证化和客观化，成为民国史学理论建构的基本依据和价值目标。

“五四”后中国翻译介绍的西方史学理论著作，多为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史学著作，加上西方史学理论是在“五四”后科学主义大潮下输入的，故民国史学理论研究格外推崇西方近代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将历史学当作“科学”加以看待，建立科学基础上的新历史学，追求历史学的科学化。王抱冲的《中国历史科学化》和王睿的《论中国历史观之科学化》，均将历史学视为一门像自然跨学那样的“科学”，称为“历史科学”。王抱冲说：“所谓科学化，是指主观心理对于客观事实的了解的一种方法——即摈除以前那种非科学的方法，而尽量采取科学的方法，以期我们所了解的历史，正与客观的历史符合。”因此，民国学界关注的西方新史学，主要是实证主义史学；所要建构的中国史学理论体系，是实证主义支配下的科学化的史学，是在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指导下的历史科学。

兰克的实证主义史学，强调用叙事体裁和个别描述的方式，把历史人物的行为和支配那些行为的真实动机、意念如实地描述出来，这样就可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任何理论性的解释都是多余的，因为历史行为者的动机和意念就是他们的行为的解释。这就是所谓的“让史实说话”或“让史料说话”。兰克史学强调用科学方法考订史料，强调史料考据方法的严谨性和客观性，承认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倡导客观主义的史学认识论，强调历史学家在考订和辨识史料史实时，必须不偏不倚，排除自我的既有之见和任何理论的指导，排斥史学家的主观性，认为只需要把史料鉴别和整理好，历史事实就会自动呈现，并且这种呈现出来的历史现象才是真实的客观。朗格诺瓦、瑟诺博斯合著《史学原论》，是兰克实证史学的集中体现，反映了法国史学科学化倾向。它注重文献史料，强调从史料出发，进而个别事实综合而形成结论及原理原则的归纳方法；提倡冷静客观的中立态度，注重事实判断，抱有“价值中立”立场，不过多进行评论；注重历史实证，故认定史学是科学，主张史学科学化。朗格诺瓦、瑟诺博斯强调了搜集和鉴别史料的方法，与乾嘉学派考证史料的思路和方法是一致的，故它在中国传统史学传统中找到了根基及共同点。该著是实证主义史学思潮影响的史学理论的经典著作，对民国学界影响大，民国诸多史家均接受并以此作为建构史学理论体系和史学研究的指南。民国时期编撰出版的众多史学概论讲义及著作，均关注史料的搜集考证，并将考据史料的方法等同于历史研究方法，典型地反映了实证主义的影响。如卢绍稷的《史学概要》沿袭何炳松《历史研究法》云：“第一步，是搜集史料；第二步，是考证。”中国学者撰写的史学理论著作，多带有明显的实证主义色彩。

受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影响，民国学者多主张以自然科学为榜样建设中国现代史学，强调历史学的科学性质。傅斯年认为：“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他坚信在剔除了附在历史记载上的道德意义之后，由“赤裸裸的史料”就可显示其历史的客观性，故认为：“断断不可把我们的主观价值论放进去……既不可以从传统的权威，也不可以随遗传的好尚。”这与兰克所标榜的不偏不倚之说相吻合。他强调：“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我们只是要把史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材料之内使他发见无遗，材料之外一点也不越过去说。”故宣称要将历史学建设成为“与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要使历史学成为“客观的史学”“科学的东方学”。

在许多民国学者看来，历史学可以成为像自然科学那样的历史科学。杨鸿烈认为：“‘史学’和‘自然科学’在‘材料’和‘方法’上都非绝对的有性质上的差异”，所以史学不但可以成为科学，而且还是“狭义的科学”。李则纲比较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后，提出史学可以成为科学的三点理由：一是从科学的特征考察，自然科学的特征是客观的，历史学也是客观的；自然科学具有机械性，历史活动也是无目的的、机械的; 自然科学的特征为必然性，历史发展也有必然性；两者都有因果性：“有一事即有一事之因，亦即有一事之果。”故历史学具备了自然科学的特征。二是从研究的目的考察，自然科学的目的是求真理，而历史学研究的目的亦以客观的史实作证据，以求建立普遍的理法。三是从科学研究的方法考察，自然科学运用类推的推理、归纳的推理、演绎的推理以成定律，历史学对史料的观察、搜集、鉴定、排比、推理、制作及史律研究，也使用了同样方法。因此，“从科学的特征、目的和方法说，历史学无论如何，不惟不能与玄学同科，被逐于科学领域之外。而历史的科学性，原与自然科学无殊。”

民国时期学界围绕着“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问题展开过比较深入的讨论，很多学者强调历史学的科学特性。即便有些学者看到了历史学的人文性和艺术性，但多数也是在承认历史学的科学性的前提下对其艺术性进行讨论的。多数学者认为，若将科学仅限定为自然科学，则历史非科学，但若将科学泛指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则历史为科学。如齐思和将史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的相异之处归纳为四点：一是自然科学应用直接观察，而历史应用间接观察；二是历史不能有实验；三是历史不能建设定律；四是史家不能预见。但他认为两者在治学态度及方法上是一致的，故仍倾向于将史学视为一门科学：“史家之目的为真实，舍此外更无其他目的。实事求是，不夹杂任何情感，乃现今一般史家所共持之态度。是史家之治学态度，与自然科学者初无二致也。”故强调：“其治学方法，亦于自然科学家者根据同一原理，采取同一步骤。”

尽管民国学者对科学的范围及历史是否为科学的意见有较大分歧，但均认定史学方法是科学的。这几乎成为民国学界之共识。史学虽与自然科学不同，但因具备了科学的基本特征，故仍可称为“科学”：一是历史学之所以成为科学，在于它使用了科学的方法。蒙思明说：“倘使这方法是科学的，这学问就是科学了。”历史学的方法不仅奠基于经过考证的事实之上，还可寻出事物发展的规律，故历史学应是科学。二是历史学之所以成为科学，在于它探求法则。朱谦之认为：第一，科学的根本特征是求法则：“我们要问历史是不是科学，应该先问历史是不是与一切科学同样有一个法则？是不是贯澈于历史进程中的‘个性’，乃是跟着存在其中的必然底法则来的？”“历史学的最大任务即在于根据历史的一切事实，来发现一切统辖人类发展之定律的”，故它是一种科学。第二，历史学自身有一个发展过程，过去的那种教训的，玄学的历史学不是科学，只有近代的历史学才属于科学。第三，历史科学的法则与自然科学的法则不同；历史科学法则是动的，自然科学法则是静的，历史法则是心理的，自然法则是物理的，历史法则注重目的，自然法则注重因果。自然的法则是必然的，而历史的法则“是由于人们的欲望与目的而成”。故朱谦之强调历史是叙述人类文化的进化现象的“文化科学”。

鲁滨逊

陈啸江指出：“凡一种学问可以独特成一门科学者，最少要具两个条件：第一是有特殊的对象可供研究，第二是有普遍的法则可供证实。”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单纯的史料研究与事件考证并不是历史科学，它不过在求个别事件之真，以备从中抽出共同法则之用。历史哲学也不是科学，因为它太笼统武断，未能达到实证的地位。科学的历史学的任务是根据其特殊的研究对象，找出历史自身的演化规律。它一方面是综括的，即研究整个人群演化规律，如起源论、变迁论、变革论、停滞论、进化论，另方面又是特殊的，即研究人群活动的不同侧面，如政治发展史、经济发展史、教育发展史、哲学发展史等部门的规律，只有达到这一水平，历史学才真正成为科学。将历史学视为科学，认为历史学的任务是探求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这与马克思主义有共同之处。

总体上看，科学化的历史研究，一方面重视历史考证和史实求真，另一方面注重探寻历史规律和历史法则，重视采用科学的理念及方法进行研究，体现了史学理论的科学化追求。民国时期的史学研究，强调历史学的科学化，将其创建的新史学称为历史科学。历史学与社会学、经济学等并称为社会科学；它借鉴了社会科学的方法，并在1930年代掀起了社会科学化运动，将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具体运用到历史学，推动历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历史学研究的科学化，及随后掀起的社会科学化，汇成了历史学的科学化思潮，历史学被民国学者视为历史科学加以建设。即便历史学不像自然科学那样有规律和法则，受必然性支配，那它也会像经济学那样属于社会科学。既然实证主义的理论方法被视为科学的理论方法，那么1930年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同样被视为“科学”的理论方法，并且是最新的科学理论方法。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新认识? 因为唯物史观与自然科学相似，都注重发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正因注重发现客观规律，故唯物史观成为最先进、最新颖的“科学”。民国史学有着追求科学的强烈诉求和发展动力，正是在这种动力推助下，唯物史观作为更科学、更新颖的研究方法，引起民国学界的高度重视，唯物史观及辩证方法被视为更加科学的方法为许多学者所接受。这样看来，民国史学所追求的科学化趋向，经历了从强调历史学的自然科学属性到历史研究社会科学化的递进过程：先是强调历史学的自然科学特性，随后强调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最后演进到重视并接受更先进的社会科学方法，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唯物辩证法。

民国学者对历史哲学和历史理论的兴趣不大，反而对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格外重视，将关注点集中于实用层面的史学研究方法；其创建的史学理论体系同样将关注点集中于史学方法论，故民国时期的史学理论著作，多冠以“史学方法论”之名。从早期的姚永朴到后来的梁启超、何炳松、傅斯年等，都重视“历史研究法”，出版了多种冠以“历史研究法”的著作，各种类型的“史学概论”也以讨论历史研究法为主，推动了民国史学方法论的探究。如李泰棻的《史学研究法大纲》分原史、读史、作史和结论四部分，重视探讨史学方法，强调：“欲改旧图新，求合科学方法，则研究法尚矣。”故民国时期的史学理论研究，注重探讨历史研究的方法，出现了明显的“方法热”。

民国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方法热”，首先体现为自觉借鉴并引入自然科学方法及社会科学方法。民国时期的史学研究特别注重逻辑推理和归纳方法，将自然科学的原理原则及其方法广泛运用到历史学中来。广泛采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历史，成为民国史学的主要趋势。何谓科学方法？当时所指的科学方法就是实验法、归纳法；科学的内涵，包括了科学理念、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及科学方法。科学方法成为民国时期史学界所关注和推崇的方法；探究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成为民国史学理论界较普遍的趋向。胡适强调采用科学实验的态度与方法及傅斯年“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的理念均体现了这种趋向。民国时期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引入历史学并构成“史学方法”论重要内容者，主要有语言文字比较研究法、历史统计研究法、实地发掘调查方法等。

语言学是欧洲正统汉学的基本功。西方汉学家沙畹、伯希和、高本汉、马伯乐、卫礼贤等，是从语文考证入手来研究中原、蒙古、西藏、中亚等地的历史、民俗、艺术等。欧洲汉学家的研究路径对中国学者具有直接的启发作用。傅斯年在欧洲留学期间，研修西方的比较语言学、语音学，对语言学重视。傅斯年受兰克史学及欧洲汉学重视语言学分析的影响，重视对史料进行语文分析，以鉴别其真实性和可靠性，故倡导语言文字比较研究方法。他搜集卜辞、金文等有关性、命二字的两万余条资料，运用语言文字比较研究方法说明其原训及字义的演变，从而对先秦时期的哲学、伦理观念进行梳理，进而讨论其发展演变过程，于1936年写成《性命古训辩证》一书，树立了“以语言学的观点解决思想史中之问题”的样板。“以语言学的观点解决思想史中之问题”史学方法，实际上是以语言学为根本的欧洲正统汉学之翻版。

历史统计研究法，是以归纳法为基础的研究方法。梁启超主张将把统计学方法引入史学，提倡计量史学方法。他在东南大学史地学会所作《历史统计学》的讲演中指出，这种方法是“用统计学的法则，拿数目字来整理史料，推论史迹”，其具体作法是：把“同类的全搜集起来，分别部属，——研究，便可以发现出极新奇的现象，而且发明极有价值的原则。”故他将其命名为“史学上之统计的研究法”，可以通过统计结果以“推求变化原因”。这是中国计量史学方法的较早尝试。

由专注于文献转向趋重实物和实地发掘调查，是民国时期史学研究的新取向；以考古材料补史证史是民国时期学术研究的新趋向。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是其集中体现。其云：“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所谓“纸上之材料”，指中国旧有的文献资料；“地下之材料”，主要指殷墟发现的甲骨卜辞、西北发现的汉晋简牍、敦煌莫高窟发现的石室藏书和传世、出土的殷周青铜器铭文等历史资料。二重证据法就是把这两方面的资料用来相互释证。二重证据法是一种广泛利用文献、文物、考古资料和外族语文资料，吸取西方的思想观念，把文字训释与史事、制度考察结合起来，并融入近代“新史学”观点的综合比较考证方法。它突破了乾嘉学者囿于经史文献考证的圈子，成为清代考据学发展为近代新考据学之转折点。

胡适对史学研究方法格外重视。他自称：“我治中国思想和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年来所有的著述。从基本上说，我这一点实在得益于杜威的影响。”尽管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其他著作中谈校勘、谈音韵、谈清儒、谈国故、谈国学等，但其所论其实均为“西洋的史学方法”。他以西方近代科学方法关照清代考据学，认定清代朴学与西方近代科学精神是相通的：“清代的朴学与近世西洋所谓科学方法相合，”并强调：“在历史上，西洋这三百年的自然科学都是这种方法的成绩；中国这三百年的朴学也都是这种方法的结果。”胡适提出的“朴学方法即现代科学方法”，得到民国许多学者的认同，成为新考据学的重要方法。同时，胡适将实用主义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提出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方法：“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所谓大胆的假设，是史学主体“大胆的”提出对某个历史问题的解决设想；所谓小心的求证，就是围绕这个设想去“小心的”搜求证据，以达到得出解决此历史问题的结论。胡适提出的史学研究方法对民国史学界影响颇大。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说：“从证据去修改假设，日益演进，自可日益近真。”

其次，民国时期史学理论研究“方法热”，还集中体现在对狭义的史料学方法的探讨上，即实用层面的史料方法。重视史料搜集考证方法，是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另一个突出特点。

民国时期的史学理论研究，关注实用性的具体研究方法，以史学研究方法为关注点，而对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关注程度有限，这显然是中国的实用理性使然。兰克史学的史学方法论之核心内容，一是批判性地运用史料，史料问题成为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二是认识论上的客观主义。无论是姚从吾在北大讲兰克的方法论，还是梁启超在清华大学讲中国历史研究方法，或是顾颉刚根据可靠史料重建信史，抑或是孟森利用实录资料考证明清史实等，都受到兰克史学方法的深刻影响。朗格诺瓦、瑟诺博斯合著《史学原论》，围绕历史研究以可信的史料为基础的内容展开，系统阐述了收集史料、鉴别史料、综合史料的方法。其所谓方法，实为史料学方法，而非历史研究方法。史学研究工作经历收集史料、外证、内证的基本程式，最后将史料置于更宽广的语境中进行综合理解。在这个过程中，史料始终是最重要的。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何炳松《历史研究法》《通史新义》等，均受到《历史研究导论》的影响，重视史学研究方法论。如何炳松的《历史研究法》首章“绪论”总论史学方法，第二至第九章分别为：博采、辨伪、知人、考证与著述、明义、断事、排比、著述，从各章主题来看，基本是按历史研究步骤来阐述史料收集、史事分析和编排、史著撰写等史学方法的，讨论重点集中于“史学方法”，尤其是史料考证方法。再如卢绍稷的《史学概要》，沿袭何炳松的《历史研究法》的观点，同样将史学方法论视为史学理论的核心。它将历史研究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搜集史料。第二步，是考证，将所搜集之史料，依其性质，加上种种考证之工夫，藉以正误，辨伪，明义。此步工作，又可分为校勘底本，鉴别史书，详知撰人，断定事实四阶段，即所谓‘分析工作’。第三步，是编著，将分析研究所得之结果（已断定之事实），编比成为历史专著。此步工作，亦可分为编比事实，与著作成史二阶段，即所谓‘综合工作’。”再如陆懋德的《史学方法大纲》，论历史、论史料、论考证、论解释、论著作，同样将重心集中于史学方法论。

《中国历史研究法》

历史研究要重建史实，必须借助于科学的史学方法。所谓科学的史学方法，主要是指史料的搜集、鉴别和考订的方法。李承廉在《史学方法论》中详细列举了对史料进行考证、校雠和辨伪的方法，认为这是“求真”，即重建史实的主要途径。顾颉刚说：客观历史与史料记载的关系，就像人与画像的关系一样，虽然执笔者非一人，其注目之点互有不同，所记也有短长，但只要“集种种异同之材料而评判之，举散乱无纪之事件而贯穿之，绳以科条，要以必信”，“虽使百人不相谋而为之，必可得同一之结论”，从而使后人“得识其统绪而瞻其真象”。杨鸿烈在《史学通论》中认为：“我们若要明白历史的正当目的，就得要承认历史家的责任不过是搜集，鉴别，和整理史料罢了。他只是‘为历史而治历史’，他的‘目的’说来也很平常，不过是‘记真事’‘说实话’罢了。”既然历史研究的主要工作是整理史料，那么历史研究的方法，主要就是史料整理方法。蒙思明指出，史学方法是一些合乎逻辑、合乎常识，可以使人信赖的批判原则和工作程序，因而是认识历史、重建史实的利器，只有使用这种方法，才能“奠史学于泰山之安”。吕思勉和王抱冲则强调对史料的全面的广泛的搜集。吕氏说，“所知者博，则所测者确”，往往多一条史料，或少一条证据，事相即为大变，故史料搜集，应宁多勿少，而史料汇集编订，则是解决个人精力有限，不能遍读群书问题的有效办法。

民国学者所探讨的史学方法论，主要集中于史料考证辨别与利用的方法，集中于编撰史书的方法，而不是历史研究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更不是史学认识论的方法。因此，民国史学理论关注的重点，与其说是系统研究方法，毋宁说是史料考证方法，而非史学研究方法；民国史学理论主要集中于史学方法论，而非史学认识论、本体论。兰克以“内证”和“外证”为特征的历史考证方法，伯伦汉著《史学方法论》为实证性史学研究确立了基本规范。民国学者关注于史料学方法，即重视史料的搜集、鉴别和使用。史料领域除了文献、档案之外，关注考古发现的实物遗存及口述调查材料，相应的史料学方法注重对其进行搜集、分类、鉴别、考证辨析工作及方法，进而扩大为考释史实的方法。如何炳松的《历史研究法》重点探讨的是史料搜集整理方法。傅斯年强调史学便是史料学，而“史料学便是比较方法之应用”。高度重视史料整理方法：“假如要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傅斯年深谙兰克的史料互勘与比照纠误之道，将史料归纳为八对十六种：直接材料对间接材料、官家记载对民间记载、本国记载对外国记载、近人记载对远人记载、不经意的记载对经意的记载、本事对旁涉、直说对隐喻、口说的史料对著文的史料。傅氏引进兰克的治史方法，再摄纳中国传统史学的考证方法，形成了考辨、比较方法以及由语言文字入手辨析史料等治史方法，写出了《明成祖生母记疑》等。

由此可见，受历史学就是史料学观念的影响，民国时期史学方法论主要集中于史料学方法，聚焦于如何搜集、鉴别和利用史料的具体方法上，从而形成了明显的史料学方法论倾向，即高度重视史料学及其方法。因此，重视实用层面的历史研究方法，尤其是史料学方法，构成了民国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明显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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