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谦之
中国近现代史学
民国时期史学理论研究
略论朱谦之的史学理论建构
赵庆云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23年第01期】
摘 要：朱谦之在史学理论、历史哲学方面著述颇丰，多有建树，在移植、整合西方理论基础上形成的生机主义史观有完全的理论体系，自成一家之言。他虽然强调史学研究中“心智因素重于物质因素”，似与唯物史观针锋相对，但细究起来，他的史学理论建构非但无法绕越唯物史观的存在，且受到唯物史观的启发，始终以唯物史观作为重要参照，从唯物史观中获取思想资源。他强调史家应承担其社会责任，史学研究应有现实关怀，应以“考今”为目的，其所论切中民国史学时弊，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
关键词：朱谦之；生机主义史观；唯物史观
朱谦之（1899－1972），字情牵，福建福州人。因涉猎广博，著述宏富，有“百科全书家”之称。他尤钟情于史学理论的探讨，撰有《历史哲学》《历史哲学大纲》《现代史学概论》《黑格尔主义与孔德主义》等著作。其以杜里舒的新生机主义（Neo-Vitalism）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为基础构建的生机主义史观颇具特点，且有完全的理论体系，自成一家之言。朱谦之是纯粹的学者，甚少涉足实际政治活动，但他对政治并非漠不关心，其历史观中一定程度上也寄寓着他的政治倾向和政治理想。
一
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将朱谦之作为史观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并以“心智因素重于物质因素”为标题概括朱氏史学思想之特点，可见其与唯物史观针锋相对。细究起来，他对唯物史观的看法，前后也有所变化。
朱谦之早年信奉无政府主义，提出“劳动人民神圣”的口号。认为无政府主义“比马克思派更彻底”，强调其“立足点是虚无主义，自信是比马克思派还高些”。在1921年著《革命哲学》时，思想颇为激烈，强调革命要“根本解决”，政治革命不如社会革命，社会革命是从社会主义革命进至无政府革命，再进至宇宙革命。此时他对唯物史观有颇为尖锐的批评，认为马克思强调的“社会生活决定人的意识”“不可靠极了”，因如此一来“难免把能动的精神，看得太无意义”。在他看来，要解释历史变动的原因，当是多方面的，诸如地理的要件、法律、政治、宗教、道德等等都应予以考虑。用经济来解释历史，“实在是把结果认为普遍的原因，今苟知历史是我思想自己造成，只有我的思想能够作历史的主宰，那末我的历史观，就应该倒转下来，把‘心’作观察的出发点了。”他进而详论唯物史观的不足有三：一是“把物理的法则硬用到社会进化上去。”二是“只知历史法则却忘了意志自由一节。”三是“唯物史观忽略了一个心理的原因，就是欲望……总之欲望是经济行为的动机，人因充足其欲望而演成的共同动作，这才叫社会经济，所以欲望为主，而物质的条件，反是他的臣仆。……由此可见心的作用，实是支配经济现象的根本原力。”朱氏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实存在偏差，唯物史观实际上并不能简单认为是“经济的决定论”，也并非忽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事实上信奉唯物史观的中国共产党人决非消极等待，在改造社会、创造历史方面最为积极有力。
朱氏极端无政府主义思想和革命哲学之理论依据在于他在改造柏格森进化论的基础上提出的“流行进化说”。其“流行进化说”的特点在于为进化寻找一个目的，其旨意直指未来，为将“现在”摆渡到“未来”提供了依据。并着重强调在进化过程中，人应当冲破逆转以推动进化。
1926年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的《历史哲学》，是朱谦之1924年在厦门大学之讲稿。此书着力于建构朱氏自己的“生命史观”历史哲学体系，以抵制唯物史观。朱氏在《历史哲学》中对唯物史观的批评，大体重复几年前《革命哲学》中所论。他“宣言唯物史观不合于现代人心的要求了！是站不住脚了！”因而要“重新估定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价值”。同时也认为，马克思“用他特有的理论，把从前历史的唯物论者不能解释的地方，予以创见的说明，遂以造成他特有的‘唯物史观’”。并表示唯物史观“只能解释一部分的问题”，言外之意，毕竟承认唯物史观仍有其部分的解释力。
《历史哲学》
20世纪30年代以后，朱谦之对唯物史观的看法有所改变。1933年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的《历史哲学大纲》中，朱谦之用长达80页的篇幅详述唯物史观的渊源脉络，对唯物史观各家观点作了细致的梳理分析。许冠三评价其“源源本本，如数家珍。其提玄钩要之功，且常出公式派教条派马列主义者之上。”他将历史哲学分为三个阶段：神学的历史哲学，形而上学的历史哲学，社会的科学的历史哲学，将唯物史观与社会史观一并列入历史哲学发展史的第三期——社会的科学的历史哲学之中。
朱氏更推重社会史观，但又主张将唯物史观和社会史观二者结合起来以建立一种更全面、科学的历史哲学。在《文化哲学》（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中，他更明确表示，实证主义“以知识定律即社会史观为治史方法”，唯物史观“以物质定律即经济史观为治史方法”；“固然这两种各别的文化史阶段说对于社会史经济史之研究，均有莫大的贡献；尤以较年轻的青年，多倾向于以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来解释历史。”朱氏批评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考证学派“偏于史料方面，而将理论完全忽略了”，正因他们“极力反对历史哲学，却不知即在这个地方，却给马克思派乘虚而入，以大大发展的余地。”更激烈批评道：“现代中国史学界的最大病痛，正是‘恁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考古耳’”。
在信奉唯物史观的学人中间，对于阶级斗争的看法向存争议。朱谦之则充分肯定阶级斗争理论的意义。他以孙中山的看法为依据，认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能解释阶级斗争的社会——社会的病理学阶段，或谓之“人类历史之消极的方面”，这是“唯物辩证法之最大贡献”。他强调：“只要我们承认人类的社会，不仅有生理的现象，也有病理的现象，那么唯物辩证法，在史学方法论上便有重大的意义，虽然唯物辩证法只是偏面的真理，然而没有唯物辩证法，就历史论理学也就不能建设起来了”。不过，他还是倾向于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虽然‘互助’与‘斗争’都是历史的一种范畴，然就进化的原动力来说，那有互助的倾向的，是最适于生存，所以互助的价值也比斗争为大。”
唯物史观自在中国传播后，很快风靡一时，连胡适也表示：“唯物的历史观，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开许多出路。”朱谦之的史学理论建构，不仅无法绕越唯物史观的存在，且一定程度受到唯物史观启发，始终以唯物史观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物或者对立面。换言之，他建立“生机主义史观”，根本目的即在于对抗唯物史观；但他的思考方式与理论论述，又深受唯物史观的影响，从唯物史观中汲取思想资源。他对唯物史观的看法前后有所调整变化，早期偏于“否定”、“推翻”，后期则相对较为中允。同时，正如研究者指出，朱谦之对唯物史观的分析批评，始终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其根本目的在于捍卫当时的孙中山主义。朱谦之自己也并不讳言其要旨在于“解决孙中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
二
朱谦之所著《历史哲学》一书，是1924年在厦门大学授课的讲稿，1926年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此书系统阐述了他的生机主义史观。其实质是将生物学中的生机进化理论，运用于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将人类社会看成生命有机体。他在序言中自信地表示：“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对于‘历史哲学’的贡献；”并坦承其理论来源：“我最感激的，是新生机主义者杜里舒、柏格森、麦独孤、鲍尔文等，都有很多的借重。还有孔德、克鲁泡特金，都曾给我许多有益的见解，因有这些影响，才成功我的‘历史哲学’”。大体而言，他的史观主要综合杜里舒的新生机主义、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孔德的实证哲学而成。
他对于“历史”从四个层次加以界说：历史是叙述进化的现象的；历史是叙述一种生机活泼的动物——人类——的进化现象的；历史是叙述一种生机活泼的动物——人类——在知识线上的进化现象的；历史是叙述一种生机活泼的动物——人类——在知识线上的进化现象使我们明白我们自己同人类的现在及将来。朱氏史观的核心要义，实为“知识线”的概念及对于“堆积”与“进化”的区分。他强调：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因果关系的机械定律立论，不足以说明历史的意义。“这‘堆积’和‘进化’两个名词，实在是杜里舒对于历史哲学的最大贡献，不但为‘进化’之概念重新估定一番，下一次新定义，更为混杂的历史寻出一条新路来。”“堆积是从外面累积的，进化是从内部发展的，如果人类历史只是陈陈相因，而没有创造而日进不已者在，便历史犹之乎物质之为堆积的，而无所谓生物学之进化了。”并强调人类进化的原因亦在于“生机力”（Vital force）。朱氏所谓“知识线”概念，有三种意义：“（一）知识线不是由一个人独力所造，实由一般人共业所造；（二）知识线是‘进化’而不是‘堆积’；（三） 除了知识线外如人种大人物，民族，国家都和‘进化’无关，都和历史没有密切的关系。”朱氏力图对达尔文进化论提出批评和修正，但其思维方式无疑附着于进化论之上。正体现出进化论影响之无远弗届。
朱谦之还吸收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思想，强调“本能”在人类进化中的根本性意义。柏格森将“生命冲动”作为万物之源，朱氏也明确提出：“人类的历史，由人们的本能造成的”；“历史进化的原动力是本能，只有本能才能冲破了过去的藩篱，而实现一个新的更好的历史世界”。“人类的历史就是本能与环境宣战的生机主义史，申言之就是在生命进化中本能与物质相冲突的革命史”。他套用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述，认为“本能是原动力，而知识线上伟大的复杂的系统，如宗教艺术道德政治法律经济科学等，反是它的产物。”“宗教的，艺术的，道德的，政治的，法律的，经济的，和科学的历史观，……他不过只是该时代的本能，依于生机主义的条件而变化的反映。”
杜里舒
朱谦之认为，杜里舒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只知道知识线可以解释历史进化却不知知识线如何的进化”，而这一方面法国孔德的社会哲学正好可以补充。孔德将人类思想的发展划分为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朱氏对孔德的理论加以套用，将历史哲学亦划分为宗教的历史观、自我的历史观、社会的经济的历史观；将人类历史的进化发展划分为宗教的、自我的和社会的三个阶段，并与“宗教的本能、自我的本能、社会的或科学的本能”分别对应。此三种本能作为知识线的进化的三种原动力。
朱氏反对传统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英雄史观，将知识线视为“一般人的共业”，但并非意味着所有人都能对知识线的创造产生作用。实际上在他看来，真正对知识线作出贡献的是少数知识人。他指出：“所谓历史的人物，是那些肯在历史的进化中负过责任的人们；是那在生活混乱中间为思想的传达者。无论是宗教家，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批评家，革命家，只要他在历史当中，能为大家指出了一条道路，一个方向，他便是历史界的一盏明灯。”而“那些一向占历史中枢的帝王，贵族，军阀，我们应该有胆量，把他赶在‘进化史’的外面。”他的这些论述寄寓着其政治思想，体现出对于帝王军阀武人等强权统治者的反感，对于为社会文化进步作出贡献的知识人、思想家的肯定和赞颂。
朱谦之的生机主义史观颇具特色，理论来源颇为复杂，其移植、揉合难免存在生硬的痕迹。王亚南评价朱氏：因涉猎太广，难免“肤受浅尝”，“于是在运思立论当中，就往往会不知不觉的把许多不易调和的概念，貌为比附的从观念上关联起来，使自己陷在自己强行设定的形式主义与观念主义的谜团里”。许冠三认为朱氏只知寻求“历史法则”，而忽视更为根本的探求历史知识本原的批判历史哲学，批评其理论建构“多偏致而富有教条习气”。
1929年朱之谦东渡日本求学，深入研究黑格尔和孔德的历史哲学。1933年出版《黑格尔主义与孔德主义》（上海民智书局）。在此基础上出版《历史哲学大纲》（1933年上海民智书局），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及辩证法与孔德的实证哲学相结合，推崇社会史观，并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史观为纳入社会史观的范围，作为其历史哲学的旨归。1935年出版《文化哲学》，呼应当时中国知识界重建中国文化的思潮，进一步提倡包罗更广的文化史观。无须讳言，强烈的现实关怀，自然也会一定程度影响到他对学理的探讨。
三
1932年朱谦之应邀出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提倡现代史学运动，并于1933年创办《现代史学》期刊。朱氏倡导的“现代史学”，其核心要义在于强调史学与现在、未来的紧密关联，强调史学的社会致用功能。他赞赏克罗齐“一切真的历史都是现代史”一语，并多处引用阐发。强调指出：“历史事实须经过今我思想的活动，即将过去涌现于现在当中，而后才有历史的意义。所以真有生命的历史都是现在的，失却现在即不成其为历史，只好说是过去的历史，由Croce 看来，不过无生命的形骸而已，木乃伊而已……似此Croce 看重历史的现在性，可算对于过去史学界是一大进展，一大革命。“所谓历史的现在，就是超越时间，也可以说就是包括过去、现在、未来的‘永远的现在’（eternal present）”。朱氏强调，史家的职责“是要在历史事实里面寻出一种根本发展和进化的原理”。史学研究应与现代问题发生密切联系，注重史实的解释与历史的现代性。“将现在同过去同未来联成一条生命，而以‘现代’为历史生命的中心，所以现代史学不应只是考古，更应该注重‘考今’”。
克罗齐
朱谦之强调史家应承担其社会责任，史学研究应有现实关怀。他对于史学研究与现实脱节的批评切中时弊，在当时颇能引起学者共鸣。郑师许所作《最近史学之新趋势》一文，大段引用朱谦之《现代史学》第一期卷首语（其主旨为：从前史学以“考古”为目的，现代史学则以“考古”为方法，而以“考今”为目的），并评曰“这几句话可谓最能道出最近史学的趋向。
20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出版了30余种史学概论著作，朱氏的《现代史学概论》正是30年代史学理论研究高潮下的产物。有论者指出，与同类著作相比，他的这部史学理论著作水平较高。此书在梳理史学史的基础上，倡导“现代史学”。对于当时史学界对峙的考证考古派与唯物史观派，朱谦之认为均有其弊端。考古考证派“不谈思想，不顾将来，其心理特性完全表现着对于眼前社会剧变之无关心，而只把眼光放在过去的圈套里面……不认有历史进化法则之存在”；唯物史观派“都是理论多而事实少，他们很少对于中国历史有很深的素养的；当他们拿着马克思的公式，来解决中国社会上之复杂问题，而且要‘见之行事’，这自然是太危险了。”他力图结合二者之长、去除其弊，以考证及考古学派为“正”，以唯物史观派为“反”，而以其所倡导的“现代史学”为“合”。并欲发起“现代史学运动”，综合“历史上记述主义与推理主义”，以促进史学发展。
朱谦之并非一味空谈理论，曾将自己的理论方法在太平天国史研究中加以印证。他批评拉狄克、张霄鸣、李一尘、李群杰等人的太平天国史著作“均理论多而事实少，只知有史料之解释，而不知从事史料之搜集，只知马克思主义而不知有孙中山主义…… 在这样贫乏的史料基础之上，试问怎样能够建立科学的理论解释，结果还不是迁就事实，来完成他们空洞的理论……”。指出“过于注重史料，只知搜集，而不知应用历史哲学的方法来解释，这和蚂蚁之采集食物的方法相似，可以说是‘蚂蚁的方法’。反之过于注重史观，妄加解释，而不知先从事史之搜集，这和蜘蛛结网一样，一丝一缕都从腹中吐出，在已有以外无所发明，可以说是‘蜘蛛的方法’”，二者均存在偏颇，真正合宜的方法应“有如蜜蜂采集花蜜而酿成芳香甘美的产物一样，这种一面搜集一面解释的方法，好比就是‘蜜蜂的方法’”。他对既有的太平天国史著作多所批评，并表示“欲别开生面”，综合史料考订与史料解释两派之所长。但平心而论，他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也不免局限，其解释评价一以“中山主义的太平天国革命观为依据”，而非自史料研求中来，解释与史料自然难以结合无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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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李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