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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载：Wang, C.P. (2020) 'Situated Abstraction: Body, Speech, and Cognition in 911 Emergency Communication',Qualitative Sociology, 43(4), pp.467–488.

doi: 10.1007/s11133-020-09455-y

作者：王篪，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讲师

翻译：杨诗栋

摘要：本文借鉴了身体与具身化、身体教学术以及话语分析的文献，采用了一种面向身体的综合性取向，并试图以911应急交流的案例展现跨越个体、时间与空间的身体经验被领会与传递的过程。笔者结合在美国某城市911中心进行的为期三年的田野调查所得资料，展示了这一过程是如何在两个关键步骤——前景化与形象化——中被实现的，以及这一过程如何在应急交流的组织化情境下被模式化。

关键词：身体与具身化；身体教学术；民族志；工作与职业

引言

在本文中，我回顾了身体与具身化的研究，并强调了我所说的911应急交流中“三方分离”（three-way disembodiment）的特征。“三方分离”指的是911应急交流中三组关键的行动者——呼叫者、911人员、一线响应者——在身体上彼此隔绝的事实。尽管911调度员与一线同事和呼叫者均处于身体相隔的状态，911的呼叫交流过程却要求立即、密切地关注身体及其所在的环境，包括空间与时间。身体缺席的个体如何传达、领会遥远的身体经验以作为未来行动的基础？这一过程又向我们揭示了身体、言语和思想之间的何种关系？

为回答这些问题，我借鉴了身体与具身化、身体教学术以及话语分析的相关文献。将这三支研究结合起来，可以阐明身体、言语与思想之间的关系，及其三者在组织化情境中的相互作用。针对身体这一概念，我采取了一种综合性方法，试图展现为了肉身的保护与复位，缺席的个体领会和传递彼此身体经验的过程。在一般网络通讯的情境下，特别是在911应急响应中，感官信息是局部而不完整的。我试图呈现出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人们仍跨越时间与空间描绘和领会身体经验的方式。我展示了这一过程是如何在两个关键步骤——前景化（foregrounding）与形象化（visualization）——中被实现的，更重要的是，上述过程如何被所处的组织环境形塑。

在下一节，我将首先回顾身体、身体教学术和话语分析的研究，突显出需要进一步加深我们对身体与思想的关系、以及身体与言语的关系的理解。我将这一关系称作“情境化抽取”（situated abstraction），即认知和语言既根植于身体及其经验，又从身体及其经验中抽离出来。

在阐述我的理论框架之后，我接着介绍田野调查所在的地点和采取的方法。我将分析我的案例所体现出的三方分离、不确定性、以及保护身体整全等情境特征；然后，我将展现遥远的身体经验是如何通过前景化和形象化的过程被传达和理解。前景化是对言语的“情境化抽取”，而形象化则是对思想的“情境化抽取”。我将呈现上述过程如何在911应急交流的组织情景下形成模式，并于文末进行总结与讨论。

情景化抽取：言语、思想和身体

在Merleau-Ponty（1962），Schutz（1962）和Garfinkel（1967）的影响下，当代沿袭现象学传统的身体与具身化研究将身体视作日常社会情境中充满生活经验且享有共同行为规则的积极行动者（Bendelow and Williams, 1995; Crossley, 1995; Hockey and Allen-Collinson, 2009; Weinberg and Williams 2010）。“惯习”（habitus）（Bourdieu, 1984）、“身体技术”（body techniques）（Mauss, 1935, 1968）和“积习/惯习身体”（habitual body）（Merleau-Ponty, 2004 [1948]）等关键概念已经被发展出来，沿着空间和时间的维度描摹身体和具身化，并聚焦于日常社会行动与积极的体验。这些思想流派影响了针对这一主题中更为晚近的研究。一些研究强调了对身体的培养、社会化和实践如何与特定的时空构造相连，如斗牛表演、拳击和芭蕾舞（Pink, 2011; Shilling, 1997a, 1997b; Wacquant, 1992, 2004, 2014; Watson, 2000）；其他研究密切关注身体在交互性场景中的角色，强调身体状态和身体活动的文化情境与象征性诠释（Gardner and Gronfein, 2006; Monaghan, 2006; Stephens and Delamont, 2006; Waskul and Vannini, 2006）。还有研究将身体的共同在场视为“互动秩序”（Goffman, 1983）和“互动仪式链”（Collins, 2004）的关键组成部分，为微观社会行动及其向宏观模式的转变提供了重要见解。

在学者们将身体带回社会学探索的核心，并超越当代研究中外显或内隐的笛卡尔式身心二元论的努力之下，其核心之中潜藏的是三组作为其理论争鸣与经验发现基础的关键关系。首先是语言与实践，即身体的“话语性”（discursive）与“活动性”（active）层面之间的关系。其次是身体与思想的关系。再者是身体及其情境的关系，即身体及其经验如何被更广阔的社会情境塑造，这一情景不仅与特定的组织角色有关，还与个体身体所处的更广阔的制度结构相勾连。我将依次进行讨论。

在超越笛卡尔身心二元论的努力中，研究身体的学者们认为“话语性”和“活动性”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语言构成了身体经验中感知建构与意义建构过程的一部分，而作为行动与实践基础的身体可以被反思并经由语言再现（Bendelow and Williams, 1995; Crossley, 1995; Frank, 1991; Shilling, 1997a, 1997b）。在“活动性”层面，聚焦身体日常实践与经验的研究基于Marcel Mauss的“身体技术”传统（Mauss, 1935; Mauss, 1968），强调身体经验中“默会的”“前话语的”“非话语的”或“未言说的”规则与模式，而这些经验被认为不能简化为语言。这一传统假定，若缺乏实际的身体参与和体验，则无法习得这些规则与模式（Brandt, 2006; Pink, 2011; Wacquant, 2004, 2005, 2014, 2015）。这种“偏离话语偏向的转变”（shift from discursive bias）将身体的“行动”层面置于“语言”层面之上（Hunt and Miller, 1997），强调“身体技术”的“未言说”本质——被定义为使用人类身体的方式。同时，值得注意的是，Mauss已经特别强调了语言交流对身体技术的重要性，认为教学在身体技术中占据“主导”地位，而“技术的传递，尤其是通过口头传递，正是人类与动物最重要的区别”（Mauss, 1935, 1968: 73）。事实上，必须表达和解释身体规则与经验是日常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因为身体既是语言的主体也是它的对象，身体同时“言说与被言说”（Crossley, 1995）。

尽管言语根植于身体内，前者亦与后者保持着不断变化的距离，而正是这一变数最需要被注意和解释。事实上，身体用语言表现的程度和方式已被证明是由组织和制度背景造成的。例如，Bendelow与Williams（1995）认为充分理解个体关于疼痛的身体经验需要考虑到对于疼痛反应的叙述和社会模式化，因为语言的描述会影响并成为对于身体疼痛的经验和理解的一部分。Akrich和Pasveer（2004）将女性分娩叙述中身体在场与自我的关系作为一个开放性问题进行了研究，她们称之为具身化（embodiment）与去具身化（disembodiment）的对立，即当身体出现和不出现在叙述中。类似的，一系列研究考察了具身化与去具身化地生产、正当化知识的方式分别获得超越彼此的权威所在的社会情境（Acord, 2010; Fourcade, 2010; Fridman, 2010; Krause 2010; Marlor, 2010; Whooley, 2010）。

在上述超越“身心二元论”的努力下，身体与言语的关系——或身体的“活动性”与“话语性”层面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整体中相互交织的部分被重新理论化。对于身体教学术的学者而言，在身体与思想，或身体的“活动性”与“认知性”层面之间也可以建立起一个类似的关系。然而，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Allen-Collinson, 2011; Nash, 2005; Shilling, 2017），区别于前一支研究将身体与言语的距离视为需要被解释的事物，后一支研究对认知采取更统一的方法，几乎不允许身体与思想的距离有任何变数，不过也存在例外（Allen-Collinson et al., 2017; Allen-Collinson, 2011; Hockey, 2009; Hockey and Allen-Collinson, 2009; Kupers, 2005; Morley, 2008; Young, 1998）。尽管语言的再现能够以经验的方式证实思想和反身性（Acord, 2010; Fourcade, 2010; Fridman, 2010; Krause, 2010; Marlor, 2010; Shilling, 2017; Whooley, 2010），仍有必要发展更多关于思想与认知的角色的理论（Shilling, 2017）。

一旦填补了自Mauss以来留下的关键空白（Shilling, 2018），就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推进关于身体、思想和语言的理论进程，而不必抛弃这一领域中为回应笛卡尔式和帕森斯式理论化而形成的丰硕进展。借用杜威的实用主义，Shilling（2016, 2017）提出的方法承认了思想和反身性的角色与特征，同时还保持了身体经验的关键重要性：“通过识别（有意识的）思考与（内在的）感知的独特属性，杜威承认这些属性可能在文化学习的过程中协调发展，但在它们被反思或发展为行为之前也可以彼此疏离并且需要“翻译”。他的方法有效地承认了我们在思想层面所知晓的，与我们在实践行动中所感知和获得的之间也有可能存在张力”（Shilling, 2017: 1207–1208）。相比于统一的方法，该方法不仅更好地服务于解释思想与身体间变数的目的，更有助于处理具身化中由性别、阶层与种族（Woodward, 2008）等结构性力量及组织性、情境性力量（Allen-Collinson et al., 2017; Andersson et al., 2015; Hockey, 2009）所标记的差异。

诸如“惯习”（Bourdieu, 1984）、“身体技术”（Mauss, 1935, 1968）等关键概念也将身体和具身化与更广阔的结构和文化力量相连，比如阶层位置和社会规范；对身体的研究也已经关注到如种族、性别与年龄这些对社会不平等产生重大影响的归属性特征（ascriptive characteristics）（Pink, 2011; Pitts-Taylor, 2014; Wacquant, 2004, 2005, 2014, 2015; Wainwright et al., 2006）。这些结构性力量与组织和制度情景交织，形塑着具身化、言语与认知的关系。例如，Stephens和Delamont（2006）在对Capoeira（一种巴西的舞蹈和武术）中身体的分析中区分了教练和学生各自的身体技能与身体表达。他们展示了教练在表现和技术上呈现何种差异，以及学生在遵守着装规则、对课堂的态度、对音乐的反应上所表现出的差异。他们没有关注诸如性别、种族和年龄等归属性的身体特征，而是通过一个既定的社会情境下个体的组织角色来考察身体，即一个有组织的课堂中参加一种特定类型舞蹈的教练和学生。在对疼痛研究的回顾中，Bendelow和Williams（1995）指出对疼痛管理中的族裔和宗教差异的研究是如何倾向于决定论并强化刻板印象的，而对疼痛反应的职业差异的研究（Kotarba, 1983）更加洞察到塑造个体诠释与体验疼痛的文化和结构性因素。

尽管来自于不同的思想流派，话语分析的学者沿着相似的脉络，呼吁关注所谓的“制度性交谈”（institutional talk），即面向制度环境的交谈，认为这种交谈不仅能够反映制度的结构性特征，还可以通过观察不同于日常对话的组织环境（如新闻编辑室和医院）中言语的动态和细微差别来构成这些特征（Boden and Zimmerman, 1991; Greatbatch, 1998; ten Have, 1991; Heritage, 2005; Maynard, 1991; Sacks, 1992）。在此类环境下，个体的制度性角色与身份以及相应的交谈策略使谈话形成模式，个体也根据情境的要求对其谈话进行调整与匹配。对紧急呼叫的一系列研究表明，紧急呼叫中交谈的模式和形式与普通日常交谈相去甚远，这一点具体体现在交谈的开启、顺序及提问中（Boden and Zimmerman, 1991; Zimmerman, 1984; Whalen and Zimmerman, 1987; Whalen et al., 1988）；更为重要的是，紧急呼叫中的交谈与日常交谈的区别不仅在于在场的部分，还在于普通环境中所不在场的部分（Boden and Zimmerman, 1991）。

例如，Whalen和Zimmerman（1987）解释了紧急呼叫中的交谈如何嵌入其典型的组织情景中。在紧急呼叫中，日常电话交流特有的开场白中的连贯性内容被减少，因此，对正在报告的问题的识别和表述都与呼叫者和接听者的组织角色相一致。也就是说，“制度性交谈的结构至少包含了规范性导向的身份定位与相应的话语身份，以及给具有这种身份的参与者分配工作的交谈机制的重复性模式”（Boden and Zimmerman, 1991: 13）。

结合身体与具身化及话语分析的文献，我提出的理论框架将促进身体与言语、身体与思想之间关系的经验研究。我将这一关系称为“情境化抽取”（situated abstraction），这意味着言语与思想既根植于身体、又从身体中抽离出来，而“情境化抽取”的程度和方式根据组织和情境产生变化，并可以被经验考察。如果我们将此关系视为一个光谱，一端是关注“前话语的”“未言说的”规则的方法，看到了身体与语言之间明确的、实质性的距离，而另一端则是一种统一的方法，将实践与思想紧密连接以至于两者几乎不能区分。通过“情境化抽取”的概念，我希望调和这一支丰硕且有影响力的研究，同时将言语和思考与身体相连。“情境化抽取”允许变化和偏离，赋予言语和思想脱离身体的相对自主性，并将其与情境性、结构性的力量相连。同时，这一概念继承了既往研究超越笛卡尔式“身心”二元论的遗产，始终将言语和思想根植于身体之中。最为重要的是，“情境化抽取”在言语、思想和身体之间开辟了一个新的空间，不仅为理解相关领域过去的贡献提供了一种综合的方式，亦有助于进一步的理论化与经验研究。

在提出我的框架后，我现在试图以我的经验分析来展现“情境化抽取”。在此，我将我的911应急响应案例的情境描述为三方分离（three-way disembodiment），其中，所有参与应急响应的关键行动者群体——呼叫者/受害者，911电话接线员与一线执法人员——他们在身体上彼此分离。面对高度的不确定性，这三方都试图恢复和保护身体的整全。在此情境下，我接着询问不在场的身体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个体如何克服物理的距离，用言语表达、传递并验证那些远程连接的人所无法获取的身体经验和情况？着眼于两个关键步骤——前景化（foregrounding）与形象化（visualization）——我将详细展示言语和思想被情境化地从身体中抽取出的过程，以及这些过程如何在围绕呼叫者、911员工及其一线同事的组织性和结构性力量的塑造下被模式化。

在下一章中介绍我的田野调查地点和方法后，我将首先详述911应急交流的组织情景：三方分离、不确定性与保护身体整全。我将展现与受害者有关的信息——身份、地点、事件性质等等——在通话中如何通过口语进行优先排序、强调和传达，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呼叫者如何激活自己的身体，以证明口头报告的紧急情况的正当性、解释他/她的涉事原因、并表明他/她的配合意愿。我也关注了电话另一端的911接线员如何获取和利用这些信息。此后，我将展现911调度员如何通过他们的视觉想象来补充口头信息，并将其转化为具身化的事件信息，从而能被现场的一线同事所理解并采取行动。最后，我将讨论此类交流如何被911交流得以进行的组织情景所影响。

地点与方法

这项分析基于在新英格兰帕克顿市一个都市警察局的911中心进行的三年民族志田野调查。有三十五名调度员，被分为五组，每组一名监督员；还有一名负责人、一名培训主任和五名学员。我跟进了全部的五个小组，观察并访谈了调度员、学员和监督员，了解到他们在白天（上午七点到下午三点）、晚上（下午三点到晚上十一点）和夜班（晚上十一点到第二天早上七点）的工作流程。除了进入通讯中心的工作区、获取到一年的轮班表外，我还拥有自己的计算机辅助调度（CAD）工作控制台，其设置与调度员的相同——九台显示器和十四个无线电频道——并配有一条仅能收听的911线路，在911呼叫期间，我可以通过该线路收听呼叫者和接线员的声音。我还跟着参与了他们的内部培训课程和现场培训课程。我获得了培训材料，也获得了听取过去电话记录的许可。在一个班次内，同一个人可以是半个班次的接线员，另一半班次的警察或消防调度员，所以我在本文中交替使用“调度员”和“接线员”，除非我需要特别指定通讯中心内的分工或强调某一特定的调度线路（例如消防频道1，警察频道2）和接听电话的位置。

在本项目中，我仅仅分析911呼叫，不讨论通过商务或其他非紧急线路的呼叫。我使用的民族志资料包括对911调度员日常工作、培训过程、培训官员会议的观察，以及对调度员、监督员、培训主任和学员的访谈。我的资料有多个来源：中心的日常行动，对调度员、监督员和学员的访谈，过去的通话记录，来电，CAD的事件和位置信息，操作间与就餐区的非正式互动，培训手册和书籍，以及来自媒体、城市、州法院及州警察的其他相关文件和档案。所有姓名和地址都被更改为匿名。

在我进行田野调查的911中心，有三块分开的区域。消防的一方有两个控制台，坐着两个消防调度员，他们会在屏幕上弹出消防调度命令时与消防部门通话。警察的一方由两个控制台和两名警察调度员组成，他们负责调度和协助警官。房间中央有六个控制台：四名接线员专注于911电话线路以接听电话，一名监督员监督整个房间，还有一个战术位置提供给一个额外人员，以备不同寻常的紧急情况。我被安排在战术位置（见图1）。

图一 911通讯系统以及电脑辅助调度过程

在田野调查中，我一边听电话，一边跟踪CAD屏幕上的事件更新，并在电话后进行访谈，以了解为什么某些事件会以某种方式理解。我专注于调度员在911电话中询问、调查和理解呼叫者的方式，并捕捉所报告情况的性质。我询问他们依靠什么线索来判断这些事件，以及是什么让他们在交谈中改变了想法。我还访问了相应的电话记录，以便做进一步的记录。如果有任何模棱两可的或正在进行的电话类型被更改，我会追踪这些更改，并向调度员寻求解释。我还学习了应急交流中心的培训手册、教材、幻灯片、学员评论、论文与在线考试，以及认证程序，以进一步了解911调度员所需的技能和专业知识。

我将用我的资料展现前景化和形象化，并分析调度员如何领会和用语言表述具身化的信息，将其转化为跨越空间和组织的可传递与可操作的语言。我将展示呼叫者如何表达嗅觉、听觉、视觉和触觉体验，以及调度员如何理解和形象化这些体验。我首先使用电话接听和调度过程的资料来展示呼叫者如何传达不同的身体经验，以及接线员如何理解这些经验。然后，我通过访谈了解调度员对其他部门的看法以及与他们合作的经验，以展示将身体作为关键工具使用如何与他们的组织角色相联系。我还查看来自法院文件、法律文件、预算提案和媒体报道中的信息，以获取调度员在工资、退休、工会地位以及其他形式的组织认可和支持方面的信息。此外，我分析了他们在十四个活跃频道上与一线执法人员的无线电通信、他们与执法人员的面对面互动以及调度员关于执法人员的谈话。我关注于他人和他们自己是如何非正式和正式地看待调度员的工作的。我试图回答以下问题：调度员如何帮助一线响应者做出及时有效的应急响应？调度员如何以恰当的方式将合适的帮助发送到确切的地方？最重要的是，调度员与呼叫者以及他们一线的同事分开这一事实如何影响他们的工作体验？

被言说与想象的身体——911交流中的前景化与形象化

应急交流的情境——三方分离，不确定性与保护身体整全

911紧急事件是指对身体的整全构成威胁的事件，无论其面临危险、受伤、疾病或暴力，如火灾、中风、跌倒或持械抢劫。火警、医疗和报警电话是旨在为保护和恢复身体整全提供外部帮助的报告。呼叫者，911工作人员，以及消防、医疗和/或警察人员，三方通力合作，构成了一个完整的911事件响应和互动循环。通常，消防、医疗和警察部队被派驻到不同地点的岗位上，等候调度命令。他们很少在911电话呼入或调度命令开始时就抵达现场或呼叫者身边。

每次通话开始时，三方彼此分离。通话的目的在于，当一次成功的响应结束时，呼叫者与一线人员的身体将被带到一起。然而在整个过程中，911员工的身体缺席于呼叫者和他们的一线同事。他们通过911线路与呼叫者相连接，并通过房间内的消防或警察频道与待派遣的部队联系；他们通过CAD系统和一所签约的救护车公司间接地与医疗单位进行沟通。

一名接线员不能同时作为给定事件的调度员。接线员通过911电话线路与呼叫者沟通，在通话期间和通话后将事件信息和备注输入CAD系统，而调度员则通过相应的频道与街道上的单位通话。由于911的视频/图像系统和人体摄像头尚未在美国得到广泛应用，言语交流在这种情况下占主导地位。这三方的分离——911工作人员与呼叫者分离，911工作人员与一线响应者分离，呼叫者与响应者分离——是911应急交流的关键特征。

三方分离强化了作为所有紧急情况本质的已有的巨大不确定性。虽然风险很高，但可获取的信息非常有限；被允许制定编码和调度决策的时间也十分有限。做出此类决策的关键是控制911呼叫通信并捕捉最相关和最重要的细节。所述的细节在合作机构的内部和外部被记录和识别，作为通知最终调度决策的官方类别的依据。在呼叫的时刻，身体的整全是一个共同目标，它将三个身体上分离的各方组织起来，各自努力以应对紧急情况：位于现场的呼叫者，在应急通信中心工作的调度员，以及从调度员处接收信息的一线响应者。

前景化——对言语的情境化抽取

在本节中，我将演示911呼叫者如何报告紧急事件。我展示了呼叫者如何通过具身化的信息传达有关其处境的细节，以及接线员如何收集此类信息并对其进行优先处理来理解和应对所报告的事件。我将这一过程称为“前景化”——对言语的“情境化抽取”，在这一过程中，语言的信息既根植于身体内，但同时在以三方分离和不确定性为特征的911应急交流需求下被控制和裁剪。具身化信息的收集、记录和传输以911接线员所认为的与编码和调度决策最相关的内容为依据。我关注所有的关键信息——行为者的身份（谁）、事件的地点（在哪里）以及情况本身的性质（什么）——是如何通过前景化来进行理解和表达的。我还展示了呼叫者如何在谈话中通过前景化身体经验来证明他们说法的有效性，对案件的涉入，以及合作的意愿。然后，我展示了调度员如何利用这些信息将其传递给一线同事。

在报告紧急情况时，911呼叫者在交流中对身体进行前景化，以传达关键信息并克服三方分离所造成的阻碍。呼叫者通过感官描述他们的情况，调度员将领会这些信息，然后通过形象化的工作做出相应的编码决策。身体的显著在场是呼叫者报告的特点。由于呼叫者远离制定决策的911中心，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描述他们的情况，解释他们在所述情况中的作用，并说服911接线员接受他们的说法和判断。这种物理的距离将身体置于他们语言交流的最前沿，无论以具体的还是抽象的方式——远离接线员的呼叫者用言语表达身体的体验和细节，对身体在场的人而言，这些细节十分明显且容易获取。由于呼叫者报告所面临的不在场的听众对911来电的解释和行动具有官方和终极的权威，所以前者将受害者的身体以及他们自己的身体作为证据，以确认和正当化他们的主张，或防止他们自己被进一步卷入事件中。

在911电话中，呼叫者倾向于报告他们看到、闻到和听到了什么；他们在哪里；以及他们正在做的事情，试图帮助电话线另一端的911接线员感同身受地参与到现场的身体体验，而不是说“失火了”“有一名可疑人员”“一名男子正处于危险之中”或“我不想卷入其中”。这些信息是由911电话接线员收集和提取的，他们通过培训和工作经验而对这些信息特别关注和敏感。

在一次培训课程中，监督员Sally Grossman播放了一个报告者的来电，“有一名警官被袭击了。”她告诉学员，由于接线员未能注意到呼叫者不同寻常的措辞选择，一次调虎离山和随之而来的银行抢劫成功了。她说：“这很奇怪。因为外行人会说，‘有警察快被打死了’或‘有人在殴打警察’。而‘袭击’是警方的术语。所以警察前去帮助他们的同事，而这是一种诱饵，一种调虎离山之计。警察被骗去了那里，而Northville的一家银行被抢了，劫匪早就逃之夭夭。”学员被教导通过呼叫者如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说法以及这些说法是否被前景化来评估其说法的有效性——关于“一场袭击”的去身体化的报告应该比直接的、具身化的信息，例如“有警察快被打死了”或“有人在殴打警察”，被视为更可疑和不可靠。在三方分离和高度不确定性的背景下，通过应急线路连接的双方认为具身化的信息更具体、更能提供有用信息，因此更可靠。

当一位呼叫者报告：“我闻到煮过头的食物的味道，但我什么也没看到。”调度员Tom Brady立即将其与火灾联系起来，并问道：“你在室外吗？为什么你不在外面等着？”但并非所有来电都是如此直白。有一次，在一个调度员讨论了好几次的通话中，一位呼叫者说：“有人刚从我的窗口经过。”“有什么问题？有人闯入吗？”调度员Jimmy Cooper问道。“不，只是经过。”正当Jimmy输入呼叫者的电话号码和姓名，以为这可能是非法闯入时，呼叫者补充道，“嗯，还有，我们在十楼。”在这种情况下，呼叫者以几条分开的信息介绍了这起事件，并直接报告了他所看到的情况，不作任何解释。他离地面的距离是理解“经过”的关键。拼凑起所有信息后，Jimmy Cooper才意识到呼叫者描述的是一起致命事件。

在其他情况下，为了给被报告事件中的个人定位，呼叫者提供隐含的识别信息。调度员盘问、描述并转化这些信息，以传递给他们的一线同事。下面是一位关心的司机打来的电话，他路过了一位似乎需要医疗救助的人。对情况的描述是通过呼叫者自己的身体经验来传达的。

呼叫者：嗯，我刚刚沿着River Street开车，帕克顿的River Street，然后…

Jimmy：好吧，怕万一断线了，你的手机号码是多少？

呼叫者：[电话号码]。

Jimmy：好的，有什么问题？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呼叫者：嗯，我开车经过，有一辆Dodge Magnum，后车门开着，里面有一个男人，好像晕倒在后座了。我就是超车时候看了两眼，因为我的车速比那辆车快得多。但当我沿着街道开时…他的腿从车后门伸出来了。他要么正准备下车，要么他就是在后座上晕倒了。

Jimmy：你现在跟他在一起吗？

呼叫者：没有，我一直沿着街道开车，直到我离开那条路时才意识到这件事…就像…我当时看到的那样。

Jimmy：好的，你当时要往River Street的哪个方向开？

呼叫者：嗯，我正要去West Ave。

Jimmy：从River往West Ave？大概有多远？

呼叫者：就在我沿着路走了大概…三分之一不到一半的地方。

Jimmy：好的，等等，保持通话。你有没有机会回去看看发生了什么？

呼叫者：嗯，我可以，我可以开车回到河边，然后再回来。

Jimmy：我会和你保持联系，同时我会在那里呼叫一些援助，也许我们可以了解发生了什么事。[呼叫者驾驶时的停顿] 是什么车？

呼叫者：我会说是一辆Dodge Magnum，Chrysler 300。

Jimmy：他瘫倒在车里吗？

呼叫者：是的，他好像，他的腿伸出来了，他就像…所有后座上的后门都开着。

Jimmy：这辆车是什么颜色的？

呼叫者：黑色。

Jimmy：他看起来不省人事，对吧？

呼叫者：对的，我是说，他的腿伸出来了，他一动不动。你知道的。

Jimmy：你叫什么名字，先生？

呼叫者：David Johnson.

Jimmy：好的，你回到那里后告诉我。你能分辨出是黑人男性、白人男性还是西班牙裔男性吗？

呼叫者：看不出，他穿着运动鞋和牛仔裤。

Jimmy：是在West Ave吗？

呼叫者：不，我正开车经过Forest Ave。

Jimmy：谢谢你能回来。他的腿还在外面？

呼叫者：没有，车门关了。我去和他说几句话。

Jimmy：好的，谢谢你。

在CAD上，事件的记录如下：

MAN DOWN D1 优先级(Priority) 2

14:22 CALL-TKR 通过“更新/继续（Update-and-Continue）”添加：更多信息关注

14:22 CALL-TKR 从River到West Street的路人，一名男子瘫倒在一辆dodge magnum中

14:22 CALL-TKR 颜色是黑色

14:23 CALL-TKR 呈蜷缩姿态，双脚伸出后门

14:23 CALL-TKR 看起来不省人事

14:23 CALL-TKR 报案者返回现场

14:25 CALL-TKR 他穿着运动鞋和牛仔裤。种族未知。

在这次通话中，事件通过对男子身体的描述进行传达。“他的腿伸出来了”是交谈中的一个细节，双方都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担忧且需要注意的迹象。事件在与所处的环境的关联中被清楚地交代了——一辆开着车门的车停在车道上。面对不确定性，呼叫者有时甚至不确定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报告了什么，就像上面的电话一样。他们诉诸前景化，而调度员则需要做出他们所说的“思维跨越”（intelligent jumps）。例如，监督员Lisa Adams接到一个电话，很快就认定这是一起毒品交易，而这对呼叫者或我来说似乎都不太明显。在通话开始的一分钟内，Lisa和她在场的同事们互相喊道，“这是一笔毒品交易！”而呼叫者还只是在详细描述他所看到和想到的，以及他的位置：“他刚开车去Green Ave。我在这里等我的食物。他只是在开车四处转。车上有很多人。他只是四处张望。车里有很多人，他看起来真的很奇怪……我确确实实见过他六次，和六个不同的人一起。他看起来很奇怪。”

具身化的信息不仅提供了事件的细节，还表达了呼叫者的关联和进一步参与所述事件的意愿。换言之，通过前景化，呼叫者还试图标记他们与紧急情况的社会距离。例如，下面是一个举报可疑行为的人的来电。与毒品交易目击者一样，他通过911电话线路表达了具身化的信息；但他拒绝表明自己的身份。

呼叫者：我在Lincoln Ave的80号车库旁。有一个人拍摄了Leighton的天际线大约两个小时。毕竟…在我们的…在当今这个年代，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调度员Sheila Escovedo：的确如此。

呼叫者：他只是…给Leighton市中心拍了很多照片。我能看见他，因为我在比他所在的地方高的另一栋楼里。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可以开车经过那里…

Sheila [打断]：当然，他在车库里吗？

呼叫者：他在车库的屋顶上。最顶层，你知道，停车场的第四层。他有一辆白色面包车…

Sheila：所以他在车库的顶部？

呼叫者：顶层停车位，在室外。

Sheila：好的，白人男性，你说的？他有一辆白色面包车。

呼叫者：他戴着一顶黑色帽子，穿着一件黑色夹克

Sheila：你说是一个男人，白人男性？

呼叫者：嗯，从这个距离很难分辨。但肯定是个男人，可能是西班牙裔，也可能是白人。从这个距离我看不出来。无论如何，我只是觉得有人应该去看看他在做什么，他已经在那里待了一个半小时了。

Sheila：好的，你叫什么名字？

呼叫者：Tim Hall。我只是…在附近的一栋楼里，往外面看。

Sheila：好的，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呼叫者：…嗯…哼 [犹豫，紧张的讪笑]

Sheila：你想给我电话号码吗？

呼叫者：不了，你不必打电话给我，我想你会来检查一下，没关系。我的意思是，我…他没有在威胁我。他已经在那里拍了一个半小时的Leighton天际线照片。

Sheila：好的，我会派人过去，好吗？

呼叫者：非常感谢。

在CAD上，事件的记录如下：

事件类型 SP [可疑人员(suspicious person)] 优先级(Priority) 2

19:05 CALL-TKR 一名男性已经在那里拍摄了约2小时的天际线…该男性位于车库顶部，室外停车场顶层

19:06 INFO rp [报告人(reporting person)] 从邻近的一栋bldg [楼(building)]呼叫。

值得注意的是，呼叫者是如何表露出不情愿与接线员合作及表明自己身份的。这一细节通过CAD系统进行了记录和传输。事实上，在大多数有关无家可归群体的911来电中，呼叫者通常会中断对话或拒绝提供进一步的信息与合作，说“我只是路过”或“我只是在我的车里，”以表明他们只是目击者的身份，避免与被举报的人发生互动。

虽然呼叫者通过对身体的前景化提供了所报告情况有关的人员、位置和性质的信息，但接线员需要将报告的信息转换为能付诸实施的类别。这些类别是CAD系统中的代码，用于通知可供跨时空传输的官方响应计划。在这一过程中，根据应急响应规则，一些信息优先于其他信息，其中之一是“武器总是第一位的。”

“你看到枪了吗？你看到枪了吗？是或不是？你看到枪了吗？是或不是？你看到枪了吗？！是或不是？！”Sadie Walker一遍又一遍地朝一个呼叫者喊出同样的问题，那个人报告说威胁自己的人“手中有东西”。自从她挂断电话后，她一直在笑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如此不矜持，并说如果其他人听了录音回访，她会显得很糟糕。但她所做的只是她曾在一年前的课堂上告诉学员要做的事情：“武器总是第一位的，”她告诉学员，“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把它放在第一位。”事实上，呼叫者可能会在一次通话中看到、听到和报告许多不同的事情，但紧急情况的特点是相当的不确定性，这可能会导致惨重的损失，因此接线员需要根据应急响应的需求提取并优先处理所述信息。

对于不涉及武器的事件，接线员仍然需要控制对话，以“清楚地”“看到”事件和涉及的人。对于任何与机动车有关的事件，有一条“CYMBOLS”规则供接线员遵循：颜色（color）、年份（year）、品牌（make）、车身（body）、车牌（license plate）和所属州（the state）。接线员需要控制对话，指示呼叫者查看或回忆这些可见的机动车识别细节以进行识别。就像Sheila Escovedo在天际线拍摄的通话中一样，接线员总是会在对话初期询问一些标准问题，比如“男性还是女性？”“白人、黑人还是西班牙裔？”“他/她穿着什么？”，以防需要确认某人的身份。Jimmy Cooper所接听电话的CAD备注显示了他输入并传递给一线响应者的信息：黑色Dodge Magnum，男，运动鞋和牛仔裤，种族未知。

对正在进行的犯罪嫌疑人或罪犯的描述需要更多细节，最理想的是“从上到下”——头发、面部、身材、年龄、性别、种族、服装、配饰和鞋子。要做到这一点，接线员需要对通话进行强有力的控制，因为呼叫者很少从上到下地描述嫌疑人。“当你真的坐上岗位，你会（对于这有多难）感到惊讶，”Sadie Walker对学员们说，“他们总是会像‘黑色鞋子、橙色裤子和白人女性。’这样子说”除了关于人口特征和着装的标准问题外，其他可见信息也很有帮助，值得引起注意。培训主任Sally Grossman在为学员播放了一段练习描述的通话后评论道：“进行描述是一项难以掌握的新技能。”然后，她强调了微小的可见细节对识别嫌疑人的重要性，并问道：“你错过了什么？如果警官们知道眼镜是金属边框的，那会怎么样？那会帮助他们识别。”学员都点了点头。

在本节中，我演示了紧急情况的传达是如何通过“前景化”这一911交流情境下对言语进行“情境化抽取”的特定过程来完成的。由于所有参与应急响应各方之间存在的三方分离、他们恢复身体整全的集体目标以及他们面临的高度不确定性，他们语言交流的特点是身体的显著在场，伴随着具身化的信息被前景化，这有助于呼叫者描述他们的情况以及911人员做出生死攸关的决策。这些信息的传达方式由911接线员来控制和调节，因为他们根据其工作和所在组织的规则与要求来决定所述信息的相关性、重要性和优先级。“武器优先”、“CYMBOLS”和“从上到下”等规则将具身化的信息结构化，使其与日常对话区分开来。此外，前景化不仅用于传达身体经验，还用于表明与紧急情况的社会距离。

总之，言语既植根于身体，又与身体保持距离：对话深刻地植根于呼叫者独特的身体经验及其的物理环境中，包括时间与空间，但在应急响应情境下被传输时，通过一套适用于案例、时间和空间的规则，言语被转化为在组织层面可被识别和操作的事物。身体经验从现实中获取，记录在官方系统中，并转化为随时可供审查、分析、传输和响应的信息。前景化是这一转变的关键；它是对言语的情境化抽象。

在下一节中，我将展示911调度员不断努力将一线的身体经验形象化、并根据“最坏情况”规则来“预测”紧急情况的进展。我将进一步分析三方分离、不确定性及保护身体整全的背景如何影响接线员和调度员的工作方式，以及这一背景如何影响他们的工作体验。

形象化——“领域”与对思想的情境化抽取

“别看我！别看我！别朝那个方向看！我不在这里！我不在这里！！！”我刚打卡上班，门咔嚓一声打开时，就听到调度员Lewis Johnson对着他的学员Keith Wilson大喊大叫，后者刚刚完成培训课程，并开始实地进行内部练习。出于培训目的，他们两人同时接听相同的电话，学员接听电话，必要时由培训工作人员介入。由于不太确定该如何处理一个关于隧道里一位苦恼女人的电话，Keith时不时困惑地看向Lewis，但Lewis告诉他要与呼叫者“在一起”，而不是与房间里的他在一起。Lewis解释道：

他们给你的信息是：有一个48岁的人，坐在Lincoln Tunnel里，举止怪异。你已经知道这些信息了。有人有心理状况——迷失、愤怒和痛苦——你需要了解这些信息，真正理解这个人发生了什么……我知道这对你和所有人来说都难以理解，但想象一下：一位48岁的女士，去年刚刚失去工作，从隧道里打来电话，当你接到电话时，想象一下和那个人在一起的样子。

和其他调度员一样，Lewis在一种所谓的“领域”（The “Zone”）中工作，在那里完成一些最艰难、情绪最紧张的工作。他也正努力将他的学员带入这个领域。对于在房间里工作的每个人而言，（除了案发地点和调度中心之外）还有第三个空间，他们可以在其中想象与呼叫者以及他们的一线同事一起经历这些事件，这是一个即使其他在物理空间之中同在的人也无法触摸到的心理空间。他们感同身受地出现在现场，与那些不在他们身边的人同在，而对于身边近在咫尺的人视而不见。这项形象化的工作是三方分离、不确定性和保护身体整全的目的所带来的。接线员与呼叫者分离，调度员与被派遣的人员分离；同时，这些外派人员将被带到呼叫者身边。因此，接线员和调度员都需要形象化受害者的实际身体体验、在被派遣人员抵达之前和之后的事件进展、那些最有助于外派人员有效处理事件并及时帮助受害者的信息，以及可能产生的负面后果。

通过形象化的工作，呼叫者的口头报告变得丰满起来，充满了生动的具身化细节，以克服呼叫者、调度员和一线响应者之间的身体分离，并证明官方响应计划的正当性。形象化不仅仅是在脑海中描绘过去的和被报告的正在发生的情况，它还包括提前预测所述情况的进展，将身体经验投射到一个未来的时间框架中，来影响当前时间的理解和决策。为了确保采取了最有效和最安全的措施，调度员接受了根据“最坏情况”规则进行形象化的培训，——将事件设想得比实际情况更糟。设想最坏的情况有助于保护呼叫者和一线响应者的身体整全，但同时也会给911调度员的工作带来情绪压力。调度员、呼叫者和一线人员之间的身体分离，加以突发事件的紧急和不可预测的性质，促成了这一特殊的形象化过程，在此过程中，人的思维不断努力弥合空间和时间的间隔，想象并预防最坏的可能结果。

因此，形象化需要通常在面对面情况下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且并不突出的信息。调度员Sadie Walker曾说过：“我们总是拿这件事开玩笑……如果你能看到人们拨打911，就像他们能用Skype发给你一样……[我们正在做的]是试图从人们身上提取信息，这与当面的情况不同。因为你需要的是你当面不会问的信息。”Jimmy Cooper还告诉我：“有时候我们会开玩笑，你知道，因为我们会问他们一些问题，比如，‘他穿了什么袜子？’有一次一个人手臂没了，我们会问，‘哪只手臂没了？’因为我们看不见。”事实上，如果呼叫者与接线员在同一个物理空间，很多提问都是不必要的。例如，一名男子打电话报告跟踪他女友的一群可疑男人，调度员Brooke Marie在对话中将嫌疑人的位置及其可识别的细节进行形象化。虽然呼叫者提供了“他们上了公共汽车”的背景信息，但接线员需要更多关于嫌疑人衣着和行踪的信息，因为这才是她需要传递给街上的警察以将他们带到现场的信息：

他们做了什么？他们跟踪了你的女人。和我保持通话。他们在外面吗？他们穿着什么？现在这两个男的在哪里？他们是在大楼内还是在大楼外？他们上了公共汽车。我知道了。他们进了大楼里面吗？你在和那里的工作者说话吗？他说他认识他们吗？他们一起看篮球？你看见警察了吗？去和他们谈谈。

通过呼叫者的感官，调度员可以形象地设想出嫌疑人的长相和位置，以及呼叫者所处的具体情况。在做出决策并派遣警员后，事件可能会恶化，接线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形象化来重新评估和想象呼叫者的境况。调度员Bree Gallo刚刚完成一个医疗呼叫，正阅读屏幕上的事先写好的指示，这是EMD协议的最后一部分，这时来电者告诉她，护理人员可能进不了她家的门。

Bree：我正在派护理人员来帮你。保持通话，我会确切告诉你下一步该怎么做……

呼叫者：我打不开…门…我没有……我住在27号的邻居有钥匙。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在家。

Bree：或许你知道你邻居的电话号码吗？

呼叫者：不知道…我想…但我起不来…我很抱歉。

Bree：没关系。放轻松。我会让他们知道住在27号的邻居有钥匙。你有没有没锁的窗户，万一他们进不去，也拿不到钥匙？

呼叫者：啊，窗户…就在门的左边。我关不上。

Bree：你有窗户开着吗？

呼叫者：它没有上锁。可是它有一个纱窗…

Bree：对着房子有一扇窗户？

呼叫者：是的…在门外。我很抱歉。

Bree：没关系，夫人，别道歉。那么…你在一楼吗？

呼叫者：是的。

Bree：好的，所以在面向房子的门的左侧有一扇未上锁的窗户。

呼叫者：我很抱歉…啊。

Bree：你不需要感到抱歉。你不知道你的邻居是否在家，但我会让他们知道你有一个没有上锁的窗户，但里面有一个纱窗。

呼叫者：谢谢。

Bree：他们进来时你可以告诉我，因为救护车在门外，现在消防车也在门外。

呼叫者：谢谢……对不起…我正试着站起来…

Bree：别站起来。如果你很艰难，不要站起来，你可能会摔伤自己。他们现在会来到你的窗前，所以不要害怕。行吗？

因为呼叫者无法开门，而且她的邻居可能不在家，所以进入她公寓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窗户。Bree通过询问她进入公寓的途径，对来电者的行动问题和她所处的环境进行了形象化。通过她的提问，她想象出对与呼叫者和她自己均处于身体隔绝的护理人员而言，窗户的入口是什么样子的——“在面向房子的门的左侧有一扇未上锁的窗户。”Bree对呼叫者的空间环境的形象化极大地促进了一线人员的响应。为了让学员掌握这些形象化技能，培训主任Sally Grossman敦促他们记住地铁站周围的城市地标；这样他们就可以形象地将自己置于事故发生的位置：

你上一次坐地铁是什么时候？如果你不知道地铁站是什么样子的，你很难想象出他们从哪里打来电话。了解地标是有益的。地铁是罪犯上车逃跑的好地方。他们比我们更了解地铁，而且人们会跌倒。

形象化不仅仅是试图克服身体的缺席，并了解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它还涉及对紧急情况如何发展的估计和预测，有时人们命悬一线。在这里，不确定性起着突出的作用。培训主任Sally Grossman提醒学员们：

当我在帕克顿开始工作时，这片区域有更多的犯罪。这让我想起，当我刚开始工作时，有一名警官被杀。为了警官的安全，知道嫌疑人在哪里非常重要，尤其是当在他们移动时。另一名警官在高楼上追捕一名嫌疑人时被杀——他们跑上了屋顶。有人放出了一只狗，一只斗牛犬或其他种类；警察被狗猛扑了一下，从屋顶上摔了下来。我们这里的工作对于警察的性命来说至关重要。

考虑到紧急情况的不确定性以及911员工对受害者和响应者的生命所承担的沉重责任——而他们与两者都不同时在场——因此必须设想最坏的情况，以避免悲剧后果。Sally告诉我们：“你需要理解他们在说什么。你需要想象并理解发生了什么。你总要想象工作中最坏的情况，你知道吗？如果有人在家里怎么办？刺伤他们？或者开枪？你不能松懈，让打电话的人保持通话很重要。”

通过“最坏情况”规则对事件的每个细节进行形象化，有助于一线人员更快地找到嫌疑人，并更有效地评估呼叫者的情况。这项规定既保护了呼叫者，也保护了一线响应者，但也给911调度员带来了压力和创伤。调度员Jimmy Cooper告诉我：“所以从第一天开始，我告诉自己，我最不想看到的就是一个和我一起工作的警官牺牲，因为我会回家问自己，我是否已经毫无差池，问心无愧。或者我本可以做些什么。你知道吗？或许我本来是可以做点什么的？”尽管他们永远无法亲眼目睹事件，但他们可以想象事件；但同时，尽管进行了形象化，他们永远不知道事件到底是什么样子。正如Jimmy所说，这是他们每天都面临的矛盾：“但你得想象它，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它有多糟糕。但你永远无法真的设想出你看不到的东西。”Sadie的同事和朋友们长期以来一直在努力应对一件重大事件。她告诉我，一听到电话里的一切，想象他们所经历的事情，她就感到精神上的痛苦：“你不在那里，但他们是你的同事。我听到他们在电话里尖叫、呼喊……我哥哥去了现场，我母亲在医院工作。而我坐在那，从工作场景里看到这些。这种人间地狱足足持续了一个月。”

形象化带来的压力与创伤源自这样一个悖论，即911员工必须设想最坏的情况，但他们通常无法获得充分的具身化信息来确认或减轻他们所设想的情况。调度员Bailey O’Hara告诉我，由于与合作机构的分离——与一线同事的分离——他们再也不可能了解发生在市级机构的“来龙去脉”：

第一件让我感到困扰的事是无法了解故事的结尾。我喜欢参与整件事。如果我在一个小镇工作，我会接听电话，我会发出调度电话。我与消防和警察部门的关系更加密切。在不同的地方仅仅是与你共事的人的亲密程度也是非常不同的。例如，在这个市里今天有多少人被汽车撞了？我不知道。

这项形象化工作的代价是既是个体心理上的，也是结构上的。由于经常缺席于现场，911员工被认为是不可靠的信息来源，其专业知识往往面临质疑。Sally Grossman告诉我，在身体风险与所面对不确定性相关、以保护身体整全为目标的应急响应界，911调度员被认为是“绣花枕头”“在屋子里接电话的人”和“二等公民”，而他们自己也对此了然于心。尽管面临有所有的责任和可能的“最坏情况”，一线人员（主要是警察）有时会在没有通知911同事的情况下自行发起危险的响应行动；有时他们无视调度员的信息、指示和命令。调度员James Gordon将那些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自行行动的警员称为“肉中刺”，并抱怨道：“那些古怪的人，他们是莽夫——在半夜，他们会把车逼停在路边，而车里还有八个孩子…他们可能随身携带了枪支！他们需要告诉我他们所做的一切…有一名所谓的“硬核”警官，我想活生生打死他。有一天晚上，他拦住了手持两把枪械的三个孩子！而他甚至没有告诉我他在哪里！”

日复一日的紧张和不信任证明了这种地位的差距，导致这一差距的是调度员作为一种缺席的身体存在于一个依靠一线响应者在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冒着身体风险甚至牺牲来保护和恢复受害者身体整全的组织中。在三方分离、不确定性和保护身体整全的情境下，前景化和形象化，不仅是理解应急响应过程与成功的关键，也是理解其成本的关键，即911员工的精神上和地位上的挣扎。

将自己带入“领域”并试图与呼叫者同在，911调度员将自身与他们共享同一空间的同事隔绝开来。讽刺的是，尽管他们在同一个物理空间中共同在场，但一起工作的调度员们却经常会感到压力，并独自想象他们的事件。在一次晚餐休息时，我提到了我的“去身体化”论文，Jimmy Cooper的回答如下：

我们也不知道其他人的电话里发生了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戴着耳机。有时有人告诉我，他们度过了艰难的一天，因为发生了一起抢劫案，我想，“那是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前几天，我走回去的时候经过了Sadie和Winnie，他们在互相交谈，然后他们看到了我。突然，Winnie把头转向别处。我想，“你们是在谈论我，想避开我吗？”事实上，Winnie在频道1上，戴着耳机。因此，这不仅仅是分离，也是彼此之间的隔阂。

正如我在上面所展示的，形象化是一个由三方分离、不确定性和保护身体整全所塑造的认知过程。由于所有涉及的三方都处于各自的环境中，但他们同时试图共同保护身体的整全，因此，911调度员创造了一个想象中的环境，他们与一线同事和呼叫者都在这一环境中同在。面对突发事件固有的不确定性，911调度员接受了培训，并被要求按照“最坏情况”规则将事件进行形象化，如此便可以为负面后果做好准备并尽力避免。

作为一种认知工作的特性，形象化根植于身体中，它以虚拟的方式跨越时间和空间连接起缺席身体的经验和物理环境。同时，它相对独立于身体及其环境，这不仅是因为明显的身体缺席，而且因为它的角色嵌入到特定职业的工作和组织中——在911通信中，形象化是以特定的方式完成的，服务于一组特定的目的。在这种情境下，形象化被有意地扩大了，有时会提前完成，以抵消和适应事件的不确定性，并保护呼叫者和一线响应者免受身体伤害。它是对思想的“情境化抽取”。

更重要的是，形象化进一步突出了身体、认知和组织情境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三方的分离、不确定性和对身体整全的保护诞生了“最坏情况”的规则，而形象化工作正是通过该规则来完成。这一规则反过来又强化了应急响应界的不平等状况，加剧并掩盖了911调度员承受的精神压力和沮丧情绪。在这种情况下，身体的持续缺席是形象化虽然如此重要，却不被感知到的原因。

结论和讨论

在这篇文章中，我对身体、言语和思想的研究采取了一种综合的方法。凭借“情境化抽取”（situated abstraction）这一概念，我试图将身体和言语之间的关系，以及身体和思想之间的关系表述为彼此紧密相连且相对独立的关系。在我的框架内，这种关系的变化需要根据经验和情境进行解释。通过对我的911应急交流的民族志资料进行分析，我展示了“前景化”（foregrounding）作为一个具身化的信息得以表达、强调和理解的过程，是如何由三方分离、不确定性和保护身体整全的组织情境所塑造的。在同样的情境下，我考察了形象化（visualization）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一个想象的“领域”被创建出来，以通过“最坏情况”规则来虚拟地获取和预测遥远的身体经验，而这一过程也会造成心理压力，并强化组织内的地位差距。

借助本文框架和发现，我将身体的“缺席在场”（absent presence）（Shilling, 1993, 2007）带到了分析的前沿，并提供了一个研究身体与言语和思维之间复杂相互作用的工具。通过情境的视角，未来的研究可以展示身体的描述根据不同环境而变化的不同方式，以及这对语言与实践之间的关系、身体与其语言再现之间的关系以及对身体的一般研究所意味着什么。类似地，未来的研究应当能够展示言语的具身化在不同情境中的变化方式，以及时间和地点在其中扮演的作用。例如，紧急情况下的身体和言语之间的关系与网络色情等线上休闲互动中的关系截然不同（Waskul, 2002）；类似地，短信和远程视频形式的网络色情中涉及的形象化工作也应当展现出与紧急情况的巨大差异，前者与自我有更多关联（Waskul and Edgley, 2000）。

对本文的经验和政策延伸可以通过借助身体摄像头、图像和视频对911的电话交流进行调查来实现。随着对事件、呼叫者和/或一线响应者的物理环境提供更多的视觉可达性，身体经验的表达和诠释方式肯定会改变。它还将为旨在使911员工熟悉增强技术的培训计划，以及旨在升级911系统和公共安全设备的政策提供信息。它还可以揭示911工作人员和一线警察之间的关系和动态可能通过新技术和增强系统的引入而改变的可能方式。

本文译自王篪（Chi Phoenix Wang）女士于2020年发表在《Qualitative Sociology》（质性社会学）期刊的文章“Situated Abstraction: Body, Speech, and Cognition in 911 Emergency Communication”。王篪毕业于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现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其研究领域包括文化社会学、身体与具身化、工作与职业以及街头官僚。本文基于她博士期间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某城市911应急中心进行的为期三年的田野工作。结合翔实的民族志资料和独特的理论创见，她将身体、言语和思想的关系置于911应急交流的组织情境中加以考察，展现了身体缺席的各方理解和传递跨越时间与空间的身体经验的过程，以及911应急响应界内部的地位不平等问题。本文主要在与身体社会学理论脉络的对话中展开。考虑到国内学界的“身体转向”发生尚晚，中文语境下的“身体”并不具有西方语境中“body”的丰富含义，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文中出现的身体研究及与身体相关的概念进行了谨慎的考虑，在此特别注明。

其中，第一类是身体社会学领域的重要概念，部分在中文语境中已有明确译法，如“惯习”（habitus）、“身体技术”（body techniques）、“积习/惯习身体”（habitual body）和“缺席在场”（absent presence）。而“embodiment”作为一种超越生物与社会、主观与客观、个体与结构等二元对立关系的身体，有“具身（化）”、“体现”、“具身体现”等译法，本文选择了“具身化”这一较为常见的译法；其对应概念“disembodiment”则主要译为“去具身化”或“去身体化”，但在结合具体语境时进行了调整：作为911应急交流情境特征之一的“three-way disembodiment”被译作“三方分离”，有助于读者直观地理解呼叫者、接线员和一线响应人员之间彼此身体不在场的客观状况。而对于尚未有明确译法的“body pedagogics”概念，本文将其译作“身体教学术”，以强调其作为一种具身化地传授和习得身体经验与结构化实践的方式。

第二类是作者基于经验材料提炼的理论抽象，构成本文分析的核心概念，包括“情境化抽取”（situated abstraction）、“前景化”（foregrounding）、“形象化”（visualization）以及“领域”（the zone）。

情境化抽取（situated abstraction）是作者对身体与言语、思想之间关系的概括与提炼。这一概念赋予了言语和思想脱离身体的相对自主性，并将其与情境性、结构性的力量相连。其中，“抽取”展现了认知和语言既根植于身体，又能从身体中抽离出来这一复杂的动态关系，综合了既往研究中“变数”和“统一”两种取向（前者承认身体与言语之间存在的距离和变数，而后者将身体与思想紧密相连而不允许变数的存在），而“情境化”则指向这一抽取过程所处的外部社会情境和制度结构，在本文中具体表现为911应急交流中三方分离、不确定性与保护身体整全的组织化情境，深刻影响了呼叫者、911接线员和一线人员克服时间与空间的距离传递事件信息并采取应急行动的过程。

作为应急交流中的两个关键步骤，前景化（foregrounding）与形象化（visualization）分别刻画了对言语和思想的情境化抽取。Foreground本身有“前景”或“强调、突出”的含义，本文译作前景化，呈现出911接线员对呼叫者所报告的与身体相关信息的重视和凸显，并试图将这些具身化的信息置于一个瞩目的位置，使根植于身体经验的言语转化为应急机构中可供识别、传输和响应的信息。而visualize具有“想象、设想”和“可视化”的含义，译作形象化，展现出为克服身体的缺场和事件进展的不确定性，接线员从呼叫者的报告中尽可能感同身受地设想出事件的具体细节，其设想的情况很多时候比实际更糟。作为对思想的情境化抽取，visualization所形成的内容还包含视觉以外的其他感官维度，而非仅仅是一种“视觉化”或“可视化”。

领域（the zone）是911工作人员在进行形象化工作时进入的一个不同于911应急中心这一物理空间的思维空间，他们在这一空间中想象并“经历”呼叫者和一线同事所面临的紧急情况。领域中的“领”有助于表现每一个工作人员与其进入的“the zone”之间的所属关系，因为不同的接线员将进入到彼此隔绝的领域之中，处理各自不同的事件。

第三类是本文语境中的涉及身体的重要表达。“the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of body”中的“restoration”译作“复位”，指将身体从一种“面临威胁的、不确定性的状态”带回到一种“完整的、安全的状态”。而针对原文中多次出现的experience(s)，在较为学术化或抽象的语境下多翻译成经验（如身体经验），而较为生活化或具象的语境下则翻译为体验（如911工作人员的体验）。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文责自负。如有问题，欢迎批评指正，不吝赐教。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

编辑：长弓

审核：朱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