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文学系 

余钺

入声是中古汉语平、上、去、入四声之一，在很多方言中处于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阶段。入声研究是汉语方言研究中长期受到关注的问题，从历时层面展开对方言中入声的语音演变研究，可以观察语音演变进程，提取入声演变规律，探究演变的动因、机制和影响。

大冶方言属于赣方言大通片，直至目前，还没有人对古入声字在大冶方言中的演变进行系统研究。一方面，大冶方言十里不同音，市区与各乡镇发音差别明显，入声在大冶方言内部各小片的演变可能并不一致，需要更完整细致的考察，对城区至乡镇各小片方言入声的收集可以增加大冶方言的语料，并进一步观察区域内语言的细微差异。另一方面，大冶地理位置特殊，与周边西南官话区域（如武汉）和江淮官话黄孝片区域（如黄石、黄冈、孝感）距离较近，接触密切，受官话方言影响较大，而入声字在西南官话、江淮官话中的演变规律与赣方言有较大差异；同时，大冶位于鄂、赣、湘、皖交界的鄂东南地带，其方言也受更大范围内的湘方言等影响，因此研究大冶方言的入声演变也可能为语言接触的研究提供案例。

塞音韵尾的演变

入声是中古汉语的一类音类，学界公认的古汉语入声韵以清塞音[-p]、[-t]、[-k]为韵尾，同时也被分析为一个调类。从中古汉语到现代方言的演变中，入声的变化既包含塞音韵尾的变化，也包括声调层面的归派。塞音韵尾在世界语言中较为常见，入声的演变可以置于世界语言塞音韵尾演变的范畴之中讨论。而在塞音韵尾发生变异的语言之中，又可根据语言是否有声调进行进一步区分。对于有声调的语言来说，塞音韵尾的演变同时会带来声调的改变。

在现代汉语普通话及部分方言中，塞音韵尾已然消失。贺巍（1995）分析了官话方言区入声消失的六大成因，比较重要的是舒化空缺。他提出，入声消失的前提是入声韵尾消失，调值变为舒声调，然后是古入声字在舒声调类中的再分配，这就需要语音构造中舒声有一定空位以供舒化的入声字填补。比如分阴平、阳平的方言，塞音与塞擦音六个声母的阳平空缺，就由古入声的全浊声母字及少量清声母字填补。其他原因还有词尾的产生和发展的影响，连续变调、变音、合音引起的入声向舒声的转变，文白读分立，复音词增多、词义分化、语法功用的区别及古音本有的舒入两读。这一研究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入声消失的几种原因，而在入声尚未完全消失的方言中，也可以观察到上述因素引起的入声的部分改变。这些因素可以视作入声演变的发端，但入声演变并不只受单一因素的影响，在演变过程的不同阶段，可能还有不同因素的加入，造成入声不同动向的改变。

在汉藏语系一些语言中，塞音韵尾的演变常常和鼻音韵尾等辅音韵尾一起讨论。汪大年（1983）研究了缅甸语辅音韵尾的历史演变，古缅文以在辅音字母之上做标记的形式表示辅音韵尾，到现代缅甸语，这一标记已经失去语音上的特征，仅保留形式，变成元音符号的组成部分。古缅甸语中有-k、-t、-p、-c四个塞音韵尾，到现代缅甸语中合并为一个喉塞音；-m、-n、-ng、-ny四个鼻韵尾丢失，使韵母变为鼻化韵母。龙海燕（2011）讨论了布依语辅音韵尾的变化特征，[-k]最先变，其后依次是[-p]、[-m]、[-t]，[-n]和[-ŋ]几乎不变。变化路径大致为[-k]→[-ʔ]→脱落，[-p]→[-t]→[-k]→[-ʔ]→脱落，[-m]→[-ŋ]，[-t]→[-k]→[-ʔ]→脱落。华侃（1982）探究了藏语安多方言辅音韵尾的演变情况，藏语的复辅音韵尾在安多方言中脱落后一个辅音，简化为单辅音韵尾。单辅音韵尾-s在藏文中保留形式，但所代表的擦音在安多方言中基本脱落，并影响韵母成为开音节收尾，此外还有[-l]的脱落或与[-d]合并。李敬忠（1989）阐述了整个汉藏语系中辅音韵尾的消失趋势，发现当某一民族语言或汉语方言的鼻音韵尾[-m]、[-n]、[-ŋ]和塞音韵尾[-p]、[-t]、[-k]由于语音内部发生音变而丢失其中某一个时，那些暂时保留的韵尾会替代原先韵尾，或是用另外音质相近的音来填补空缺。

由于汉语塞音韵尾演变还结合了声调变化，部分学者在分析入声演变时讨论了塞音韵尾变化与声调变化的先后关系。朱晓农等（2008）从田野语音学和演化音系学的角度论述了入声演变的三种途径，分别为开化路、长化路、变声路。“开化路”以吴方言为代表，入声先开音节化，再长化。入声的唯闭韵尾先变为喉塞韵尾，再经历塞音韵尾脱落，然后短调长化，最后达到完全舒化。“长化路”以粤方言为代表，入声先长化，再开音节化。入声先保留唯闭韵尾，韵核逐渐变长，而后韵尾弱化或脱落。“变声路”以余干赣方言和潮安闽方言为代表，由发声态变化引起入声变化。入声在潮安方言和余干方言中本都带有喉塞韵尾，发声时声带前后拉紧，但若在发音时采用紧喉，即挤紧声带发音，就会形成嘎裂声。这种嘎裂声在潮安话中表现为阴入声低、阳入声高的听感区别，在余干方言中表现为塞音韵尾变成鼻音韵尾。

其他学者在对某种方言的入声演变途径进行研究时较少论及塞音韵尾丢失和调值拉长的先后关系，一般将塞音韵尾消失和短调拉长作为整体来考量，因此朱晓农等人的结论还需要更多方言研究来支撑。此外，针对特定汉语方言的演变，比较清晰的研究有曹志耘（2002）《吴徽语入声演变的方式》，吴徽语入声的基本变化是入声字喉塞尾弱化、消失，调值拉长。还有沈明（2005）集中讨论了山西东南部15种方言中入声调的演变，包括入声的合并和入声舒化。他推测入声调类先三分为清入、次浊入、全浊入，冀鲁官话的古入声在调类三分时就已舒化，而晋东南晋语是保留喉塞尾，入声调类合并，然后喉塞尾消失，短调拉长。

塞音韵尾或说辅音韵尾的演变对语言超声段部分也产生了影响，有的语言原本无声调，在韵尾演进的过程中逐渐产生声调并分化；原来有声调的语言，在韵尾演变后，塞音韵尾代表的那一类声调归派入其他调类。

在现代汉语中，受多种因素影响，有的方言入声经历韵尾脱落和长化之后并入其他声调，有的保留塞音韵尾[-k]、[-t]、[-p]，有的演变为喉塞韵尾[-ʔ]，有的韵尾脱落，但此三者仍呈独立声调。闭克朝（1985）归纳了原入声调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呈现。在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北方方言的主要部分中，入声已和平、上、去三声合流；在长沙、南昌、南京等地的方言中，入声单独成类；在苏州、厦门、福州等地的方言中，入声以古声母的清浊为条件，分化为阴入和阳入；在广州和广西南部部分方言中，入声在分化为阴入、阳入的基础上，以元音的长短为条件，进一步分化为三类或四类。李荣（1985）对官话方言做了分区，并将入声的留存情况作为重要参考，把含有入声的晋语从官话中分出，根据古入声的今调划分其它七大官话区。古入声字在西南官话中全读阳平，在江淮官话中读入声，古全浊声母入声字在除江淮以外的六区读阳平，古次浊声母入声字和古清声母入声字在除江淮外的各地官话方言中分化为阴、阳、上或去，或同时分化为四声。

关于分化合并的标准，曹志耘（2002）得出的最终结论是，吴徽语入声延伸之后，如果原声调系统有相同相近的调值，就并入最接近的一调；如果没有，就保留单独调类。沈明（2005）归纳晋东南晋语同样如此，入声归并到调值相同或相近的舒声调。结合贺巍（1995）舒声空缺的说法，可以大致推测入声归并的普遍性规律，即与调值相同相近的一调合并，或填补某个舒声调中空缺的声调。

另一些学者论述了其他语言声调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产生过程中韵尾演变的作用。陈康（1993）系统地分析了彝缅语塞音韵尾的演变轨迹，塞音韵尾发音部位由双唇、齿逐步后移为舌根、喉、喉壁，并影响音高，产生声调。费奥里斯（2005）探讨越芒语声调起源时认为，古越芒语本是无声调语言，由于收缩响音韵尾（源于古南亚语塞音韵尾[-ʔ]）变为高/曲折调，形成两调对立，又因喉擦音韵尾[-h]的失落产生另一类高/曲折调。胡坦（1980）在考察藏语声调时认为，古藏语辅音韵尾简化引起了元音增多与声调再分化。原本由声母清浊造成的高低二调系统因韵尾影响进一步向四或六调系统发展，如舒声（浊音）韵尾使声调变平，促声韵尾和擦音韵尾（清音）使声调变降。

赣方言、湘方言、西南官话、江淮官话入声演变

在各方言之内，与大冶方言密切相关的是赣方言、湘方言、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由于赣方言、湘方言和江淮官话保留入声较多，相应研究也丰富一些，相较而言，对西南官话入声演变的研究较少。

蒋平、谢留文（2004）研究了古入声字的声调和韵母在无入声韵尾的赣方言中的演变，发现古入声韵母演变呈合并趋势，入声韵尾的脱落是古入声调演变的前提，入声韵尾脱落后，入声调由短变长。这符合朱晓农等人总结的“开化路”演变途径。古入声调的演变受声母清浊的影响，古全浊声母字的入声调一般归去声或阳去，古清声母的入声调在江西中西部和湖南东部一般归阴平，在江西北部归阴去。最终，入声并入与入声调值最接近的调类，或是保持入声单独的调类。卢继芳、张晓霞（2020）进一步研究了赣北昌都片方言中古入声的演变规律，大多数方言浊入声字先于清入声字舒化，浊入声字的舒化大多归为阳去调，昌都片入声韵尾发展的主要途径是[-p]→[-t]，[-t]→[-l]，[-k]、[-t]→[-ʔ]。

张进军（2008）系统论述了中古入声字在湘方言中的演变，分为保留入声调类和入声调消失两类。湘方言入声舒化由浊入开始，一般按全浊入→次浊入→清入的顺序进行，清声母入声字舒化最慢。韵尾变化的具体过程是[-p]、[-t]、[-k]先合并，然后一起混入[-ʔ]，最后[-ʔ]全部脱落，入声韵变为阴声韵。这一过程是动态发展的，在各个地区方言中的演进进度并不一致。

鲍明炜（1993）分析了江淮官话的入声情况，洪巢片一个入声，高而短，有喉塞尾；泰如片两个入声，阴低阳高，有喉塞尾；黄孝片一个入声，调长如舒声，无喉塞尾。其中，黄孝片的入声与长沙话相同，或许有语言接触的影响。

牟成刚（2016）讨论了中古入声调在西南官话中的今读类型与分布，在武汉地区的入声主要归为阳平，另也有归为阴平的雅安等地，及归去声的仁寿、富顺等地。

大冶方言入声演变

根据赵元任等（1948）《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大冶的入声情况在整个湖北省比较特殊。湖北省内入声留存可分为三种，有喉塞音；没有塞音尾，古入声今仍为入声；没有塞音尾，古入声今一部分仍为入声，另一部分或归阳平，或归阳去，只有大冶归阴平。罗自群（2002）认为，虽然大冶方言中古浊声母入声字归阴平的现象比较特别，但也和其他归阳平、阳去的地区有一致性，即大冶的古上声全浊、古去声全浊、次浊都归阴平，因而先分化出来的部分古全浊声母字也归阴平，同样表现了古入声的全浊声母清化过程中向其他调类的浊声母字靠拢的趋向。

总结来看，前人研究主要集中在汉语入声或其他语言塞音韵尾演变的宏观层面上，在此之中，以塞音韵尾演变的途径及最终结果或影响居多，演变的动因考察较少。贺巍（1995）舒化空缺理论的前提是汉语具有舒声调，对于无声调语言来说，塞音韵尾的消失可能涉及发声部位、发音方法的改变，还有待考证。同时，这种结构层面的改变只是语音演变动因之一，属于语言内部因素，此外，还有社会因素来决定哪种演变能扩散到具体社团。塞音韵尾演变在不同语言中具有相似性，如汉藏语系中，塞音韵尾弱化为喉塞音韵尾，并逐渐脱落。在汉语等自古具备声调的语言中，塞音韵尾的弱化使原塞音韵尾代表的一类声调消失；在越芒语、拉萨藏语等本不具备声调或声调系统较单一的语言中，塞音韵尾弱化促进了声调的产生与分化；而在安多藏语这类至今仍无声调的语言中，塞音韵尾弱化的影响较多在于音段层面。在针对具体方言的讨论中，学者们比较详细地分析了韵尾演进过程与声调归派结果，汉语方言塞音韵尾的演变可以归为有限的几种类型，主要差异在于不同方言中，入声最终呈现的调类不同，有的保留独立调类，有的归派其他调类，且归入的调类也有差别。研究虽有提及语言接触可能带来的影响，但未有细致探究。

因此，入声演变的动因、过程与社会因素是后续研究应当发展的方向。大冶境内方言情况复杂，入声演变类型多样，在考察大冶方言入声，总结宏观规律的基础上，还可以结合大冶辖内不同社会环境的差异，从微观层面进一步观察入声演变的动因、过程与内部因素、社会因素之间的交互。

宏观层面上，选择大冶城区及周边几种不同口音的代表点，记录《方言调查字表》中的入声字读音，归纳各个代表点入声演变的规律。调查时先归纳出代表点的调类，然后记入声字，判断该点入声是否仍独立，或是否归入了某个舒声调类。

微观层面上，选择某一个代表性强的点做进一步微观研究，该代表点入声演变的规律较多，便于考察语言内部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从不同社会群体（如农村村民、城镇居民、中产阶级等）中以随机抽样的方式选择30至50名调查对象，并设计问题，询问被调查者的年龄、性别、幼年语言环境、家庭背景、教育经历、对大冶方言的印象及熟悉程度等等。选取符合该点音变规律的、较为特殊的入声字，将这些入声字编排为随机列表，并让发音人重复朗读8至10遍，记录并分析。

最后，分析入声归派与语言内部和外部因素的相关性。运用统计方法计算每个人每种归派方式的入声字占所有入声字的比例，然后把内部因素（语言结构，包括声母、韵母、中古音类等）和社会因素分别量化，计算归派比例和各种内部因素、社会因素的相关关系，从这种相关关系去看入声字发生这种归派的原因、入声演变在词汇中的进展过程、入声演变在人群中的进展过程。

参考现有研究，大冶城关方言中已无入声韵尾的存在，古入声一部分以入声调留存，古全浊声母入声归入阴平。部分乡镇地区如金牛，还有喉塞音韵尾的留存。本项研究寻找不同地区、不同年龄的发音人，可以重新整理古入声字在今大冶方言中的派归，并根据古声母清浊等情况提炼规律，还可以发现其他乡镇是否有喉塞音韵尾的存在。如果有，则进一步将其与金牛方言、城关方言进行对比，可以推断不同地区的入声演进速度，并由此观察入声在大冶城乡的演变进程。

现有研究对塞音脱落和短调变长的先后顺序没有较多关注，此次研究将更多关注这一点，以便更全面地评估开化、长化、变声三条路径。结合已有研究可知赣方言的入声演变途径中存在“开化路”式演变，即先发生塞音韵尾的脱落，再发生短调的长化，大冶方言属于赣方言大通片，此次研究可以发现大冶方言是否和此途径保持一致，或另属于其他演进途径。通过历史比较，可以理清大冶入声塞音韵尾的脱落情况，塞音韵尾何时合并、何时弱化、何时完全脱落。同时，将大冶方言入声演变进程与江淮官话黄孝片、西南官话、湘方言等进行比较，可以推断何者对大冶方言的影响更大。

通过微观层面的研究，还可观察语言演变内部因素与社会因素对入声归派的影响，探究入声演变的原因与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