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一封信，是为了答复林彪散发的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全文约6500字。信中进一步批评了党内普遍存在的主张流动游击，忽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城市中心思想，阐明了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强调了它对夺取全国政权的意义。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一）批评了在形势估量上的悲观情绪，阐明了辩证的形势观。

正确分析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是正确决策的基础。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出现的以城市为中心、要求各地武装起义攻打大城市的“左”倾盲动错误，红四军党内出现的不愿意在农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只愿意流动游击，等待全国革命高潮到来时，一举攻克大城市的右倾悲观情绪，都与对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的估量密切相关。

毛泽东分析了“左”倾盲动主义和右倾悲观主义两种错误的认识论原因，指出二者都没有能够做到知己知彼，正确地认识敌我。毛泽东强调，分析形势要辩证地看，要透过现象看实质。对革命力量的估量，既要看到大革命失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更要看到革命力量虽然小，但在中国农村环境里不仅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而且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因此中国革命的发展，中国革命重新走向高潮，将会是很快的。对反动力量的估量，既要看到敌人的强大，又要看到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也是相对地弱的。因此不能一遇到打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时，把一时的困难看作是全局，认为革命前途渺茫得很。

总之，既要承认敌强我弱，从这一基本估计来确定我们的战略策略；又要从敌人的强中看到弱点，从我方的弱中看到长处。

毛泽东在信中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对国民党统治下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进行了分析，指出这些矛盾的存在，使中国处在惶惶不可终日的混乱状态之下，这些矛盾的发展，使中国革命的高潮不可避免。星星之火距离燎原之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因此，悲观的形势估量是错的，因对形势的悲观估量导致的不愿意花大力气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主张流动游击的思想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二）明确否定了流动游击思想，强调要确立以农村斗争的发展促进革命高潮的观念。

毛泽东在信中批评了红四军党内普遍存在的忽视建立巩固根据地的流动游击思想。通过毛泽东对林彪的批评，可以看出他要解决的最主要问题是党内较普遍存在的对时局的错误估量，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在农村建立巩固根据地缺乏信心问题，以便肃清古田会议后党内仍存在的流寇主义思想，确立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观念，提高党内对坚持农村斗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重要性的认识。

（三）分析了流动游击思想产生的原因。

毛泽东在信中分析了流动游击思想产生的原因，指出是因为没有把中国的基本国情认识清楚。

“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农村起义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三，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四，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

（四）充分肯定了农村斗争的重要性及对夺取全国政权的意义。

毛泽东在对中国特殊的国情作了深刻分析的基础上，批评了党内那种“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的城市中心观点，阐述了农村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及对夺取全国政权的意义。

毛泽东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

毛泽东强调，“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作为全信的点睛之笔，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党内在红军行动问题上出现错误的原因，即是“没有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之也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鲜明地提出了要树立依靠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的深刻思想。

这样他就把目前还是弱小的、零星的红军和农村根据地与中国革命的大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战略高度肯定了农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和在夺取革命胜利中的重大意义，这就是农村中心思想。

上述毛泽东在这封信中对红军和农村根据地在夺取中国革命胜利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阐述，表明在毛泽东的认识中，农村中心思想已经形成。农村为中心这个核心问题的解决，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开辟出来了。

本文来源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要篇导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