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视剧《神探狄仁杰》到《唐朝诡事录》都引发观看狂潮，剧中的神探狄仁杰被很多人称为“东方的福尔摩斯”，而还未上映的电视剧《大唐狄公案》则是改编自荷兰汉学家、外交官高罗佩的经典同名小说。《大唐狄公案》发表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作品，高罗佩写这部逾百万字的巨著正是由于受清代小说《狄公案》的影响，这让人们把目光再次聚焦到通常被视为通俗小说组成部分的探案小说的经典化历程。

西方的探案小说从一出现就带有跨文化的属性。1841年，美国作家爱伦·坡发表了短篇小说《莫格街凶杀案》，开西方探案小说之先河。爱伦·坡让故事的发生地跨越大西洋，来到法国巴黎，文中的侦探也是法国人迪潘。作家博尔赫斯在《威尔基·柯林斯〈月亮宝石〉》一文中提出：“这篇小说（《莫格街凶杀案》）的发表确立了侦探小说写作的基本原则：扑朔迷离，似乎难以侦破的命案；坐在办公室里，运用自己的想象力和逻辑推理将案情查明的侦探；以及侦探的某位身份不明的朋友所提供的案情。”象征主义的先驱、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是爱伦·坡的拥趸，他把爱伦·坡的作品翻译成法文，广为传播。爱伦·坡还颇受鲁迅先生的推崇，在由鲁迅和周作人的16篇译文组成的《域外小说集》中，就收了亚伦·坡（即爱伦·坡）的小说《默》。有意思的是，今天的读者在提到早已进入经典作家序列的爱伦·坡、陀思妥耶夫斯基时，由于他们的作品涉及广泛，人们首先想到他们是作家，而不是探案小说家。爱伦·坡只写了5篇探案小说，却被后来的作家竞相模仿。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66年发表的小说《罪与罚》，第一章描写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犯罪，剩下的篇章则都是描写犯罪的惩罚，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重点是犯罪前后的变化，而不是探案的过程。这部作品让他扬名欧洲。

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侦探莫过于福尔摩斯。自1887年英国作家阿瑟·柯南·道尔的探案小说《福尔摩斯探案集》第一篇《血字的研究》刊发以来，福尔摩斯已经成为侦探的代名词。英国广播公司自2010年开始出品的《神探夏洛克》系列剧就改编自《福尔摩斯探案集》，由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主演，荣获多个奖项。福尔摩斯的魅力究竟在哪里？在《回忆录·最后一案》中，福尔摩斯在死前说：“如果我生命的旅程到今夜为止，我也可以问心无愧地视死如归。由于我的存在，伦敦的空气得以清新。在我办的一千多件案子里，我相信，我从未把我的力量用错了地方。”阿瑟·柯南·道尔在写完《血字的研究》《四签名》《冒险史》《回忆录》后，就让福尔摩斯与莫里亚诺同归于尽。但热情的读者拯救了福尔摩斯，此后阿瑟·柯南·道尔让福尔摩斯复活，于是又有了《归来记》《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恐怖谷》《最后致意》《新探案》。与之类似的是，清代小说《施公案》由于很受欢迎，从初刻的97回被续写到528回。

惊险刺激的侠义评书在我国明清之际就深受欢迎，包括《彭公案》《施公案》《海公案》等，突出的是忠烈、侠义。其中，清代石玉昆的唱本《龙图公案》被改编成章回体小说《三侠五义》，并于1879年刊印，传播较广，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问竹主人在《忠烈侠义传序》（即《三侠五义》原名）中就说：“是书本名《龙图公案》，又曰《包公案》……虽是传奇志异，难免怪力乱神。兹将此书翻旧出新，添长补短，删去邪说之事，改出正大之文，极赞忠烈之臣、侠义之士。”《三侠五义》中塑造了刚正不阿的包公形象，开篇就是“狸猫换太子”案，讲究的也是“先君后臣”。

警世觉者在清代《狄公案》一书的序言中说：“作书者，或借古人为法式，或举往事以劝惩。推原其故，悉本挽颓风、砭末俗。”不仅有正义，还有小说的结尾也是大团圆式的：“从此太平无事，君明臣良，官为国家，民知君上，江山万里依然李氏家传，社稷千秋，终赖狄公政治。”《施公案》中则有窦尔敦盗御马案等，第89回就说“九霄谪下一星君，为佐兴朝落世尘”，结尾则是“从此清平世界，共享太平；君明臣良，国家永固矣”。可见，我国的公案小说注重的是发挥社会作用。学者坪内逍遥就提出：“最近的戏作者们，转以李笠翁的话为师，以为小说、稗史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寓劝惩之意，于是制造出一种道德模式，极力想在这个模式中安排情节，虽然作者并不一定想去拾古人的糟粕，但由于写作范围狭窄，自然也就只能写出趣意雷同、如出一辙的稗史，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狄公案》约20万字，《大唐狄公案》则有100多万字。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中没有那么多的劝诫，其中的中国文化元素、中国生活方式，则让人怀疑这部小说是中国人写的。

案件发生的空间不是问题，发生的时间更不是问题，毕竟病床上的格兰特探长距离所谓“谋杀案”已有几百年了。《时间的女儿》是约瑟芬·铁伊创作的小说，格兰特探长在病床上就推翻了一个在英国流传了几百年的说法：理查三世为了夺得王位而谋杀了囚禁在伦敦塔中的两个小王子。第八章提到：“后来关于理查的种种说法都源自那儿（亨利七世时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约翰·莫顿）。根据那个故事，神圣的摩尔写出他的历史，根据那个故事莎士比亚塑出他的性格。”如果约瑟芬·铁伊的推测是正确的，那么莎士比亚笔下的《理查三世》就是错误的、被扭曲的，莎翁的名言“一匹马，一匹马，用我的王国换一匹马”就变了味道。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作家雷蒙德·钱德勒的作品由于被视为文学经典，而被美国文库和人人文库同时收入。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东方列车谋杀案》被拍成电影，广为传播。翁贝托·埃科在写探案小说《玫瑰的名字》之前的身份是哲学家、符号学家、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1980年，《玫瑰的名字》出版，让翁贝托·埃科多了作家的身份。书中守护着图书馆的盲修士豪尔赫会让读者联想到作家博尔赫斯。翁贝托·埃科在小说中虚构了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二卷被发现，这是一部论述喜剧的希腊文抄本，围绕此书发生数起谋杀案。

博尔赫斯在《博尔赫斯口述·侦探小说》一文中提出：“我们的文学在趋向取消人物，取消情节，一切都变得含糊不清。在我们这个混乱不堪的年代里，还有某些东西仍然默默地保持着经典著作的美德，那就是侦探小说；因为找不到一篇侦探小说是没头没脑，缺乏主要内容，没有结尾的……这一文学体裁正在一个杂乱无章的时代里拯救秩序。”探案小说体现了人们对真相的渴望、对正义的向往。探案小说的经典化让人们看到了探案小说所能达到的高度，探案小说的影视化则拓宽了探案小说的受众，探案小说的跨文化传播更让人们看到了文化交流带给探案小说的影响，一部部探案小说步入经典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