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荡着慷慨凛冽的青春激情，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内在地指引着各民族人民的梦想。”——这是第八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组委会授予索南才让的颁奖词。至此，“索南才让”这个名字，被全国的文学爱好者记住了。事实上，早在他获奖之前，这位藏族作家就在青海文学界颇有名气。文学界同行见到的索南才让，“皮肤黝黑，性格开朗和善，整日里笑容灿烂。”“茫茫草原上，牧民索南赶着他的上百只羊，从日出到日落，年复一年。”从14岁起就挖过虫草，做过工人，当过保安、配菜生、铁路护路工、兽医的“80后”索南才让，凭着对文学的野心和抱负，成为青海省第一位获得鲁奖的作家。

近日，索南才让获奖后的首部小说集《找信号》由译林出版社推出，收录了他8篇中短篇新作，展现粗粝而真实的自然环境与牧民生活细节，以及时代浪潮中草原上人们真实的生存状态和心灵印记。

“索南才让就是我们一直在期待的那一类天生的小说家”

对于索南才让的获奖，最不意外的可能就是他获奖篇目首发杂志的编辑吴越了，吴越对他的称赞毫不保留：“索南才让就是我们一直在期待的——“天生的”小说家。”

这个“天生小说家”仿佛拥有双重面孔。在作家朋友眼里，他带着草原的浪漫与粗粝，“赶着牛羊”从一个牧场辗转到另一个牧场，偶尔还要在深夜与狼群对峙；而在他的牧民朋友眼里，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存在：“在一帮不识几个字的朋友中，我居然在写小说，这对他们来说实在不可思议。因为我也只读过几年书，他们不明白我怎么会写出几十万字。”

相对于“天生小说家”，索南才让更愿意称自己为“最后一代游牧人”：“游牧生活到了今天，已经不存在真正的纯粹性了，我们这一代人也许就是最后的游牧人。”

也许正是“最后一代游牧人”的身份带给了他责任感或者说使命感。不同于徜徉于民族历史、特殊风物的少数民族作家，索南才让的关注点在当下，在牧民的内在精神和心灵。

用新思考、新表达将草原文学领向新高地

草原文学，历来是中国文学体系中耀眼多姿的一个脉络。云朵般的牛羊、如海浪般起伏的草原、飞驰的骏马，是人们对草原的最主要想象，对这些风物的描写，也常常是草原文学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学的显见特征。《找信号》作为草原文学硕果，却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这种“新”，一方面在于其突出的民族地域色彩，比如粗粝而真实的自然环境与牧民生活细节。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种与农耕文明相去甚远的“新”，并不会让其他地域的读者产生隔阂、陌生感。正如吴越所言：“索南才让的小说多半写的是高寒草原牧区的故事，但并不因此而让读者感觉遥远。相反，作家拥有一种奇异的贴切与入微的捕捉力，让阡陌相通的人性铺陈、张扬于穹窿宇宙；而那些相对异质的文化景观，则通过他别致而不失精确的汉语得以安顿和自在。”

另一方面，作为常年往返于冬牧场、夏牧场，与恶劣天气短兵交接，和茫茫原野四目相对的牧民作家，索南才让的语言似乎也裹挟着牧场的风霜和烈日。评论家行超总结道：“我们见惯了那些细腻的笔法、敏锐的感受、日臻完善的写作技巧，但这些作品的‘内核’却常常是虚弱、空洞的。索南才让几乎就是这种写作的反面，他的小说充满了粗糙的、近乎原始的力量感。在这个意义上，索南才让以及他的写作，本身就具有一种珍贵的异质性。”

“新”之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同时也是《找信号》最珍贵的异质性，就在于它对牧民内部生活、尤其是其内心深处微妙的情感与信仰的刻绘。评论家李蔚超说：“小说家索南才让展示了一种可贵的来自‘别样生活’内部的讲述，这是他自觉的选择，是他对生活和经验的天然直觉，他的讲述，提醒了我们对于民族和文化问题的另一种思考方式。”

相对于“少数民族作家”，索南才让更注重自己的“作家”这个身份：“哪怕一个作家一生都在写少数民族的体裁，也不能将他定义为少数民族作家。好作家，绝对是超越民族性，在更广阔的意义上产生效应的。”“超越民族性”的追求，使得《找信号》不同于一般的描写草原牧民生活的“浮世绘”式作品，而是怀着一种普世的思想艺术追求，用新思考、新表达，将草原文学领向又一个高地。

在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现场，索南才让与大家分享自己走上写作之路的故事时说：“我感恩我的草原，我想用我的文字，真诚地书写广袤的草原，和草原上那些可亲可敬的人们。”牧民小说家索南才让的创作正日益蓬勃，草原人们的喜怒哀乐、上下求索会继续被记录、被看见。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 记者 泽登旺姆 责任编辑 何齐铁 实习编辑 冯嘉良 供图 译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