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瑶 乔莎 封面新闻记者 徐庆

临行前合影 梁小波（左四）

为响应国家援外医疗事业的号召，我在2020年底报名参加了援外医疗队，并于2021年10月19日，作为第9批援东帝汶中国医疗队队员逆行出征，奔赴6400公里以外的陌生国度——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执行为期2年的援外医疗任务。

初到东帝汶之时，正值此地的雨季，潮湿闷热的气浪和灼热的阳光带给我们感官上巨大反差，更为严峻的是，随着东帝汶雨季的到来，滋生大量蚊虫，导致登革热、疟疾等热带传染病病例和死亡人数不断攀升，加上新冠病毒持续流行，给我们自身的传染病防护和身心健康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尽管做好了层层防护，我仍然感染了新冠肺炎，幸运的是，国家卫健委提前为医疗队配发了充足的防疫物资和制氧机等医疗设备。经过队友的悉心照顾以及医院领导、家人的关心与支持，身体也逐渐恢复了健康，使我能够继续投入到援外医疗工作当中。

东帝汶全国有6家医院，仅能向60%人口提供医疗卫生服务。我所援助的医院是东帝汶国立医院，它是这个国家唯一设立重症监护室的综合医院，全院床位约有300张，其中ICU床位仅有8张，有中国医生和古巴医生长期在此提供医疗援助。中国政府对东帝汶的医疗援助始于2003年，现已历经9批医疗队，在此持续坚守了20年。

在ICU救治重症患者

国立医院ICU的日常工作是比较繁重的，不仅要负责ICU患者的临床诊治工作，还要主持或参与医院其他科室危重症患者的抢救。由于东帝汶严重缺乏ICU医生，我在这里值夜班已经变成了家常便饭，每个月通常要上10天以上的夜班。刚到国立医院开展工作的时候，时常面临着种种困难，尤其是与当地医护人员在医疗、文化背景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使得我们在临床问题的看法上常常难以达成一致意见。

尽管困难重重，我依然利用当地有限的医疗资源，逐步在当地医院开创性地实施多项重症救治技术，例如可视化气管插管、超声引导下胸腹腔及中心静脉穿刺、肺部超声评估急性呼吸衰竭、重症超声评估血流动力学等等，全力帮助患者取得良好临床疗效的同时，也逐渐获得了当地医护人员的理解和信任。

在此基础上，我积极与他们探讨并建立了气管插管、有创机械通气、心肺复苏的技术流程，规范了ARDS、重症肺炎、脓毒血症、重症肺结核等当地常见危重症疾病的诊治，获得了患者及当地医护人员的一致认可和赞扬。

调试纤维支气管镜

在完成ICU工作之余，我还协助东帝汶国立医院筹建了全国首个支气管镜室，全程指导东方人员组装、调试中国捐助的纤维支气管镜，在业务指导、技术推广、人才培养等多方面提供中国的解决方案和临床经验。目前，纤维支气管镜已投入正常使用，也收获了东方医院领导的高度肯定和感谢。

东帝汶被联合国认定为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医疗资源极度匮乏，很多医疗器械和药品需要外国的援助，难以得到充足供应。我在东帝汶感触最深的便是“缺医少药”和“看病难”，ICU常用的抢救药品如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等随时可能断供，每当某种抢救药品缺乏时，当地护士就会半开玩笑地说“Welcome to Timor-Leste”。

尽管时常面临严重的缺医少药，我和队友们始终践行着“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努力为当地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经常有当地的患者特意寻求中国医生的救治，每当他们被治愈出院时，都会满怀感激地向中国医疗队表达谢意，不停地说“Muito obrigado（非常感谢）！”这也极大增强了我作为“白衣外交官”的使命感和荣誉感。

组织当地医护人员培训

时光荏苒，转眼间已在东帝汶工作了22个月。离家万里，对家人的思念不曾停止，特别是孩子尚在幼年，时常因不能陪伴孩子成长而倍感自责，但孩子的坚强却让我十分感动。他常常会骄傲地跟其他小朋友说：“我爸爸是去外国帮助更多的小朋友，我爸爸很厉害，他是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医生。”而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更是我最坚强的后盾，医院领导经常在工作、生活等多方面对我们援外队员和家属关心、慰问，在这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我也能深切感受到温暖。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将克服一切困难，保质保量完成援外医疗任务，为中东友谊和祖国的援外医疗事业尽绵薄之力，用实际行动推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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