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浩然之气，至大至刚，集义所生，配义与道。或许，元代名臣、诗人张养浩的名字就来源于此。古人的名与字不是随意取的，往往有一定的关系。张养浩，字希孟，从他的字可以看出对孟子的敬佩之意。
孟子在论述浩然之气时，提到了一个重要观点：培养浩然之气，不能借助外力拔苗助长，要日积月累、持之以恒。我们在阅读张养浩的人生经历时，亦可将其视作终身培养浩然之气的过程。
张养浩生于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济南人。据《元史》记载，他“幼有行义”，外出遇见有人掉了钱，“其人已去，追而还之”。张养浩从小就爱读书，以至于父母担心他用功过度可能损害了身体，为了不让父母担心，他白天默诵，晚上则关起门来，“张灯窃读”。
因才学出众，张养浩屡屡得到有识之士的推荐，他最重要的“伯乐”是当时中书平章政事不忽木。不忽木是康里人，历史学家陈垣先生的名著《元西域人华化考》中提到“西域人纯为儒者，有廉希宪”，“希宪而后有不忽木，不忽木世为康里部大人”，“康里在元时为术赤所封地，在今日为南俄，其地去中原又比畏吾儿为远，而其人能崇儒重道若此，是真可惊异者矣”。
不忽木看到张养浩的文章，大为欣赏，推荐他为礼部令史，又荐入御史台。一次，张养浩生病，不忽木亲自去探望，看到他的住所极其简陋，感叹：“此真台掾也！”从此，张养浩名声大振。
张养浩担任过地方官，也在朝堂之上屹然挺立。在堂邑任地方官时，他以“四知堂”命名自己的居室，表达对暮夜却金的东汉“四知太守”杨震的敬佩之意。他有果断的一面，县里有个叫李虎的狠人，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其党羽“暴戾为害，民不堪命”，然而前任官员却不敢管，张养浩到任后，迅速依法处置，为民除害。他有温暖的一面，不再要求刑满释放人员每月初一、十五到县衙门报到，听候训诫，对这些人说：“彼皆良民，饥寒所迫，不得已而为盗耳；既加之以刑，犹以盗目之，是绝其自新之路也。”张养浩离开堂邑多年后，百姓还记着他的德政，“犹为立碑颂德”。
张养浩任监察御史时，忠贞公允，直言不讳，恪尽职守，曾于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上《时政书》，洋洋洒洒达万言，指出时政的十大弊端，“言皆切直”。可惜的是张养浩却因此受到打击，遭罢官，甚至一度要以变换姓名来保全自身。
主张以儒治国的元仁宗即位后，恢复了中断半个世纪之久的科举考试。终元之世，只举办过九次科举，时停时办，而且科举取士规模很小，对于元朝已经形成的用人格局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但元朝最先将程朱理学定为取士的标准，却深刻影响了后代。
张养浩与元朝科举关系密切。元朝科举分乡试、会试、殿试三场。延祐元年（1314），元朝首次举行乡试，会试、殿试于第二年举行，张养浩以礼部侍郎的身份与他人一起主持。延祐五年（1318），张养浩再次知贡举。新科进士要去拜访他，对他表达谢意，他一概不见，只让人告诫新科进士：“诸君子但思报效，奚劳谢为！”记住报效国家，而不必记住感谢个人。
元英宗即位后，命张养浩参议中书省事。他仍秉持任监察御史时的操守和风格，力谏不应在元宵节举行耗费巨资的鳌山灯会，“愿以崇俭虑远为法，以喜奢乐近为戒”。不久，他以父亲年迈需要照顾为由，辞官归里。
从家乡赶赴陕西救灾，积劳成疾卒于任上
张养浩在山东家中度过了八年隐居时光，直到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再次出山。这年正月，陕西大旱，朝廷特请张养浩出任陕西行台中丞，主持赈灾。八年隐居，朝廷多次征辟，他都谢绝了。听闻百姓遭受的苦难，作为一个学有担当之人，张养浩责无旁贷，一接任命，立即登车向陕西进发。在离家之前，他将财产都分给了村里的穷人。
《左传》说：“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孟子》也说：“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人追寻一个目标，在尚未达成时，会努力朝着目标前进，达成后精神上便松懈了。周文王对于道的态度却不是如此，明明已经看见了道，却如没有看见道时一样渴求，这是一种“不自满足，终日乾乾之心”。张养浩此行要以比“视民如伤”更深切的忧患之心赈灾，这是一场重要的考验。
赴陕西的路上，张养浩“遇饿者则赈之，死者则葬之”，路过华山，特地到西岳庙，作文祈雨，为民吁请，读到“民饥而死”时，张养浩“涕泗被面，从者观者皆为沾襟”。以现在的目光来看，此举似为不经，但在当时，这是很普遍的做法。
据记载，这年四月一日，陕西境内“大雨如注，水三尺乃止，禾黍自生”，百姓大喜。张养浩的喜悦之情，都写在了一首散曲《【双调·得胜令】四月一日喜雨》中：“万象欲焦枯，一雨足沾濡。天地回生意，风云起壮图。农夫，舞破蓑衣绿；和余，欢喜的无是处。”
张养浩到达陕西行台后立即投入工作。元朝在中央设置了御史台，在地方设置了两个行御史台，分别是江南诸道行御史台（简称南台）和陕西诸道行御史台（简称西台）。张养浩在救灾上很有方法。元朝普遍使用纸钞，百姓拿纸钞去买米，纸钞稍有模糊破损，米商就说这是“昏烂钞”，不肯收，百姓自然也买不到米。按照规定，昏烂钞可以到行用库中更换新钞，管库奸吏营私舞弊，“易十与五”，而且“累日不可得”，百姓还是买不到米，生活处于崩溃边缘。
赈灾如救火。张养浩立即检查行用库，发现没有销毁、钞面图纹可以看得清的纸钞共计1085万多贯，在这些纸钞背面盖上印记，可以临时流通使用。张养浩又命人刻价值十贯、五贯的券发给穷人去米店买米，券上加盖印记，米商可凭此到行用库兑出钱来，“于是吏弊不敢行”，百姓得以买米活命。
在陕西赈灾的四个月，张养浩一直住在官署，“未尝家居”，白天出外巡察救济灾民，晚上则祈祷灾情结束、百姓安康，没有丝毫懈怠，忧累成疾，病逝任上，享年60岁，“关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朝廷下诏追封张养浩为滨国公，赐谥号“文忠”，后人尊称为张文忠公。
总结为官经验，著成传世官箴，倡导廉以律身
张养浩为官不仅恪尽职守、心忧百姓，也善于总结自己为官的经验教训，著成《为政忠告》一书。《为政忠告》又名《三事忠告》，分成三大部分，皆可独立成篇。其中《牧民忠告》总结了做地方官的经验，《风宪忠告》总结了任监察御史的经验，《庙堂忠告》总结了在中书省为官的经验。这三个“忠告”分别针对地方官员、监察官员和朝廷高级官员，很有指导性，其言发自肺腑，情真意切，备受时人与后人的重视。
《为政忠告》体现了张养浩的廉洁思想。他在《牧民忠告》中列有“戒贪”一条，表示“人既受命以牧斯民矣，而不能守公廉之心，是自不爱也，宁不为世所诮耶”，“况一身之微，所享能几？厥心溪壑，适以自贼”，一个人欲壑难填，会给自己带来灾祸，并且会连累到许多人，“一或罪及，上孤国恩，中贻亲辱，下使乡邻朋友蒙诟包羞”，“虽任累千金，不足以偿一夕缧绁（代指监狱）之苦”，张养浩将贪欲过深的后果一一揭示，要避免这些苦果，就要平时对自己严格。
在《风宪忠告》中，张养浩将“自律”放在卷首，御史作为“执法之臣，将以纠奸绳恶，以肃中外，以正纲纪，自律不严，何以服众？”那么怎样才算严，张养浩给出了自己的标准，“如处子之居室，一行一住，一语一嘿，必语礼法，厥德乃全”。
在《庙堂忠告》中，张养浩将“修身”放在卷首，他从正反两面论述自律、清廉等品质何以值得推崇，“廉以律身，忠以事上，正以处事，恭慎以率百僚，如是则令名随焉”，反之，“徇私忘公，贪无纪极，不戒覆车，靡思报国，如是则恶名随焉”。
张养浩不仅为后世留下了堪为官箴书典范的《为政忠告》，还留下了一批散曲作品。他赴任陕西途中，写下一组怀古作品，既有对民生疾苦的同情，也有对历史的深刻反思，故而常为后人提及。此外，乡居八年，他也创作了一批描写乡村生活的作品，风格清新自然，我们且读一首《【中吕·十二月兼尧民歌】寒食道中》：
清明禁烟，雨过郊原。三四株溪边杏桃，一两处墙里秋千。隐隐的如闻管弦，却原来是流水溅溅。
人家浑似武陵源，烟霭蒙蒙淡春天。游人马上袅金鞭，野老田间话丰年。山川都来杖屦边，早子称了闲居愿。
总的来看，张养浩的作品内容都很充实，题材广泛，语言成熟，风格倾向豪放，他的散曲结集为《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简称《云庄乐府》）。值得深味的是，战国时期的贤大夫屈原的形象常常出现在他的散曲中。可见，张养浩即便身在“江湖之远”，却还不忘忧国忧民。
“云来山更佳，云去山如画。”张养浩散曲里的这两句，或可比拟他的道德文章和操守行止。（李晓巧）
在薛仁贵参军之前，他的生活很贫困，王茂生夫妇经常救助他。等到薛仁贵东征有功，被封为“平辽王”，许多文武大臣前来祝贺，薛仁贵都拒绝了。王茂生送来两坛美酒，打开却发现里面装的是清水。薛仁贵知道此事后，当场饮下三大碗清水，因为他知道王茂生贫寒，送清水也是一番美意，这就叫做“君子之交淡如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