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春节前兑换的两袋面粉马上就要吃完了，前几天妻子催促着去小镇上的面粉厂再兑换一袋，我没有吱声。原因不外乎家里经常就我一个人，很少用，再则是嫌麻烦，懒得从麦屯里往外倒腾小麦，怕脏。妻子知道我的意思，也没有强求，这是嘴里嘟嘟囔囔说是过去用石磨推磨，不是照样满缸满瓮，哪像现在眼瞅能看见面袋底了，还不着急。妻子的一番吐槽，不由得让我想起小时候磨面的一些琐碎事情。
小时候，我们家在洪河川一个背靠大山下的一个叫大沟生产队的农家大院子里。那里不仅存储有生产队原始的榨油坊所加工的胡麻、菜籽、蓖麻等食用油，还有一台石磨。从我记事时候起，村里人要把粮食加工成面粉都用的是石磨。因为年幼，关于油坊都是一些零零碎碎的记忆。只是偶尔听村里人说生产队当时唯一的那个榨油坊，曾经是我们家族私人置办，土改时充公，所以石磨和油坊都曾为集体所有，后来到八十年代农村实行集体土地责任承包制时，被充公的榨油坊再次得以完全回到到我的家中，而石磨则依然为我们家族共同使用。尽管榨油的过程有些模糊，但因为父亲曾经在油坊做过一段时间的榨油工，为此年幼的我倒是没有少吃飘着油香味的油饼、炒面等稀罕物，现在回想起来，那清香的味道似乎还在我的体内氤氲。
后来随着年龄逐渐长大，我也开始做家务，磨面也就成了我放学或者寒暑假期的必修“功课”了，因此，磨面的记忆也逐渐清晰明了。
那时候，磨坊也不是家家都有的，我们几家共用一个磨坊，在我家大门外的一个土窑里，窑洞正中间安放着石磨，紧贴南侧墙壁摆放着一个半人高的土褐色面柜。
在我的记忆中，磨面是一件最苦最累的差事，由于我家老少7口人，每隔几天就得磨一次面。磨面之前，先要舂磨。而每次舂磨的时候，父亲都会先把要磨的粮食拿到院子里，用石臼捣去个别依附在麦粒外面的皮壳，再由母亲用筛子、簸箕一遍遍除去小石子、柴草棍等杂物，直至干净为止。
由于人口较多，加之分田到户不久，家里只分配到一头灰白色病怏怏毛驴，父亲又不舍得使用，因此，父亲就把磨面的任务交给我们兄弟几个用人力抱着杠子来完成。石磨磨面，速度自然慢，因为那时候粮食匮乏，麦子一直要磨到麸皮看不出白色为止，所以磨的次数也多，黑面也多，还要用细密的萝把面粉筛下来和麸皮分开。而我由于年龄最小，抱着杠子推磨的任务自是不会安排的，但有时候，眼看哥哥们推着转不了几圈，就会累的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母亲就会让哥哥们轮换着推，边推边在嘴里数数，等圈数够了马上换下。而每到此时，在旁边萝面的母亲常常是一个“面人”，磨完面下来，通常是衣服、脸上、汗毛、头发、眉毛、手上全都沾染上了白色粉沫，远看如同外星来客。所庆幸的是，那麦子终究是磨成了面粉，尽管又渴又累，但看见灶房里的那口大面缸里盛满了白白的小麦面，以及吃到经过母亲的手而幻化转变成一家人的美味食物，尤其是母亲用白面和高粱面擀成的“花花面”，现在想来依然感到满口生香。
后来随着家庭情况好转，父亲便把那头病怏怏的毛驴牵到河对岸的泾川县玉都镇上的牲口市上卖了，又添了一点钱重新购买了一头纯黑色毛驴回来，总算把我们兄弟几个从抱着棍子推磨的埋怨声中解放了出来。
因为是第一次用毛驴推磨，因此我们兄弟几个都很兴奋。尤其是我非常好奇，跑前跑后跟在身后，看父亲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用牛皮缝制成的围脖子、夹板子，套在绑在石磨上面磨盘的杠子上，再用麦秆编织成的驴眼窝蒙在毛驴双眼上，防止它抢着吃麦子。而在此之前，父亲早已搬起上面的磨盘，俗称“扫膛”，把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并在下面的磨盘下，铺上干净的塑料布，一切准备妥当后，然后再在磨眼中插上几根小棍子，防止麦子拥堵。就这样，我在父亲的引导下拿着一根细绳做鞭子，跟在毛驴后面一圈一圈转了起来。不一会，随着上面的磨盘的不断转动，一股股被粉碎的面粉和麸皮沿着磨盘像瀑布一样流下来。
那时母亲常说，驴偷吃一口，人就少吃两个馍馍，一定要操心。我们磨面时，虽然死死地盯着，有时还不免被毛驴在磨盘上叼一口，嘴里不停地嚼着，还撒在磨道里，此时，母亲总是责怪我们不操心，但一时半会也想不出好的办法。后来，母亲不知道从哪里学来一个办法，用一根长木棍绾在驴笼头与磨扇之间顶住，之后再也没有发生偷吃的事情了。
磨面时，驴拉稀也是一件十分尴尬的事情，有一次，我刚把毛驴套上没有转两圈，毛驴就拉了一地，幸亏我躲得快，粪点子溅在磨盘上，母亲赶紧收拾干净，并嘱咐说，以后磨面时离远点。那时候磨一次面，只有几斗麦子，尽管不多，但由于当时粮食奇缺，我们磨玉米最少得五遍，小麦是七至八遍，一直到麦麸光滑得没有一点面星才卸磨，并且是头三遍面用来招待客人和过年才用，剩下的还得和玉米面、高粱面、糜子面等掺起来蒸成“金裹银”或者“两面馍”给我们准备成平时吃用的干粮。
80年代后期，村子里购回一台磨面机，是由专人操作用柴油机做动力给乡亲们磨面，被人们称为“钢磨”，尽管磨面的效率得到翻天覆地的提高，不过麦子在拿去磨面之前，依然和在石磨上推一样要收拾干净，磨面的时候还要把麦子用斗或者铁桶倒进磨面机里，这样比以前先进好多，只是想要倒进去也是比较费劲的，再加上机器轰鸣，一场磨下来，头昏脑胀，也不好受。等磨面完了，人也变成了白人。有了电以后，就有了电动磨面机。记得当时的磨坊是一位堂兄花了大价钱邀请河南人安装的，因为是洪河川里当时仅有的一台电动磨面机，不用再费力气拿磨面机上面去倒麦子，只要把装有小麦的粮食袋子挪到和地面一样平的上料口，解开袋口就完成了，也不用舂磨，省时省力，因此不管是村内，还是村外前来磨面的人不少，很是红火了一阵子。
加之那时我们家庭人口逐渐增多和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传统的石磨显然已经不能满足生活需要，因而那时的石磨除了偶尔加工一下比如荞麦、玉米等需求量不是特别大的杂粮外，很少再派上用场。
记得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我们家一次磨面通常都要两、三袋麦子，近二百三十多斤的样子，那时，我们自己村子也有磨面机，但相对其他地方人们俗称“自上料”的磨面机磨的面粉来说，面粉质量要稍微逊色一些，又都是本村村民，不便说什么，于是，父亲就和我套上毛驴，将麦子用架子车人力拉到七八里以外的地方去磨，图的是价格便宜，再就是面白，质量好。
当然了，价钱便宜，面粉质量好，自然前去磨面的人也就不少，于是去磨面也不是去了就能磨上的，需要有一个排队等候的过程。而我们家通常都是要等到前面的人磨完了才去磨，很多时候，等磨完面时便已是半夜了。
而通常磨到一定时候磨坊主人都会问一句：磨成什么面？这是一个关于面粉和麸皮比例的问题。比如“八五面”这里面讲的“八五”就是讲一百斤麦子磨出八十五斤面和十五斤麸皮，数值越高，出的面就越多，当然，这面也会颜色越黑。因为会有相当一部分麸皮被磨碎掺进面粉里了，自然这面粉的口感也会差一些。过惯了苦日子的父亲从来不舍得浪费粮食，尽管那时家里存粮够吃几年，但他依然节衣缩食，连“八五面”都不敢要，自然每次都磨到最后那面的颜色就极深了才肯罢休。所不同的是每次磨面中，他都会用洗净晾干的空面袋子，把最后两遍磨的较黑的面粉，俗称“黑面”单另装起来，再把所有磨好的面倒在一个大盒盘里，将开始磨出的极白的与后面磨的略深色的进行搅拌均匀再装袋。到最后父亲都会将那些盛放过面粉的铁桶和盒盘拿专门用来扫面粉的小扫帚头扫了又扫，生怕漏下一丁点儿面粉。
然而时代总是要不断地发展的，隆隆的机器声替代了往日吱吱的石磨声，人们再也不用花这么大的功夫去磨面了，再也不用吃粗粮了，想吃面各大超市商店都能购买得到，各种精粉琳琅满目。
现在，我家的石磨早已静卧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用石磨的年代也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儿时有关那些石磨的记忆，那些鲜活的人和事却长留心里。尽管那时自己磨出来的面虽然有点发黄，但吃进嘴里却是满口的“五谷味”，那种唇齿留香、余味悠长的滋味让人留恋生念。磨面，一段美好记忆不时在心底泛起，化为淡淡的乡愁村趣……
作者简介
张宏
张宏，男，汉族，生于1969年12月，甘肃镇原人。中级文学创作艺术师。乡土作家、诗人。曾为甘肃某报驻地主任站长、记者，《屯字原》杂志、《屯字原人物集》《诚信杯全国书画展作品集》主编。现为中国范仲淹研究会理事、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报告文学研究会会员、庆阳市作协会员、玉门市作协会会员、嘉峪关市作协会员、镇原县作协理事，屯字镇文联主席。出版诗文集《红戈壁》一部。作品曾在《国际商报》《中国影响力》《西部时报》《甘肃日报》《甘肃经济报》《民主协商报》《山西科技报》《甘肃农民报》《南国诗报》《兰州铁道报》《陇东报》《赤壁文学》《驼铃》《走廊》《嘉峪关》《北斗》等报刊杂志及人人文学网、飞天文艺、国际诗选、中卫诗词等网络平台发表。有诗、散文、随笔、文论、通讯入选入本。曾获人人文学网2013年度网络文学奖——优秀散文奖、1995-1996年《赤壁文学》中国“赤壁杯”文艺作品大赛优秀奖、第四届“蓓蕾杯”全国诗歌散文大赛优秀奖、《女友》全国征文优秀奖、《当代青年》“凯特杯”海内外当代青年诗歌新人大赛优秀奖、镇原县第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暨潜夫文艺诗歌散文类三等奖及镇原县＂红树林＂杯＂喜迎国庆•书香镇原”散文大赛优秀奖等。
编辑：曲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