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17日8点多，一辆江苏大学的黑玻璃面包车缓缓倒进逼仄的街巷，停在陈正军家门口。十几分钟后，面包车载着他岳母张美英的遗体静静离去。

没有花圈挽幛，没有跪拜哭丧。这位84岁的老人成为镇江扬中市八桥镇红光村第一位遗体捐献志愿者。

陈家出乎常理的做法，让“陈正军卖丈母娘遗体”的说法不胫而走。

“臆怪，为了十来万块钱，连老娘遗体都卖！”

“不是亲娘，他才不好好孝顺！”

“看老太没有娘家人，死了都要欺负她！”

……

陈正军不理会、不解释。未来的某一天，他会和岳母一样以这种方式离开。早在2015年，他就签下志愿捐献遗体申请登记表，提前预约了自己生命终点站——江苏大学医学院。

“说不定哪天人就没了”

63岁的陈正军是红光村“赘婿”。

“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我上有哥哥，下有弟弟，初中都没上完。后来去当兵，文化水平太低，作不了啥贡献。”这样的“出身”，让陈正军遗憾至今，“倒插门”更让他多了些自卑，时时刻刻想着怎么能不“低人一头”。

还好陈正军会开汽车。退伍后的三十多年里，他一直握着“方向盘”，从货车司机到专人司机，再到网约车司机。这是他引以为傲的职业，他喜欢穿着白衬衫、西裤和皮鞋出车，还会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常年在路上跑，让他有了很强的风险意识。每天看报、听新闻时，格外关注与“死亡”有关的话题。“你不撞别人，别人不一定不撞你，天天开车，说不定哪天人就没了，不如提前做好打算。”

众多新闻中，“万婴之母”林巧稚最令他敬佩。“她是个妇科医生，没有结过婚，一辈子都给了医学，死后把遗体都捐了。”

“死了也要有用。”林巧稚让一直思索“身后事”的陈正军突然有了方向。

2000年以前，“遗体捐献”还是红光村村民们闻所未闻的事。全镇江，当时也仅有6例遗体捐献。什么是遗体捐献，怎么成为遗体捐献志愿者，工作之余，陈正军到处打听、咨询。

陈正军的登记表

“问过医院，也问过殡仪馆，后来才知道，是红十字会在管这个事情，他们说没啥特别要求，主要是自己自愿、家属同意。”2015年11月23日，顶着初冬寒风，他来到镇江市红十字会，领了一张申请表。

在中国，自古有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将死后的躯体供陌生人解剖、研究，是很多人难以接受的事。“领登记表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捐献后的遗体会浸泡在药水里，然后给医学生们学解剖。”陈正军也无数次在脑中想过“自己”在手术台上的场景，最后他说服了自己：“死了还害什么羞，活人去医院检查还不能指定女医生男医生呢。”

“是有意义的事”

当“志友”比想象中的难，陈正军等了3年。

“我老婆一开始不同意，她说哪有这样‘出头’的，我俩孩子也不愿意，说全镇江都没几个人这么做。”看妻子和两个女儿不支持，陈正军只得暂时作罢，把填好的申请表收起来。

亲人的反对并没有打消陈正军的念头。小女儿参加工作后，他尝试说服她。“我跟她说，你爸做的是有意义的事情，为医学作贡献，不是什么坏事，而且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

2018年11月22日，小女儿在家属代表意见栏里签下“同意”，陈正军终于如愿。

村里几乎没人知道陈家这件“惊世骇俗”的事，直到张美英遗体被“不是殡仪馆的车”拉走后，邻里才知道这个家里竟有两位“志友”。

“我跟妻子对岳母很好，她也很听我们的。我跟她提过我要捐献遗体，后来她病重的时候，我问她想走后怎么办，她说听我们的，就这么填了申请表。”

张美英幼年与亲人离散，只身漂泊在上海，当过保姆、进过工厂，后来嫁到镇江红光村，只育有一个女儿。

没有娘家人并不意味着没人阻挠。遗体捐献当天，陈正军的大哥大嫂闻讯赶来，和他大吵了一架。“我哥哥一直反对，说我这是特立独行，这样对待老人，陈家容易被人说不孝顺，以后姓陈的怎么走动乡里。村民也说我不愿花钱为老娘尽孝，把老娘遗体卖了。”

背后指指戳戳一直没有消停，陈正军充耳不闻。随着时间的流逝，谣言渐渐不攻自破。村中一些老人甚至主动找到陈正军了解“遗体捐献”，村口经营宏光超市的刘文早就是其中之一。

“不要麻烦子女和别人”

79岁的刘文早七年前就听说过遗体捐献。

“八桥中学老师施正华是我的朋友，他在生前签署了遗体捐献登记表。”老友的举动让刘文早极为震撼，“他是国家教师，还经常给贫困学生捐款。这么有贡献的人都能捐遗体，我一个普通老百姓当然要向他看齐。”

刘文早做了一辈子农民，当过生产队队长，这让他做什么事都喜欢“学先进”。

与刘文早“学先进”不同，他的老伴杨桂香更想通过捐献遗体减轻儿女们办丧事的负担，“走就走了，不要再去麻烦子女和别人，送花圈、搞仪式什么的就是浪费。”

在扬中，不少家庭仍遵循着传统丧葬仪式：人去世后，在家中设灵堂、奏哀乐、行哭礼，邀请亲朋好友一同“吃席”，儿孙则披麻戴孝守灵3到5天。

刘文早的女儿是药剂师，一直看淡丧礼的“繁文缛节”。“疫情期间，有个邻居去世，我爸妈过去守灵，坐了一整夜，第二天眼睛都肿了，看病花了2000多块。”她十分清楚遗体捐献的意义，“我跟我哥都尊重他们的想法，儿女嘛，父母在世的时候对他们好才是孝顺。”

在江苏，“舅舅为大”，除了子女，杨桂香还需征得娘家三个弟弟的同意。“我怕他们不同意，就没先办，让他去办了。”

刘文早夫妇

2020年10月30日一大早，刘文早坐上了开往市区的公交。一个半小时后，他坐到市红十字会的办公室。“接待我的周部长跟我说，做这件事情一定要想清楚，我很坚定地告诉他，我就是想清楚了才来的。”

2020年11月1日，刘文早拿着填写完整的申请表，再次前往市政府。那一天，他成了红光村第三位“志友”。“你看，这是我的申请表，他们还给我了荣誉证书。”他小心翼翼打开证书，满是自豪。

“只有坏人才会被‘千刀万剐’”

刘文早的事很快在村里传开，“遗体捐献”再一次成为老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各种议论也接踵而至。

“你们死后会被切成一块一块的，全尸都凑不齐。”

“没钱办丧事才捐，也太给儿女省钱了吧！”

这些话没有让杨桂香动摇：“人家肯定不会随便切，再说了，就算切开也没啥，你生病，去医院化验、动手术，不还是要把身体切开。何况人都死了，切也不疼啊。我是做有意义的事，只有坏人才会被‘千刀万剐’。”

2021年春节，刘文早儿子早早定了镇上的餐馆，请来舅舅们，把母亲的想法郑重告知。三个弟弟明晓大义，全部同意大姐捐献遗体。

刘文早夫妇的志愿捐献遗体证书

2021年1月19日，杨桂香成为红光村第四位“志友”。

老两口前后脚一起捐遗体再次轰动村里，不少老人受此影响纷纷萌生同样的念头，然而很多人都未能如愿。

73岁的张天保就被家人“劝退”了。“我老太婆坚决不同意，俩儿子也反对，说捐献遗体的都是坏人，是去受罚的。”

67岁的吴桂英更在意邻里的看法。“我老伴几年前走了，我也是肺癌晚期，花了不少钱，要是邻居知道了，肯定说我们家穷，是为了省钱才捐遗体。”为避免儿女被村里人指指点点，她只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村书记。

“我们的名字会刻在纪念碑上”

死亡是中国人忌讳的话题，但生命终归要走向终点。

在65岁以上人口占比33%的红光村，如何处理“身后事”是许多老人们关注的问题。村口宏光超市的328省道公交站旁，等车的村民总喜欢与刘文早两口子聊起遗体捐献。

“这个有什么好处”“怎么申请啊”“咱人走了，到时候咋捐献”……对邻里们的疑问，刘文早会一一耐心回应。有人说要填写申请表时，他总会多强调一句“一定要想清楚再去。”回答不了的问题，他就指着超市墙上贴的陈正军名片：“你们问问陈师傅，他才60出头，就填了申请，还是个共产党员！”

渐渐地，有遗体捐献意愿的老人越来越多。红光村陆续又有8名村民自愿加入遗体捐赠队伍。如今，全村已有12位“志友”。

陈正军请刘文早夫妇一起观看视频

4月13日中午，来到宏光超市歇脚的陈正军打开手机里的新闻视频链接，给刘文早夫妇俩看。“前几天清明，红十字会邀请我去市里参加悼念活动，我在那个纪念碑上看到我岳母名字了，很多人来悼念、献花，你们看。”

“这些都是谁可以去呀，下次能带我们去看看吗？”杨桂香从板凳上起身弯下腰凑近手机，刘文早也戴上老花镜走过来。屏幕里一个个穿着白大褂的医学生庄重地将菊花摆在一座纪念碑前，每个人都深深鞠了一躬。

“这一般都是邀请家属和医学生，你们要是想去，等闲了我开车带你们过去。以后，我们的名字也会刻在纪念碑上。”陈正军抬头笑着说。

（文中张天保、吴桂英为化名）

新江苏·中国江苏网 记者 苑青青 韩金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