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作为“五四”时期高举思想启蒙大旗的先锋人物，从“鲁镇”少年到民族之魂，其55年的生命历程在文学创作、思想研究、古籍校勘等多个领域取得重大贡献，蜚声世界文坛，被誉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他的作品和思想在百余年来一直深刻影响着国民的思想改造和精神重塑。2021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各地相继举办版画展、手稿展、音乐会、研讨会等各类纪念活动，传承弘扬鲁迅先生的丰厚精神遗泽。

在鲁迅诞辰140周年的年终岁末，由河南省曲剧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创排的大型原创现代曲剧《鲁镇》在郑州首映，该剧由著名剧作家陈涌泉编剧，“新世纪杰出导演”张曼君执导。作为陈涌泉“鲁迅题材三部曲”的最新力作，甫一问世便好评如潮，被评论界誉为“最像鲁迅的戏”“一部值得被文学史、戏剧史记住的好戏”[1]。曲剧《鲁镇》不仅将纪念鲁迅活动推向新的高潮，而且通过“鲁镇世界”的建构，为新时期传承弘扬鲁迅精神贡献了戏曲力量。

一

1918年5月，时值“五四”运动前夕，弃医从文的鲁迅发出第一声呐喊，在《新青年》上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他开始将小说作为考察“国民性”的窗口，此后相继创作了《孔乙己》《阿Q正传》《祝福》等经典名篇。在鲁迅的小说中，频频出现的“鲁镇”意象引起学者关注，李欧梵在《铁屋中的呐喊》中提出：“从一种现实基础开始，在他25篇小说的14篇中，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以S城（显然是绍兴）和鲁镇（他母亲的故乡）为中心的城镇世界。”[2]鲁迅从其出生至18岁去南京求学，整个童年和少年都是在绍兴小镇度过的，鲁镇不论是作为鲁迅母亲（鲁瑞）故乡的“代称”，还是一种饱含着复杂文化内涵的虚拟空间意象，都是我们理解鲁迅精神不可或缺的一把密钥。从内部来看，“鲁镇”是小说众多故事的叙事场景，场景本身不仅是文本世界重要的叙事内容，也成为联系小说的内在纽带。从外部看，鲁镇是在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传统中形成的一个异常稳定的乡土共同体，“经过虚构以后的鲁迅故乡，已经不再是绍兴或者鲁镇这个具体地方，而是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了。”[3]透过鲁镇，鲁迅展示了1920年代的乡土中国，它既承载有鲁迅对故乡和故乡人复杂体验的文学表达，又寄托着一代启蒙者“想象的乡愁”和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语境。因此，走进鲁镇，成为我们洞察鲁迅内心的一扇窗户。

对鲁迅小说的戏剧改编，在其生前已经开展，陈梦韶和袁牧之相继于1928、1934年将《阿Q正传》搬上舞台，鲁迅看过袁版剧本后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写道：“现在回忆起来，只记得那编排，将《呐喊》中另外的人物也插进去，以显示未庄或鲁镇全貌的方法，是很好的。”[4]鲁迅赞成将小说中的人物穿插进来，展示未庄或鲁镇的全貌。鲁迅本人对组合式改编以展现全貌的首肯，加之鲁迅小说高度凝练、多为短篇，一部作品不足以改编为一部剧作，因此，组合式改编成为鲁著戏剧化的常见形式，如田汉的《阿Q正传》，就是以《阿Q正传》为中心，将《明天》《孔乙己》《狂人日记》等多部小说综合而成的五幕话剧。梅仟的《咸亨酒店》以《长明灯》《狂人日记》《药》为主，旁及《明天》《祝福》《孔乙己》等作。郑天玮的《无常·女吊》将《伤逝》《孤独者》《头发的故事》《在酒楼上》和散文《无常》《女吊》进行整合创作。沈正钧版越剧《孔乙己》亦取材于《孔乙己》和《药》……但纵览鲁著百年来的戏剧改编历程，尚无以“鲁镇”为主题的剧作。

曲剧《鲁镇》是第一部全景呈现鲁镇全貌的剧作，该剧将《祝福》《狂人日记》《药》《明天》《风波》《头发的故事》《阿Q正传》《孔乙己》等多部作品中的人物集中在“鲁镇”这一场景中进行展示，正如著名评论家罗怀臻所说：“把鲁迅作品当作一种环境、一块土壤来表现，使众多人物有机结合起来，成为一个生态场。”[5]这一生态场以鲁镇为背景，把祥林嫂、狂人等众多人物容括进来，让他们跨时空对话，使得小说人物有所依托，实现情节的弥合，再现了一种麻木、残忍、沉闷、病态的社会氛围。然这种氛围却又不独为鲁镇专有，鲁迅本人也曾强调，剧本不要专化，语言、背景、地名都可以改换，他认为指明某处，会使旁观者置身事外而不知自省，“目的是消灭各种无聊的副作用，使作品的力量较能集中，发挥得更强烈。”[6]因此曲剧《鲁镇》又被塑造成最普通最经典的中国城镇形象，随处可见但又有高度的概括性，表达了一种超越地域的普遍人性、普遍情感。谈及创作理念，编剧陈涌泉在接受采访时说：“我给《鲁镇》找到了一个独特、鲜明的主题——‘病态社会里，人人都是受害者’。”[7]该剧以超强的文本掌控力和超前的经典改编意识，建构出独特的“鲁镇世界”，不仅是对鲁迅内心深刻的洞察，也是对1920年乡土中国现实语境的高度概括，成为我们走进鲁迅的一扇窗户。

二

20世纪初，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戏曲艺术亦被纳入改良视域。狂飙突进的启蒙者们将戏曲视为“遗形物”全盘否定者有之，对戏曲抱着“同情之理解”态度力主改革者亦有之。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鲁迅，其戏曲观尤为重要，因为曾撰文批评梅兰芳“男扮女装”，很多人认为鲁迅不懂戏曲、否定戏曲。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恰恰相反，鲁迅不仅看戏、懂戏，而且“在旧戏曲与新文化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为实现戏曲领域内旧文化向无产阶级新文化转变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8]，“为我们保留了戏曲生态嬗变路径选择的唯一正解。”[9]鲁迅批评梅兰芳，实际上是在反对高度雅化、脱离大众审美的“都市京剧艺术”，他对地方戏尤其是家乡一代的目连戏、鬼神戏、社火戏和祭祀剧都寄寓着饱满的情感和理解。创作于1922年的《社戏》是鲁迅为数不多的回忆童年美好生活、透露对故乡温情的作品，其生前最后一篇文章《女吊》也是以绍剧目连戏为主题，以至于有学者认为“丰富多彩的绍兴戏对鲁迅的思想和艺术进行了最初的启蒙和滋养[[10]。鲁迅对地方戏的同情、理解与肯定在“五四”语境中具有超越时代的冷峻和深刻，与此同时，鲁迅的这份肯定也在地方戏中得到呼应与回响。

纵观鲁迅文学作品的二度创作，不乏歌剧、舞剧、音乐剧、话剧等多种形式，但影响最大、受众最广的无疑是地方戏。如“越剧《祥林嫂》轰动上海滩之前，鲁迅作品主要在文艺界以及知识分子群体传播，越剧《祥林嫂》成功把《祝福》普及到都市市民的娱乐生活，也使得自身获得质的飞跃”[11]，从而成为越剧发展史上的里程碑。然据学者统计，将鲁著改编戏曲最多的地方，不是其故乡或学习工作过的地方，反而是河南[12]。迄今河南已有《阿Q梦》《阿Q与孔乙己》《风雨故园》《伤势》《祥林嫂》等5部作品搬上舞台，在鲁迅题材戏曲化进程中独树一帜、贡献良多。其中《阿Q梦》《阿Q与孔乙己》《风雨故园》影响巨大，相继引发了世纪之交的鲁著改编热，其编剧陈涌泉也被誉为“中国戏剧界的鲁学家”（毛时安）[13]。时值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之际，河南曲剧联袂陈涌泉再出发，打造出精品力作《鲁镇》。

众所周知，鲁迅的作品不易改编，因为很多内容早已为大家所熟悉，仅靠人物或故事情节的增删，不但容易失去鲁著原本的厚重与批判性，更易落入“戏说”的俗套为人诟病。因此编剧陈涌泉坚持持中守正、固本求新，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求新求变。《鲁镇》的忠实并不是对小说内容亦步亦趋的照搬，也不止于对原著故事情节的再现，更重要的是对精神主旨的忠实。该剧以《祝福》和《狂人日记》为中心（香港大学许子东先生曾说《狂人日记》是讲礼教吃人，而礼教“吃人”最好的例子就是《祝福》），狂人和祥林嫂都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两者相互印证、一脉相承。剧中还加入了阿Q、孔乙己、九斤老太等构成鲁镇的社会场域，他们既是鲁镇的“看客”，但也逃不脱“被看”的命运。同时剧中还融汇青年学生鲁定平、沾“人血馒头”华老栓等形象加深对革命先驱命运的思考，多重叙事的交叉呼应了“在病态的社会里，人人都是受害者”的剧作主题，精神主旨上延续原著、发展原著。同时该剧“思古而不拟古”融入新的思考和理解，与《阿Q与孔乙己》的“交叉对比法”不同，该剧采用“递进阐释法”，将祥林嫂的悲剧命运与狂人的精神分裂相互递进又层层呼应。形成祥林嫂与狂人之间的复调结构，不仅使狂人的呐喊与呓语有了倾泻的对象和呼应，也赋予祥林嫂的悲剧以思想史、文化史的意义，从而达到“1+1＞2”的改编效果，因此曲剧《鲁镇》被评论家称为“最像鲁迅的戏”（马也）[14]。

三

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中西对比之下，鲁迅一代“五四”之子产生了焦虑的时代情绪，他们希望通过文化价值的毁灭与重建，拯救“吾国与吾民”，秉承启蒙主义的理想鲁迅走向创作道路。在谈及怎么做起小说，他认为：“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15]故他将如椽巨笔，如匕首般投注于黑暗社会，通过对“鲁镇”的建构与书写，描绘了一个逼仄、气闷、秩序森严、人情冷漠的世界，在“铁屋子”的呐喊中诞生了伟大的鲁迅精神。鲁迅精神是“五四”以来新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传承发扬鲁迅精神也成为文艺工作者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不可否认，鲁迅的作品，因其深奥古朴和对遣词造句的掌控，在文学阅读上有一定的门槛，而戏曲这种大众文艺形式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消弭鲁著带来的距离感和陌生感。好的改编之作，不仅能实现小说到戏曲的自然过渡，在思想上保留鲁著的精髓，同时又能追加新的时代意义，曲剧《鲁镇》也力求如此。

曲剧作为一种极具乡土气息的戏曲艺术，自1993年《阿Q梦》问世之后，在陈涌泉带领下开启了一条鲁迅题材戏曲作品的改编、创作之路，如果说《阿Q梦》的探索说明曲剧能够演好现代戏，《阿Q与孔乙己》的成功“在经典名著与通俗戏曲、传统艺术与现代观念之间开辟了一条道路”，那么《鲁镇》则代表了曲剧自现代戏探索以来的艺术高度，这种高度是建立在对鲁迅思想精准把握之上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陈涌泉作为“当代戏曲”的典型代表，他一贯站在当代中国人的思想立场，用符合当代审美情趣的艺术语汇，创作引领当代中国人精神取向的戏曲作品。[16]在《鲁镇》的创作中，他亦是如此，如在鲁迅的“还乡小说”中，不断重复上演着“离开”（亦或说是“逃离”）的结局，《祝福》中的“我”无法回答祥林嫂的提问，只能“无论如何决计要走”，这是鲁迅的无奈，也是时代使然，体现了“五四”退潮之后，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闷和启蒙者的怀疑困惑。但在曲剧《鲁镇》中，狂人面对祥林嫂的提问，大声唱出：“不要害怕鬼，鬼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人……鬼的模样好认，小心便可以防，可是人是多变的。有的白天是人晚上是鬼，有的当面是人背后是鬼，有的外表是人内心是鬼，有的一会是人一会是鬼，让你防不胜防，莫道小鬼最难缠，人比那小鬼更多端，人还有绝技大变脸，忽而是人，忽而是鬼，变化万千……”这一段荡气回肠的“人鬼歌”，不仅仅是狂人的回答与控诉，更是穿越漫长黑暗，时代给祥林嫂之问的回响与呼应，这样的改编无疑昭示着鲁迅作品在当代文化空间中更为丰富多样的意义开掘。

此外，曲剧《鲁镇》的舞台呈现亦彰显出鲁迅精神传播途径的新气象、新格局。张曼君导演以超高的驾驭能力，“举重若轻”地勾勒极简舞台风格，以扇扇大门、重重围墙与灰褐的色调、昏暗的灯光组成具有象征意味的舞台空间，场景调度灵活有序，舞美设计灵动深沉，把鲁迅沉痛悲悯的情怀浓墨重彩地涂抹于舞台的表演空间。音乐设计由河南戏曲音乐“三剑客”梁献军、方可杰、李宏权强强联手，曲牌唱腔恰到好处，不失地方戏特色又出彩出新。演员阵容上，90后青年演员李晶花担纲主演，唱功扎实、嗓音纯净，杨帅学、刘艳丽、张转社、李亚军等曲剧名家齐数参演，甘当绿叶、用情用心。在舞台整体巧妙而自然地配合下，剧场沉浸在“鲁镇”的氛围中，演员与观众同鲁迅一样痛苦而清醒地“直面惨淡的人生”，感受鲁迅精神的时代大写意。《鲁镇》不仅呈现出曲剧现代化进程中的美学探索，也展现了鲁迅精神在当代戏曲舞台的重塑与接收。

鲁迅的伟大不仅在于他对他所生活时代的作用，更在他对于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化的重要影响。时至今日，我们所处的时代与“五四”时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亿万民众在民族复兴的大路上阔步向前，然鲁迅精神永不过时，国民性的改造也远未终止。当下，我们面临新的精神危机，快节奏生活中人性的异化，消费主义对信仰的侵蚀，城市化进程中身份的迷失，互联网浪潮里“真实”的扭曲，后疫情时代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因此，我们亟需再次走进鲁迅、走进鲁迅精神，从那里确认民族精神坐标，将鲁迅思想成为凝聚中国力量的精神纽带。曲剧《鲁镇》作为对鲁迅精神的再现和衍展，为我们走进鲁迅、读懂鲁迅提供了一种可行的途径。

参考文献

[1]贺宝林整理：《一部值得被文学史、戏剧史记住的好戏——大型现代曲剧<鲁镇>专家研讨会摘要》，《中国艺术报》2021年1月24日，第6版。

[2]李欧梵著：《铁屋中的呐喊》，尹慧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6页。

[3]李欧梵著：《铁屋中的呐喊》，第68页。

[4]鲁迅：《答<戏>周刊编者信》，《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8页。

[5] 贺宝林整理：《一部值得被文学史、戏剧史记住的好戏——大型现代曲剧<鲁镇>专家研讨会摘要》。

[6]鲁迅：《答<戏>周刊编者信》，《鲁迅全集》（第六卷），第149页。

[7]王绍凯，陈涌泉：《激活鲁迅文学遗产的戏曲探索——剧作家陈涌泉访谈》，《中国戏剧》2022年第1期。

[8]张新元：《简论鲁迅与中国戏曲》，《鲁迅研究月刊》1991年第12期。

[9]吴民：《20世纪戏曲生态嬗变的路径抉择——启蒙立场、移风易俗与现代化》，《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20年第3期。

[10]刘家思，周桂华：《论鲁迅与绍兴戏的互动关系》，《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11]傅学敏：《1928-1948：“民族魂”与鲁迅影像的生成》，《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

[12]姬学友：《鲁迅的文学遗产与河南戏曲》，《鲁迅研究月刊》2021年第11期。

[13]贺宝林整理：《一部值得被文学史、戏剧史记住的好戏——大型现代曲剧<鲁镇>专家研讨会摘要》。

[14] 贺宝林整理：《一部值得被文学史、戏剧史记住的好戏——大型现代曲剧<鲁镇>专家研讨会摘要》。

[15]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5页。

[16]穆海亮：《陈涌泉“当代戏曲”的文化立场与本体意识》，《戏剧文学》，2016年第4期。

监 审：赵慎珠

责 编：岳林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