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记者  毛予菲

◎ 余奇瑶

杰瑞·格雷：1958年生于英国，当过警察，后移居澳大利亚，2004年起定居中国中山，曾任英语老师、雅思考官。

杰瑞·格雷已在中山生活近20年。在这座城市，哪个路口容易堵车，哪家银行排队人数少，哪家饭馆的乳鸽更美味，格雷全知道。10月1日下午，《环球人物》记者在中山日报办公楼大厅见到格雷。他熟门熟路带着记者坐电梯，笑着说：“这栋楼我来过好几次。”

格雷出生在英国，曾在伦敦当警察，1987年移民澳大利亚。2004年，格雷在澳洲供职的安保公司被收购，45岁那年他失业了。格雷开启了全球旅行计划，第一站就来到中国。在此之前，格雷从未听说过中山。来中山后，他认识了土生土长的中山姑娘梁钰华。他们相爱、结婚、买房，在这里定居。

格雷喜欢骑行。“中国这么大，美食这么多，我想骑遍中国，吃遍中国。”2014年与2019年，他两次前往新疆，在新疆共骑行5000公里。2020年，格雷退休。当时正值疫情，他闲来无事，将新疆见闻发布在X平台（原推特）上。结果他的账号突然被限——杰瑞·格雷这个名字被西方媒体盯上了。

“每一个字都基于自己的观察”

定居中山两年后，格雷第一次去了新疆。2006年，他跟着父亲坐火车旅行，在西安、乌鲁木齐等城市待了几个晚上。第二次游新疆是“为了减重”。“中山美食太多，我把自己吃得太胖。而骑行是项花费不高的运动，我找了一位爱尔兰好友一同骑自行车去新疆，然后飞回广东。”2019年那次，是因为格雷觉得之前“没能从新疆骑回广东很遗憾”。他和妻子梁钰华乘飞机到新疆，同时将自行车寄了过去，然后从乌鲁木齐一路南下，骑行回到中山。

去新疆前，格雷从西方媒体对新疆的报道中得知“那里有问题”。“去新疆之前我还有顾虑，怕被警察赶出来。现实恰恰相反，新疆非常安全。警察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和蔼可亲且乐于助人。没有任何人拦我，没人跟我说‘这里你不能去，那里你不能去’。我还看到许多当地居民使用身份识别系统，但没有看到西方媒体报道里说的现象，更没看到所谓的‘集中营’。”

格雷选择在宽阔的国道骑行，也走小路穿过了新疆的一座座村庄。“每骑20到30公里，我们就会停下来休息，买瓶冰饮料，和小卖部的老板闲聊一会儿。穿行沙漠水源告急时，我们向路过的卡车司机寻求帮助，他们会给我们一两瓶水，帮我们渡过难关。有时候，会有一群可爱的孩子凑过来，要跟你拍照。对于我这个长得不太一样的外国人，他们用些许好奇但友好的眼神打量。当然这是我2014年第一次去新疆骑行时的际遇，现在外国人在新疆已经很常见了。”格雷说，“第一次新疆骑行时，我用蹩脚的中文给同伴做了一路翻译。后来那次骑行中，钰华成了我和当地人沟通的桥梁。”

格雷先后3次去新疆，发生在那边的故事很多，格雷对一位维吾尔族妇女印象尤为深刻。“那天很热，水快喝完了。我们把自行车停到路边，来到一户人家的房子前，敲了敲门。开门的是一位维吾尔族妇女，我们说明来意，‘对不起，打扰了，能给我们一些水吗？’她热情地邀请我们进屋，拿出了一个装满热水的暖水壶。我们说，不能拿走所有的水。她又提出，可以用三轮摩托车载我们去3公里外的小卖部。就这样，我们跳上了她的摩托车后座，跟着她去了小卖部，买了水。”

家里来了两个“不速之客”，这位维吾尔族妇女“并没有表现出一丝恐惧”。“如果她真的受到了所谓的‘压迫’，她一定会说‘我帮不了你’，甚至拒绝和我说话。但她十分友好，这足以说明一切。”格雷说。

“一些媒体问我是否看到维吾尔族人跳舞，老实说，我只在几家维吾尔族餐厅看到过。那些餐厅是当地人吃饭的地方，并不是为游客而开。维吾尔族人喜欢跳舞，这是他们的传统，是享受生活的方式，没必要跳给游客或媒体看。新疆稳定、安全，这就是它真实的样子。” 格雷说。

格雷将这些见闻发布在X平台，“这个决定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的生活”。“在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我对政治毫无兴趣。当时我只是分享了亲身经历，写下的每一个字都基于自己的观察。但西方媒体称我为‘退休保安’‘北京的辩护者’。现在，捍卫我的个人观点，反击这些贬低和蔑称，驳斥西方媒体的不实报道成了一种‘必要的习惯’。”

这促使格雷撰写下更多更详细的新疆见闻，在《澳大利亚公共政策》等媒体上发表。他还开设了YouTube账号，向世界讲述真实中国。“我没有任何报酬，只是想传播真实的声音。”格雷说，“现在我的一大遗憾是，在两次骑车穿越新疆时，因为对政治不感兴趣，没有拍摄更多视频和照片，从而更有力地驳斥西方媒体所谓的‘报道’。”

今年8月，英国外交发展大臣克莱弗利访华，格雷给克莱弗利写了一封公开信。“我出生在英国，在伦敦做过多年警察，保护过王室成员。我为这份工作骄傲，但现在我对英国政府感到非常失望。我看到新闻，克莱弗利在访华时很友好。但结束访华时，他在机场表示了对新疆的‘担忧’，这些担忧是基于错误事实的。我觉得我被他的话冒犯了。如果代入中国视角，中国人也被他的话冒犯了。”

在信中格雷对克莱弗利说：“显然，英国驻华大使馆或领事馆的任何人都没去过新疆，也没从现场为您提供任何报告。我真诚希望您是被误导了，而非故意参与这场骗局。”“中国不是敌人，说中国是敌人的人，才是敌人。”

“我期待克莱弗利的回信，但至今我没有收到任何回复。”格雷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能娶到她，我太幸运了！”

在那封公开信的结尾，格雷写道：“来自中国中山市的良好祝愿。”采访中他说“中山是家乡”“我去过全球很多地方，但我觉得只有中山是家”“我喜欢旅行。每次旅行我都开开心心出门，开开心心回家”。

为什么定居中山？格雷觉得，“不是我选择了中山，而是中山选择了我”。2004年的一天，格雷在悉尼看到了中国中山招聘英语老师的广告，那时他正打算去南美洲旅行。“我被这个工作机会吸引了，便打电话过去，说‘嘿，我可以随时上岗’。招聘方认为，一个当过警察的老师，正好可以‘管教’一群调皮的孩子，于是我被录取了。”格雷说，“来中山前，我听说过革命先驱孙逸仙的名字。后来我才知道，孙逸仙就是孙中山，这座城市是以中山先生的名字命名的。”

那是21世纪的最初几年，中国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高速发展催生了出国留学潮。格雷来到中山，成为一名英语老师，后来受聘于英国文化协会，担任雅思考官。

定居中山不久，格雷在英国约克大学开设的网络课程班学习，拿到“跨文化变革与管理”专业硕士文凭。格雷说：“我曾是学校的‘差生’，高中毕业后参军，退役后去了一家工厂，然后申请加入警局，成为一名警察。在澳大利亚，我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一所大学学习商业管理。3年前，我以自己的观察为基础，更仔细地研究中国。”

在中山生活，格雷一点点体察着这座城市的变化。起初，语言是最大的障碍。他不会讲中文，问路时只能将目的地写在纸上，下馆子必须找菜谱上有照片的餐厅。“这样我就不用和任何人说话了，但我又是个很健谈的人，这一点你可能已经感受到了（哈哈），所以刚开始有点痛苦。”格雷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那时中山的外国人不多。但即便在语言不通的环境下，格雷还是常听到有人对他说“Welcome to China（欢迎来中国）”，“可能这就是他们掌握的全部英文了”。逐渐地，格雷感受到：会说英文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无论在中山还是其他城市，我在车站等公交，在码头等渡轮时，总会有人走过来，用英文问我：“Can I help you（我能帮助你吗）？”

格雷目睹了整个中国的日新月异。在格雷看来，“中国最棒的变化，就是（从雾霾天）变成了大蓝天。”“我记得多年前，有个学生跟我说，‘我们要建一座珠海通往香港的桥’。我当时觉得有点可笑，珠海距香港190公里，这太难了。而现在这座桥已经建成并通车。后来他们又说要修建一条广州直达北京的高铁。这条高铁也已经建成了。”

与此同时，格雷一点点融入其中。他笑着说：“我最浪漫的中山故事，要数娶了一位中山妻子。我和钰华在我所任职的英语学校认识。她也是学校工作人员，与外国人共事多年，有一些跨文化交流的经验。钰华非常包容我、理解我。她带我了解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教我如何更好地与中国人沟通。能娶到她，我太幸运了！”

近年来，越来越多像格雷这样的外国友人在中山定居。2013年，中山市外事办成立中山外国人咨询会，格雷任会长。“外事办时常召集我们开会，问我们有没有什么建议。全国政协有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向下连接到基层，再将信息一层一层向上传递，非常有效率。现在，他们已经在为定居中国的外国人提供服务了。”

“作为一个外国人，在其他国家生活并不容易。但我看到，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为外国友人提供更好的服务。这一点上，我认为中国政府比其他国家的政府更努力。”格雷说。

成为这座城市的一部分

《环球人物》：三四年前我在英国旅行时，遇到了这样一件事。有天晚上我走在伦敦街头，一个酩酊大醉的男子对着我骂脏话。我无意批评您出生的国家，只是分享真实经历。

格雷：你在伦敦遇到的这种情况，一定不会发生在中国。我知道，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时发生暴乱。我在悉尼、布里斯班、墨尔本、阿德莱德等澳大利亚城市生活过。天黑后我就不敢独自穿过这些城市的一些区域了，我当然也不会让家人独自前往。但在中国，在中山，我去任何地方都不害怕。我觉得这是中国最棒的一点。

或许因为当过警察，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在英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大多数摄像头是被藏起来的。它们偷偷拍下你违章停车、（在禁止区域内）烧烤的行为，然后逮住你，对你进行罚款。而中国政府会明确告诉你摄像头的位置，提醒你遵纪守法。这就是治理（方式）的区别：西方政府凭此获利，而中国政府希望借此实现安全治理，打造和谐社会。

《环球人物》：在之前的采访中，您多次提到中国共产党。

格雷：是的，我百分百支持中国共产党，我从未见过比这更具协作性和协商性的治理方法。我不谈论过去也不预测未来，就说现在，中国比我生活或旅行过的任何地方都要好得多。事实上，它比我2004年刚来这里的时候，也要好得多。

202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日。庆典前的一天，我回到岳父岳母家，发现家门口挂着两块牌子，上面分别写着“共产党员户”和“光荣之家”。我问这是什么？钰华告诉我“这是认可和荣誉”。那时我才知道，我的岳父岳母都是拥有50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了。他们各自获得了一枚奖章，以表彰他们过去50年的党员生涯。我为他们感到高兴。

《环球人物》：您在YouTube上也发过一些对中国的“小牢骚”。

格雷：在中国的20年，我看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唯独除了一件事——略显老旧的银行系统。

来中山不久后，我就有了中国的银行账户。后来，我每次想要将英国政府发放的养老金存入我中国的银行账户，并兑换成人民币提取，都要花40分钟或更长时间。我要不停地签字、拍照、出示护照。现在，微信和滴滴打车都有了英文版，但网上银行系统还没有。我和许多定居中国的外国朋友都希望，英文版网上银行能尽快上线。

在新疆的见闻，在中山的生活，还有这些“抱怨”都是我的真实经历或感受。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一些问题。但我要说，我看到中国政府正努力解决这些问题，为每一个在这里生活、工作，为中国发展做出贡献的人提供更好的环境、更便捷的服务。我提出这样的建议，也正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已经融入中山，成为这座城市的一部分，我希望它发展得更好，变得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