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敏（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赵平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第22期

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社会关注的重心，相比之下，乡村被视为落后、贫瘠、有待发展的“他者”。随着现代化过程中城市化问题带来各种挑战，乡村自身的自然、文化等资源优势逐渐凸显，早期以各种“资源下乡”方式助力乡村发展的举措更像是“授之以鱼”的短期支援，从乡村本身出发认识乡村、理解乡村，是探索乡村振兴长久之计的基础。

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乡村传播成为传播研究的热点领域。大量学术论文关注现代传媒对乡村生活的影响，出现了许多关于乡村地区新媒体使用状况、新媒体对乡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等主题的研究成果，还有学者开始反思传媒对乡土性的破坏。但这类研究依然内含一种将乡村视为现代化末端环节的“他者”逻辑，新兴媒介技术的普及程度被默认为衡量乡村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要跳出这种“他者”逻辑，就需要研究者“把乡村作为方法”，从乡村自身的传播实践出发，认识媒介与乡村的互动关系。对此，媒介与传播地理学为考察乡村的媒介实践提供了有益的研究框架和颇具启发性的理论指导。本文意在借鉴媒介与传播地理学的分析视角，基于对代表性乡村案例的实地调研，探讨媒介实践与乡村地方性的内在关联。

理论基础：概念与视角

（一）空间、地方与媒介

“空间”原本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概念，最初主要是指物理空间。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用时间消灭空间”是基于电报、火车等信息和交通手段来克服远距离的空间限制，现代传播手段的发展也是一个不断用时间消灭空间的过程。物理空间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可识别的外观，但地理学家发现传播技术所建立的跨时空连接不仅将不同地点连在一起，还带来空间转型，进而提出“相对空间”的概念，强调人的活动对空间的调节，这一概念也被引入传播研究。[1]在传播学领域，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提出“流动空间”概念，认为社会是环绕着资本、信息、技术、影像、声音等元素的流动而建构的，流动空间是以流动运作的共享时间的社会实践的物质组织。[2]但卡斯特的空间理论以城市为主，着眼于电子基础设施、节点和管理精英，强调社会生产，对乡村以及人的关系缺乏关注。随着现代传播媒介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发展，基于人与人的关系所形成的拓扑空间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在人的交往视角下，空间由传播所创造和定义，成为一个“由连接而不是数量来决定大小”的空间。[3]由此，空间概念脱离了传统地理学中物理边界的束缚，成为由关系决定的拓扑空间。在拓扑空间中，人或物都可成为相互联系的节点。其中，在人与人的联系之间发挥作用的物就是媒介。因此，空间是具有多维含义的复杂概念，不同定义之间没有对错之分，只是视角差异。但无论空间概念如何变化，其中最根本的始终是人的交往实践在起作用，在此过程中产生的媒介即传播研究的重点。随着媒介理论的发展，传播学者对媒介的认识从报纸、广播、电视、手机、互联网等现代传播媒介拓展到一切作用于人的社会交往的媒介形式，进入“万物皆媒”时代。

空间与地方往往相互重叠。卡斯特在谈论流动空间与地方空间时指出，大多数人对空间的感知是以地方为基础的空间，而地方是形式、功能与意义都自我包容于物理邻近性之界限内的地域。[4]地方强调的是地方本身所具备的自然和人文属性，比如风景、气候、建筑、习俗、历史等，注重人对地方的主观体验。处于地方中的人，体验地方文化而形成归属感；而地方文化的形成和演进，与人们对地方的理解、阐释以及由此产生的实践紧密结合。[5]简单来说，空间意味着形式、流动和公共生活的概念，而地方意味着疆界、个人身份、日常生活规律和对隐私的追求。[6]

（二）媒介与传播地理学

随着20世纪80年代西方人文地理学研究出现“文化转向”，传播学研究出现了“空间转向”，这两个转向形成一个交叉学科即“媒介与地理传播学”，空间研究在传播学领域逐渐凸显。师从人本主义地理学家段义孚以及文化研究大师约翰·费斯克的保罗·亚当斯十分推崇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将其借鉴到地理研究中，系统梳理研究传播事件的四个维度：空间中的媒介、媒介中的空间、地方中的媒介、媒介中的地方。（见表1）这四个维度整合了地理学中关于媒介与传播的各路研究，为乡村传播研究提供较为全面的分析视角，有助于乡村研究者从乡村本身出发，探究乡村的媒介景象。

在媒介与传播地理学视角下，传播既发生在地方之中又创造着地方，媒介既是载体又是内容；空间、地方、媒介都是过程而非实体，“均处在主观与客观、自然与人文、物质与精神的二元互动中”，彼此关系复杂流动。[8]由此，亚当斯将麦克卢汉的著名论断“媒介即讯息”延伸为“媒介即地方”，强调媒介能够创造新的地方。乡村具有鲜明的地方性，乡村的地方性如何通过媒介实践形成和展示出来，是乡村传播研究的重要议题。

案例选取与媒介分析

（一）作为“地方”的袁家村

袁家村位于陕西省礼泉县，自2007年发展乡村旅游后已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在人民公社时期，袁家村是有名的贫困村；1970年后，第36任队长郭裕禄带领村民发展粮食生产，解决吃饭问题；改革开放后开办村办工业企业，实现向工业富村的转型；2000年后，村办企业发展陷入低谷，随后袁家村转变思路，发展乡村旅游。这种从农业、工业向文化旅游业发展的路径，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经济发展的部分缩影，也是传统乡村研究多从生产主义视角切入的现实原因。

2007年，新任村党支部书记郭占武带领袁家村以关中民俗文化为主题，以“农民捍卫食品安全”为原则，以乡村生活和乡民经营为特征，建设关中印象体验地。2021年，袁家村全年接待游客量超过600万人次。袁家村探索出不依赖外部资源输入的内源型发展模式，从传播学角度对袁家村的媒介实践进行分析，是理解乡村性质的一个重要视角。

传统农耕文化是袁家村打造关中印象体验地的关键。2007年前，袁家村不具有传统文化景观以及在地且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后全村人通过“大干一百天”，从无到有建成康庄老街等第一批仿古建筑并不断扩建，为美食文化、民俗展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提供了物质空间。

袁家村在传统农耕文明基础之上发展特色美食文化，将丰富多样的传统关中美食汇集在村中街巷，保证地道的传统风味。此外，袁家村注重保护传承传统民俗文化，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馆、关中茶楼、童济功茶坊等文化场馆，将具有关中特色的皮影戏、剪纸、茶文化等融入经营业态，为部分生计困难的传统手艺人提供场地免租等实质性支持。同时，袁家村的赶庙会、闹元宵、迎新年等民俗活动，有效推动了传统民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袁家村作为具有鲜明地方感的乡村空间，展现了独具特色的本地化媒介实践，对其媒介实践的分析，也是对袁家村地方感的解读。

（二）地方中的媒介：袁家村的媒介实践

地方中的媒介这一视角将传播视为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在不同的地方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地方中的传播体现了人们的交往风格、行为规范、生存策略等，媒介既呈现了这些传播实践，又解释了这个地方何以成为地方。这也意味着，媒介实践既创造了地方，又展现着地方。

印刷、电报、广播、电影、电视乃至互联网、元宇宙等关键媒介所勾连的媒介史，在凸显具体媒介形式的同时遮蔽了很多细节。在媒介与传播地理学的视角下，媒介的历史不再是线性的，而是发生在不同的空间和地方。[9]媒介形态的变化并非新技术淘汰旧技术的简单更替，数字媒介满足人们跨时空交流的需求，但未消解具身交往的必要性；同样的媒介类型在不同空间和地方的嵌入程度各不相同，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媒介差异并非单纯由经济水平决定，还涉及城乡之间不同交往特征、需求所决定的媒介差异，不同的乡村之间同样因为具体交往实践的不同而存在媒介状况的差异。在袁家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现代新技术媒介的应用并不多见，直播带货并未成为村民创收的主要手段，但袁家村在2020年11月被评选为“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亿元村”，在2023年4月成为陕西省入选第一批全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村级典型案例的唯一案例，成为以内源式发展而脱贫致富的典型乡村。

袁家村的传播实践生动展示了媒介的空间与地方差异。在这里，电子媒介并不能替代现场的民俗表演形式。在皮影戏表演现场，手机只是作为部分观众、游客记录并传播这一地方特色的媒介，成为对外空间传播的工具。现场观众通过手机将皮影戏表演发送给朋友，具身体验所带来的情感价值却只能停留在现场。在口语传播中，语言以人的身体为介质；在文字传播中，出现了黏土、砖石、纸张、电子设备等多种介质形式。人在说话时的语调、姿态、场景构成了即时的、短暂的空间关系，文字、介质及其位置也构成了不同的空间关系。

1.作为媒介的合作社成员展示牌：既是权利展示，也是地方秩序。在袁家村每一个合作社门口的墙上，都会十分醒目地张贴该合作社社员的姓名、住址和股金份额。例如，在袁家村酸奶合作社外墙上，展示着140名社员的姓名，股金从0.2万元到57.5万元不等（2022年7月16日的调研数据）。这一呈现形式传达了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固定张贴在室外表现出合作社制度是公开、透明、主动接受监督的；出现在墙上的每一个名字都享受合作社收益按股分配的权利，且有权监督合作社经营规范；成员来自不同村落和地区表明合作社不排外的开放态度；股金额度的差异表明合作社追求共同富裕的集体主义精神。将合作社社员名单和股金信息以数字化形式存放在电子文档中，或者以纸质形式放置在村委会档案室内，这与公开张贴在合作社门口供来往村民和游客随时阅览所产生的意义空间显然有很大差别。合作社成员信息的展示板不需要跨越物理空间，放置在合作社门口与具体地点相关联，这样固定的、长时间延续的形式，正如英尼斯所谈的偏向时间的媒介一样，有利于树立权威，形成正规的、稳定的地方秩序。在这里，书写作为一种媒介形式并未使权力向少数人集中，而是向多数人分散。乡村精英由于处于组织乡村实践的优势地位，可能仍在乡村中拥有更大的权力，但是这种权力经由媒介实践变得更加透明而受到有效监督。

2.作为媒介的食品安全承诺牌：“农民捍卫食品安全”既是口号规范，也是乡土形象。袁家村各个小吃店门口会张贴手写在木质牌子上的食品安全承诺书，保证本地供应的食材质量，同时配以极具乡土特色的“誓言”，如“原材料如果掺假甘愿八辈受穷”“如果做不到以下几点，甘愿遭天地同谴”“如做不到以上几点甘愿后辈远离仕途坠入乞门”等，文字旁边还会配以经营者个人或家庭成员的照片。吃饱穿暖、安居乐业是几千年来中国劳动人民的传统追求，“科举出仕”从古至今都是“出人头地有出息”的重要象征，“老天爷”是劳动人民最敬畏的“神”。所以在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在农村生活中，“受穷”“乞讨”“遭天谴”都是极为严重的“诅咒”，以此对农民主理的小吃店的日常经营起到实在的规范作用。在快节奏、高压力的城市生活对比下，乡村承载了人们对闲适生活的向往，“十里八乡人人知”的熟人社会和“十年为邻不相识”的冷淡关系形成鲜明对比。手写体、木质牌、文字、照片所构成的媒介样态，没有丝毫现代工业的冰冷气息，传达的是淳朴亲厚的民风，也是简单良善的乡土形象。

3.作为媒介的“空间生产”：既是地方特色也是社区记忆。这里的空间生产并非在物理空间内部的物质生产，而是列斐伏尔提出的空间本身的生产，都市的建造、规划和设计是人类现代化进程中最大规模的空间生产实践。[10]在这一视角下，空间作为一种产品被有目的地生产。在乡村内部，也存在微观的空间生产实践，空间生产成为彰显地方感的重要途径。在袁家村，祠堂、财神庙、关中非遗文化传承馆、村史馆等建筑既承载着社区记忆，又彰显着地方的历史，成为袁家村与外界关联的具象节点。这些场所都是一种为特定时间、地点和服务目的而创造的通用空间，在本地人和游客之间串联起不同的空间关系。袁家村当地人通过从祠堂进进出出并在此举办祭祖活动而维系具有显著宗族和血缘色彩的本地关系，强化内部团结；财神庙既彰显着袁家村村民的朴素信仰，也与共同富裕的本地实践紧密相连，构成统一叙事。非遗文化传承馆成为袁家村这一关中印象体验地的文化标志建筑，讲述关中地区的历史故事；袁家村村史馆位于村委会旁的特色建筑中，以图文形式回顾袁家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这些场所以及人与场所的互动形成不动声色的表达或传播过程，成为展现地方特色和维系社区记忆的媒介。

袁家村的媒介实践在维系本地秩序、塑造地方意象的同时，也成为本地场景的一部分，成为旁观者理解袁家村的入口。

媒介实践与乡村秩序

有学者提出，“主体－空间－时间－实践”这一四维结构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原则。主体与实践是乡村文化振兴必要组成，主体实践在一定的空间与时间中产生。[11]这其实也是乡村媒介实践分析的基本结构，以村民为主体，在一定时间和空间中进行的媒介实践，同时塑造乡村的社会秩序和地方意象。袁家村模式有三个典型特点：农民是创业主体（90%以上的经营主体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当地农民）、农民捍卫食品安全（90%以上的食材来源于本村作坊生产）、走共同富裕道路（90%以上村民通过二次分配调整收入达到利益平衡）。前文讲述的合作社成员名单及股金分配、食品安全承诺，都以实物形式呈现在袁家村的各个角落，这种媒介实践让农民主体、食品安全、共同富裕成为可感可见的地方形象，也表达着袁家村本地的运行秩序，暗含本地规则的权威性。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秩序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呈现出不同的阶段特征。中国传统社会的村庄秩序大多是内生性的，即依赖村庄内部个体间的关系网络，这种关系因其本质、强弱和普及程度构成了村民的行动能力，村民之间的具体关系以及建立在关系之上的行动能力构成村庄的社会关联，进而为村庄社会提供秩序基础。[12]其中，媒介实践彰显本地秩序，成为地方规则的维系手段。

在袁家村，村民群体、村“两委”、合作社、行业协会是乡村组织的四个关键主体。袁家村村民扮演赋权者与受益者的角色，即通过选举投票对村“两委”的决策、行动进行赋权；通过资金入股对合作社的经营、管理进行赋权。由此，村民获得以经济收益为主的直接受益，以及良好的乡村秩序与生活服务。村“两委”具有治理主体的地位，是乡村治理、专业生产、创业平台的组织者，在吸纳新商户、统一原材料供应、统一资金收入渠道、平衡村民利益关系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合作社是袁家村乡村产业发展的整合者与行动者，整合内外部资源，增加经营收益；开展经营生产，产生社会价值。行业协会则主要发挥对经营秩序的维护作用，主要体现在酒吧、农家乐、民宿等存在同类竞争情况的行业中，维持经营秩序，避免恶性竞争。

袁家村模式中，人成为最广泛意义上的媒介。少数乡村精英发挥重要的组织和引领作用，但成功的关键是以创新性的组织形式在村民间形成共同富裕的合力，形成兼具开放性和稳定性的村落共同体。而理解村落共同体的一个重要层面是村民基于共同的生活环境和经历所形成的具有向心力的合体，具有共同的行为规范和高度的情感归属。[13]在袁家村的传播实践中，媒介在维护地方的行为规范并增强情感归属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说媒介始终嵌入在村落共同体的形成和演化过程中。因此，媒介呈现着地方，同时也成为地方的一部分，分析地方中的媒介是理解乡村的重要切入点。

作为意义和注意力的中心，地方由跨越时空的社会交往以及积淀的社会意义所构成。[14]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观念的变化，作为地方的乡村愈发成为自然、闲适、洒脱、自由等慢节奏生活的代名词，但在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看来，这种城市与乡村生活方式的对立，是一个食利者的幻象：他所寻找的凉爽的乡村并不是劳动农民的乡村，而是幸运居民的乡村。[15]袁家村并非自然型村落，自然景观不占优势，来自各地的游客到袁家村体验的不是静谧的田园自然，而是热闹的乡村生活。这启示我们要破除乡村想象的他者逻辑，真正走入乡村，从实在的乡村生活出发探索乡村本质。不同的媒介实践（或者传播活动）可以塑造不同的地方意象，媒介绝不仅是一种物质或技术形态，而是由人、技术、时间、地方、空间等实践活动所组合的变体，需要“具体媒介具体分析”。

结  语

袁家村的媒介实践串联起内部与外部的复杂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特定组合虽决定了某个地方的独特性，但绝不表示这种社会关系就完全被包括在那个地方之内；这种社会关系还包括全球化与本地化交融、外部与内部互通等延伸关系。[16]地方之所以成为地方，并非仅依靠本地区别于其他地方的特色，而是通过与地方之外的世界相互关联而形成。作为地方的袁家村，并非孤立、静止的地方，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既有自身的内部发展史，又时刻与外界保持联系和互动，这才形成了袁家村自身的地方感。

在现代化过程中，袁家村经历了农业、工业、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历程，在发展乡村文旅的过程中探索出符合自身地方特色、充分调动本地资源的内源式发展道路，“把乡村作为方法”在袁家村得到了具体实现。要理解作为方法的乡村，媒介实践成为不可或缺的入口。在认识乡村媒介实践的过程中，或许会找到多琳·马西所呼唤的“全球本地感、全球地方感” [17]。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袁敏,赵平广.“地方中的媒介”：袁家村的传播地理分析[J].青年记者,2023(22):7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