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红艳（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第21期

 研究问题

马克斯·韦伯在《政治作为志业》一文中指出，一名成功的新闻从业者，最重要的是要具备内在的力量，这一点最难企及。由于必须面对各种需求，使得这一行业从业者在人性面前，往往会丧失一些价值，但是这一阶层中，依然有“很多可贵的、道地的人存在，这个事实，不是外人能轻易想象得到”。随着互联网在社会生活中的普及，新媒体的内容生产呈现出“再组织化”的趋势，新媒体主导的用户集群与协作生产则带有自然组织系统人际交往的特点；理性组织结构则保留在内容生产的深加工区域，公众借助互联网成为新闻生产场域中新的积极行动者。在这个过程中，新闻记者不仅面临着韦伯所言之内在力量的培育与坚守，尤其是要面对多元化信息平台、多元化信息来源以及多元化公众参与新闻生产与消费过程的挑战。“记录”——这一记者新的职业定位已经从市场化媒体渗透到所有的媒体，记者的职业化进程在今天的技术驱动和社会推进的大潮中变得不可逆转。新闻职业社区的专业控制和社会大众的开放参与之间,形成了强大的张力,组织化新闻生产正在变成协作性新闻“策展”（curation）。

在近30年的互联网实践中，互联网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各方面交织在一起，使中国的互联网历史形成了中国传统和中国风格。在这种中国传统与中国风格中，有一点值得关注：在乡村社会变迁中，乡村受众逐渐参与到网络信息生产与消费中，这对新闻从业人员职业化产生了什么影响？

本文的研究材料主要源自笔者2010-2020年在北京郊区的调研材料，以及2019-2023年在山西太行山村落的调研材料，通过对于乡村社会媒介使用的历时性考察，讨论在村民从新闻业的被教育者成为新闻业的参与者与陌生人时，其对互联网时代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化过程会产生何种影响。基于上述问题，本文借助“陌生人”这一概念，从三个维度进行分析，即乡村社会里被“遗忘的”受众、村民参与互联网的过程以及新闻业的“陌生人”，最后从乡村媒介化视域对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化路径进行讨论。

 “被遗忘”的受众：新闻生产之“外”

就媒介在乡村的扩散历史而言，第一阶段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彼时乡村文盲较多，有线广播作为重要的教育工具在乡村社会中占据了主导角色，黑板报与面对面的人际传播占据了主导地位。1955年年底，全国有28000个收音机站。1952年吉林省九台县首先把收音机站发展为乡村有线广播站。1961年全国县级广播站有2万多个（包括公社一级）。20世纪60年代之后，二极管收音机开始进入乡村，70年代高音喇叭进入乡村。从黑板报、手持小喇叭到高音喇叭，华北某村实现了村落里的公共信息传播系统的建设，这一系统沿用至今。改革开放以后，高音喇叭经历了从“国家象征”到“广告载体”的变化，这也意味着国家权力运作方式在乡村社会从“管控”到“治理”的缓慢转变。在这个阶段，乡村社会中的受众定位为被教育的对象，在新闻生产过程中，乡村社会是一个被观看的主体。

20世纪80年代，电视开始进入家庭，90年代中后期，电视成为中国乡村社会中主导的媒介，有线广播系统渐渐隐退。在这个过程中，“电视下乡”改变了乡村社会的政治生态，它与乡村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变迁关联，而农民对电视节目的选择和评价又与农民在乡村公共治理和私人生活中的当下生活境遇密切联系在一起；此外，电视还填补了乡村社会公共文化娱乐活动萎缩所留下的空白。在这个阶段，乡村受众依然是被观看的主体。有学者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到2004年《人民日报》报道中关于农民议题的文本分析指出，过多报道了农民增收信息，有片面化倾向；农民工主题报道单一，农民本应是乡村报道的“主角”，却处在“配角”的位置。

在这两个阶段中，美国学者开始将乡村现代化与媒介在乡村的使用结合起来，关注媒介在乡村现代化过程中的角色。传统与现代二分法的逻辑使得媒介理所当然地被看作了一个指标。勒纳等借用“移情”形容媒介在乡村社会中个体现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城市化提高了人的读写能力，促进了媒介的成长，越来越多的媒介曝光又进一步带来更广泛的经济参与（人均收入）和政治参与（投票）。大众媒介为大量的民众打开了无限的替代性世界，这是想象的世界，提升了移情能力。20世纪80年代之后，亚洲学者加入乡村与媒介发展的研究思潮中。中国学术界对于媒介与乡村的研究早期经历了三个阶段，1995年到21世纪初期是第三个阶段，恰好呼应了上文所说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由于新媒介、新话题的不断涌现，传媒与乡村社会的研究有被冷落的迹象。

概括而言，这一时期，作为受众的村民，正在从被教育的对象转变为被传播的对象——尽管是以一种新闻从业人员主导视角下的被传播对象。从广播进入乡村到电视下乡，媒介在对乡村生活秩序产生影响的同时，乡村受众也开始以无意识的姿态进入新闻生产与消费的领域。笔者2006年的调查显示，村民对电视中的互动信息尤其感兴趣。在观看电视广告的过程中，乡村受众对电视新闻有了反思的意识。村民在观看电视的时候，有一种想冲出去的渴望，对电视中的信息是渴望式的关注，乡村之外的信息被与乡村之内的信息对比，在对比中“无意中闯入”新闻信息生产与消费过程中。

 互联网信息生产与传播的参与者：新闻生产“内”与“外”

2001年前后互联网逐步进入乡村，这个进入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电脑下乡，第二个阶段是手机下乡。这两个阶段的核心之一是信息下乡，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互联网在乡村的早期扩散中，农村地区的互联网公共服务供给应将其主要功能定位为向农民普及网络知识，扩大互联网在生产和生活中的运用上。但从个案研究来看，早期的互联网扩散中政府和企业在乡村的定位不是太清晰的。进入脱贫攻坚阶段之后，乡村基础设施得到了全面提升，移动传播工具——手机成为村民手中的“万能工具”。

2012年的一天，笔者在乡村调研时，遇到一位村民，她是村里的妇女主任，小学文化程度，拿着手机，和笔者讨论前一天发生的新闻， 笔者回答说：“没看到这个新闻。”她十分惊奇，连连说：“你怎么没看到呢？你可是大学老师！”此时，村民的手机已经成为一种随时随地翻看的“报纸”。这份“报纸”的信息是流动的、无休止的。研究指出：“在挣工分的压力下，做新闻褪去了神圣的光环， 被许多受访者描述为一项充满动感的体力活——‘跑新闻’”。在村民使用手机观看新闻的过程中，作为匿名受众的他们，成为记者“跑新闻”的流动看客。

乡村受众从电视这一获取新闻的主要媒体，很快转移到手机上了。2012年调研发现，村民主要使用国产手机；2015年调研时，发现对一些拆迁村落的村民来说，进口手机已经成为身份的一种象征了。他们购买进口手机，仅仅是将其看作一种身份符号，与新闻获取渠道的变化没有显著的关系。无论是哪种品牌的手机，手机上的软件以系统自带为主，比如百度是他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80%左右的村民选择用百度获得各种信息，新闻也不例外。2018年之后，国产品牌的手机在村里开始占主导地位。在手机自带软件中，短视频成为其获取新闻信息的主要渠道。

从电视为主导媒体到短视频的日常化使用，该过程在乡村持续了20年的时间，相应地新闻从业人员对于乡村的认知路径在不同阶段呈现出各异的特征来。20世纪90年代的新闻从业人员进行乡村报道，深入田间地头是常态。进入21世纪，乡村在新闻行业的变革中，市场逻辑与行政逻辑成为新闻信息选择、生产与传播的主导者。在这个过程中，新闻权威与权威的消解在同一领域发生。互联网新闻与传统新闻之间互动频繁，同时互联网为公众参与新闻生产过程提供了新的途径。但这种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媒体新闻生产的缺陷的同时，也使得网友成为新闻事件的推动者。

进入21世纪，随着乡村传播学概念的提出，乡村传播的研究从多个维度展开，首先是研究路径逐渐转向以乡村调研为主，其次是研究视角进入多元化、跨学科阶段。2017年以来的乡村传播研究更是将短视频、数字乡村、县级融媒体、网络民族志及全球视野与“在地”经验等作为关注对象，农民工及留守儿童、乡村文化、传媒的功能等传统议题在新媒体环境中继续得到关注。

如前所述，村民首先是被作为大众媒介的教育对象，其次是被作为大众媒介的报道对象。从被教育对象到被报道对象，村民在乡村社会不断变迁中，通过手机突破新闻生产与消费的边界，从移动技术中改变着他们的身份，试图从被动的角色中使得主体凸显出来。

村民在使用手机过程中，由于手机自带App的关联性，他们获得了使用短视频的机会。乡村居民使用社交网络掌握了资源，得到了赋权，能够去寻找、建立与进入各自相适应的关系交往网络中，并在其中表露自我。从乡村治理层面而言，村务管理的网络使用经历了从移动飞信到QQ群，再到微信群的过程；就村民个体或者群体使用而言，各类短视频成为信息的生产与传播载体。后一种倾向更值得关注。正是基于短视频这一媒介在乡村社会中的扩散，村民开始突破在新闻生产中的刻板印象角色。可以说，抖音促进了村民的技术自觉，也正是在技术自觉的认知过程中，村民以参与主体的形式获得了进入新闻生产与消费过程的机会。这种参与主体对于新闻从业人员意味着什么呢？

 新闻业的“陌生人”：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化过程“再”探究

在新闻生产与传播不断朝着互联网新闻生产路径转型的过程中，短视频开启了一个平等的信息场域。2023年笔者在山西山村调研的时候，村干部们认为，“短视频对于村里人而言，要比原来的媒介厉害多了”。他们举了一些例子：比如某镇干部下乡到村里，因为带了新闻记者去报道，村民觉得影响了他们的休息，就在抖音平台发布了视频。镇政府希望村民把抖音上的视频删除，村民不同意。于是镇里找到了该行政村的村支书，村支书到村民家里，经过协商和承诺，村民才同意把视频删除了。又比如，北京郊区某村民地里的一棵树，被镇里下去检查的干部强行拔出来了，同时镇干部训斥了村民，村民用手机拍了视频发布在抖音上，该镇干部最终被停职。

研究指出，新闻组织在接纳数据新闻的过程中，其对“不确定性”的感知和管理是理解新闻组织采纳创新之双重表现的主要逻辑。与传统视频网站不同，短视频平台将创作者纳入与平台连接的统一流量体中，流量在串联平台与创作者框架中发挥重要的中间货币作用。在短视频语境下，“短平快”的创作逻辑和“流量至上”的娱乐化取向，重构了新闻实践的权力结构和生产边界。那么，作为新闻业“陌生人”的村民，是如何进入新闻生产与传播中，并与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化过程发生关联的呢？

齐美尔认为，“陌生人”是一种十分正面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互动作用形式。“陌生人”是群体本身的一个要素，其内在的和作为一个环节的地位同时包括这一种外在和对立。对国家、城市和种族等陌生的人来说，仅仅是指一种外来的出身。这种外来出身是很多外来人所共有的或可能共有的。“外来人原本也不是作为个人被感到是陌生的，而是总的来说作为某一种特定类型的外来人，面对他们，远的因素并不比近的因素更少具有普遍性”。本研究中的“陌生人”是从两个维度而言，第一个维度在结构上，村民对于新闻从业人员所组成的新闻组织而言，是外来者；第二个维度是在关系上，在二者的关系维度上，新闻从业人员将村民看作新闻生产系统之外的人，他们是被教育者、被报道者和被展示者。

无论是新闻组织的外来者，还是新闻从业人员历史视野下的三种角色，村民在使用短视频过程中都演变为一个身份：从新闻业陌生人演变为随时随地的“新闻”事件当事人。这里的“新闻”事件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其边界处在不断变动中。研究认为，互联网时代的新闻当事人，是互联网新闻创新的一种体现，创新了以观点真实为导向的报道思路，由此发展出了新的新闻惯例。新闻业的“液态”属性则意味着新闻记者身份的“液态化”与新闻职业共同体的“液态化”，在新技术主导的以社交媒体平台和公共参与为重要特征的新传播形态下,“液态”的新闻业及其从新闻生产到协作性新闻“策展”的转变,呈现的是新闻从业者和社会公众,每一个个体，在新闻信息生产和传递的网络节点上不断地相互介入、相互挤占、相互渗透，原有的框架被不断突破、变形甚至不复存在，新的意义不断溢出。对于新闻从业者而言，村民作为陌生的当事人，对新闻从业人员职业化过程带来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职业化信息传播与非职业化信息传播交织。从职业记者变身短视频博主，“想象中的受众”开始具有高度可见性，也在无形之中构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侵蚀记者的专业性。新闻记者与村民作为短视频博主共同在短视频这一场域中角逐。作为“想象中的受众”中的组成部分，作为新闻业“陌生人”的村民，以最直接的方式将他们认为值得播报的信息播放出来，形成了职业化信息传播与非职业化信息传播交织的状态。一方面，在技术特征凸显的媒介融合环境下，媒体从业者的“把关人”强势地位被打破。另一方面，媒体从业者对群体职业认知的想象与渴望变得更加清晰，与职业记者的正式化角色相比，新媒体拍客是一个非正式化的群体，而具有多重身份的“产品经理人”则凸显了执行者及其行为结构的复杂性，并代替了科层结构的复杂性。在乡村变迁视域下的村民，只是朴素的拍客。某村支书说，村里有几个喜欢发短视频的人，粉丝有三四万。也有一些粉丝在几千人左右的村民，他们或者是观看者，或者是发布者，与新闻从业人员在一个共有的信息平台上发布信息。在2022年的调研中，笔者在某村的马路上遇到了一名中年女性，她拿着手机发布短视频，据她自述，她每天都在发布短视频，主要以唱歌视频为主，村里的有趣的事情她也以短视频的形式拍摄出来。笔者关注了她的短视频账号发现，其短视频的内容具有本地“新闻”的特点：内容以本地事件为主，以视频与歌唱的形式呈现，模板类型则根据网络提供的形式自行选择，并不单一。这名女性村民认为：“村里的事情媒体也不会报道，我就自己宣传村子。”关注者从注册地来看，以本地区村民为主，从评论互动来看，村民们对于这种村落信息的传播形式比较关注。“在一个每代的生活等于同一影片的社会中，历史也是多余的，有的只是‘传奇’。……在乡土社会，‘新闻’是稀奇古怪、荒诞不经的意思。在都市社会里有名人，在乡土社会里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不为人先，不为人后，做人就得循规蹈矩，这种社会用不上常态曲线，而是一个模子里引出来的一套”。当下村落的变化突破了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人怕出名猪怕壮”的现象，村落走出了“传奇”，进入了村落“自新闻”的生产与传播过程中。

其次，互联网时间对于消除村民在新闻从业者视野中的三重身份起到了消解作用。因为新闻本身就是时间性的，当下研究中对新闻时间的关注不足，对受众参与新闻时间性的关注还处在空白状态。例如，通过对“我们视频”的案例研究来看，平台型媒体和传统媒体在新闻生产领域的合作在一定时间内是可行的，但随着制度空间的变化和传统媒体自身打造全媒体内容能力的增强，它们之间在新闻生产层面的协作很可能会淡化甚或中止。虽然一些专业“自媒体”依然能够以“组织专业主义”和“职业专业主义”两种形式来践行“真实性”“生产和经营分离”等新闻专业理念和职业操守，但是伴随着机构权威和新闻行业“奖赏性权力”的弱化，以及弹性工作制下从业者“面对面互动”的大幅减少，编辑室控制更多是在网络互动中实施，并在互动中不断协商和改变，组织结构与个体能动性之间的张力因而更为凸显。

随着乡村社会媒介化进程的延展，作为想象的受众之一的村民，虽然没有想象中那么“完美”，却不断迎着新媒体技术平台，穿越新闻时间，进行创新与实践。上文中提到的女性村民，文化程度为小学毕业，在她看来，新闻就是村里刚刚发生的，可以即时发布到网上让外来者及时获知的信息。在这一认知中，当事人成为信息的当事人，不再局限于新闻的当事人。新闻从业人员与田间地头的距离越来越远，同时他们又在村民的视频世界里离乡村越来越近，对于新闻从业人员而言，村民短视频的随时随地发布，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对于其职业时间规训的一种挑战。当村民将自己当作乡村信息的发布当事人时，“想象的受众”便不再是想象的了，而成为实实在在的信息当事人。

 讨  论

村民在自我信息素养培育中，通过短视频让自己从自我信息发布者、新闻行业的“陌生人”，转化为新闻事件的当事人。从“陌生人”到当事人，新闻生产的过程一方面在村民信息发布中边界被摇晃着，另一方面当事人是新闻事件发生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借助图像将自身展演为“非职业新闻人”。职业新闻人于是在乡村事件报道上越来越非职业化，使得新闻当事人缓慢演变为“业余新闻从业人员”。

随着市场异化对新闻从业者劳动之异化过程的展开，技术成为新闻业数字化改造、市场化生存的工具。专业主义话语在技术、市场的合围之下，其空间不断遭到挤压。数字技术对新闻生产和新闻业转型的驱动是新旧机制的协商过程，传统新闻业的职业性发生了转型，新闻人“广泛分布于信息流通的所有环节，共同构成了一种弥散的专业文化，以及一种可能的、更具平等主义色彩的专业主义”。那么，如何认知新闻人这一职业身份？有学者提出一种界定数字时代记者的分层框架。层级的划分主要依据两个标准，一是生产的频次，二是对新闻实践活动的道德承诺的坚守程度。但是，如果仅仅从新闻业与数字技术以及相关的机制考量新闻从业人员的话，容易陷入自说自话的境地。因为任何一个职业都是基于社会现场。由此，可以设想，当乡村受众不再是被动的被教育者而是成为参与者和当事人之后，新闻从业人员职业化过程的动态性和复杂性更为加剧了。如何面对村民这一新闻业中的“陌生当事人”，对新闻从业人员职业化而言是一个新的议题，也是一个新的挑战，如何更好地应对，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媒体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研究”（批准号：21AZD144）成果】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李红艳.新闻业中“陌生的当事人”——乡村变迁视域下新闻从业人员职业化探析[J].青年记者,2023(21):1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