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观新闻记者 王成栋 王培哲
94岁的胡锦矗走了。
在很多人的朋友圈，他的照片已经调成黑白色——那是大熊猫的颜色。与大熊猫相伴半生，胡锦矗留给世界一个不再濒危的大熊猫种群。
“大熊猫之父”，人们不曾吝啬对这位力挽狂澜者的赞美与敬意。只是，胡老先生眼中，或许只有黑白分明、相伴近半个世纪的大熊猫世界。
一、拓荒者
2月16日晚，胡锦矗去世的消息公布。这一天，距离卧龙特别行政区挂牌40周年只有28天。
1983年的初春，窝在木头和泥砖垒成的房子里办公的首任卧龙特区主任赖炳辉，迎来了一位头戴牛仔帽的美国人——乔治·夏勒。受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派遣，研究了半辈子雪豹的夏勒一路颠簸来到卧龙。在这里，他将和中方专家一道，探索最适宜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的新模式。
在卧龙吃的第一顿饭，夏勒看到了一个身着中山装的中年人——端着一碗玉米和红薯熬成的粥，就着几根小拇指粗的清炒箭竹笋。中年人叫胡锦矗，他对夏勒说，翻山越岭很耗费体力，大熊猫主食箭竹笋又苦又没有营养，只是山里没有其他蔬菜，拿来充饥正好。
来卧龙第一天，夏勒就在日记里写道：这里比想象的要糟糕。
但在胡锦矗看来，卧龙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基础。因为，胡锦矗才是真正的拓荒者。
1974年，45岁的胡锦矗受命进入四川卧龙，组建一支30人的四川省珍稀动物资源调查队，开展全国第一次大熊猫野外调查研究。
这位195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脊椎动物研究班的学生，毕业时遵从组织号召回到家乡，任教于刚刚组建的南充师专（西华师范大学前身）生物系。从此，他的人事单位再也没有换过。但是，直到45岁前，他研究的都是飞鸟鱼虫。大熊猫？他只是零散地听过介绍。
日后回想起来，胡老先生也没弄明白组织为什么选中他。2015年，他曾对记者提到，接到通知的那一刻他明白：这辈子要和大熊猫打交道了。
后来发现，被任命为这支调查队队长的胡锦矗，接手的是一个难以想象的任务。调查队出发前，业务主管部门竭尽所能，从四川大学、四川农业大学、四川省林科院等高校、机关挑选出一支30人的野调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支野调队成员复杂，有的仅学会了最基本的生物学常识，还有的压根就看不懂地形图。
比这更没谱的是，这支30人的队伍要弄清楚野生大熊猫的数量。但大熊猫的活动区域具有季节性，春季为了相亲求偶，往往“串门”几十上百公里。秋冬季，又跑到低海拔地区找饭吃。就算是相对固定的区域，高海拔地区跑步速度奇快的大熊猫也不会等着调查队员来挨个点名。
咋办？只能从最明显的活动痕迹，也就是大熊猫的粪便里找答案。胡锦矗发现，不同大熊猫的粪便其竹节长短、粗细、咀嚼程度、留在粪便上的咬痕各不相同。有限的资料显示，大熊猫是个“直肠子”，吃进去的竹子什么形状，还能原样拉出来。分析分辨，就能确定大熊猫的大体年龄、种群数量等信息。这套方法后来被命名为研究野生大熊猫的“咬节法”——又称“胡氏方法”，沿用至今。
根据“咬节法”，1977年，全国第一次大熊猫野外调查研究显示，全球野生大熊猫共有2459只（当时对外公布数据为一千只左右）。
转过年来，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着手建立野生大熊猫种群保护体系。重点内容之一，就是在四川、甘肃建立三个定点观察站。其中，名气最大的，是位于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南核心区的“五一棚”。之所以叫“五一棚”，原因有两个：刚刚设站时，胡锦矗和同事们只能蜗居在几个简陋的窝棚里。而从窝棚到最近的水源地，共有51个台阶。此后，以“五一棚”为原点，胡锦矗和大伙开辟了7个观察点（线），每天巡线一次。在那些山道上，胡锦矗一点一滴的记录、分析、归纳着大熊猫的生活习性。
有人说，胡锦矗是大熊猫科研走向正规化、规范化的引领者。也有人说，他是整个大熊猫研究的奠基人。但无论哪个说法，从来没有人驳斥过。
二、勇敢者
现在看来，大熊猫生死攸关的时刻，出现在1980年代。而大熊猫的命运翻转，与两个人的两篇文章直接相关。
第一篇文章的作者，是比胡锦矗大了四岁的记者。1983年春，58岁的四川日报记者陈能文进入了数着日子等退休的年纪，但天生就不是坐办公室性格的他，决定接受原四川省林业厅的邀请，走一趟林区。原本定下的主题之一，是采写集体林承包到户改革。但在川西北林区走了一圈，陈能文发现了不对劲：山上的箭竹开花了。采写大熊猫新闻半辈子的陈能文意识到，这下要出大事了。因为，箭竹是大熊猫的主食竹之一，而竹子的特性是，只要开花就会死亡。
事不宜迟，陈能文回到成都后就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反映箭竹开花的情况，并写下了一篇只有两三百字的报道——《竹子开花 忙坏专家》。随后，这篇报道引发了全川全国乃至全世界抢救大熊猫的热潮。那个时节，四川林区大熊猫抢救队员巡山乘坐的是日本丰田援助的最新款越野车，吃的是美国人寄来的罐头饼干，穿着英国人捐的防寒服。大熊猫分布区各县级政府，收到的是全国各地寄来的鼓励信和汇款，原省林业厅野保处处长胡铁卿干脆登报：大家别寄信寄钱了！因为，拆信封、回信忙到凌晨两三点的日子，他足足过了大半年。
如果说陈能文那篇两三百字的报道是“鸡毛信”和“求援书”，那么，胡铁卿的那篇短文则是一封“宣言书”。
《大熊猫东迁宜慎重》，这篇1987年发表于学术刊物《野生动物》的文章，是胡铁卿一生中仅有的“吵架”文章。而让胡锦矗决定参与“吵架”的，是愈演愈烈的“大熊猫东迁论”。
1980年代中期，随着箭竹开花全面蔓延至川陕甘三省大熊猫栖息地，大熊猫挨饿乃至饿毙野外现象屡屡发生。仅1983年9月至1986年9月，四川全省就发现饥饿病倒的大熊猫59只。在胡锦矗的笔下，饿极了的大熊猫，甚至啃食野草，但又消化不良。而1983年到1988年的全国第二次大熊猫调查表明，箭竹开花让野生种群数量缩水了一半，只剩下1100余只。由此，全国唯一没有出现开花现象的大熊猫主食竹主产区湖北神农架，成了不少专家眼中大熊猫理想的避难地。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观点并非毫无科学依据。在清光绪末年，神农架还有野生大熊猫活动的记载。而1980年代的神农架林区，主食竹面积并不亚于四川，且长势良好。
胡锦矗在《大熊猫东迁宜慎重》一文中指出：川陕甘地区的箭竹开花均已接近尾声，大熊猫的食物正在加速恢复。同时，三省已经集聚了最优秀的科研团队、设备和配套保护政策，在这一背景下，“另起炉灶”既没有必要也得不偿失。此外，就自己观察而言，对野生种群危害最大的不是箭竹开花，而是人类活动。
这种观点的论战并非没有风险。赖炳辉曾经劝胡锦矗要“谨慎”，胡铁卿更是劝胡锦矗“别再吵了”。因为，对方不仅人多势众，而且颇具科学地位。但胡锦矗仍然坚持：这只是学术问题。
学术问题自然遵循科学规律。胡锦矗的文章发表后不久，箭竹开花基本结束，野生大熊猫的种群开始全面恢复。“东迁论”就此销声匿迹。
三、治学者
经历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筚路蓝缕，和八十年代的唇枪舌战后，胡锦矗选择回归自己曾经执教过的西华师范大学。在此前后，他一一推掉了出国、前往更高平台的邀约。被他深深折服的老友夏勒说：胡改变了我对中国学者的印象。
胡锦矗与夏勒
胡锦矗的解释是，相较于关注度越来越高的大熊猫专门保护机构，以及经费更为充足的其他国内外平台，自己仍然觉得西华师范大学的“旧鞋好穿”。何况，当年自己已经年过六旬，即便是返聘回来，也只有为数不多的时间教书育人、做好研究。
教书育人、做好研究，这成了他余生最大的事业。因为，夏勒等外国友人带来的不只是世界各国的援助资金，还有一系列闻所未闻的野保理念和科研逻辑。而这些，需要有人吃透弄懂，需要有人传承下去。从此，西华师范大学的校园里，多了一个面目慈善的白发学者。
“我们有世界上唯一的种群和栖息地，科研搞不好，对谁都没法交代。”这是有据可查的发言中，胡锦矗说过的唯一豪言壮语。因为，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沉默者，连弟子们发表论文时提及的“胡氏方法”，都被他亲手改成了“咬节法”。
作为科研工作者，胡锦矗有着自己发言的方式。
科研遇到关键节点，已经七八十岁的他，仍然选择上高山、进森林、住窝棚。只是因为，这样才能拿到最真实、最一线的数据资料。只是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感知当年自己播种下的大熊猫保护幼苗长成参天大树的变化：大熊猫保护从“为什么”到“必须做”；大熊猫自然保护区从1个变成40多个；大熊猫野生种群从1100只恢复到1864只；大熊猫保护从“保种”到“野化放归”；大熊猫国家公园从设想变成现实；大熊猫从“濒危”降级成“易危”……
面对变化，胡锦矗是沉默的。但因为他的存在，西华师范大学一直是国际、国内大熊猫科研的重要学府。也是因为他的存在，一代又一代大熊猫科研人员走上前台、一项又一项大熊猫科研成果问世出炉。直至退休，他手下培养出近二十届研究生。他们中的多数，成为大熊猫研究界的扛鼎者，包括首位研究大熊猫出身的中科院院士魏辅文，皆出自其门下。
从1974年与大熊猫打照面开始，胡锦矗先后发表论文近200篇、出版专著23本。1991年起，他正式成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2007年，世界自然基金会授予胡锦矗教授的濒危动物研究团队“自然保护贡献奖”；2010 年，胡锦矗被评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学生们的记忆中，胡老先生绝口不提这些荣誉。但在课堂上，他却总能围绕大熊猫有关话题滔滔不绝——哪怕是一块骨头和一撮毛发，也能一眼分辨出是不是大熊猫的。
或许，这个时候，他的眼里只有黑白分明的世界。
（图据胡锦矗亲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