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御史”小考

“御史”在古代最初是史官角色，后来发展为专指执掌监督监察的官吏，类似今天的纪检监察官员。

我国在先秦时期就有史官一职，如殷墟甲骨卜辞中出现的“作册”“作册右史”就明显有史官特点。西周金文中有“卿事寮”“太史寮”两大官署出现，其中太史寮就应该是掌管国家册命、图籍、纪录国家大事等的机构。其中史官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负责记录天子皇帝、诸侯国君的言论，这种工作，后世又专称为“书记”。他们虽然不一定人人都能达到为帝王国君记录“起居注”，成为贴身内侍，但已明显带有变相的监察性质。

春秋战国时，史官可称为御史者，在韩国、魏国、齐国、秦国均有“御史”出现，但仍属于国君秘书性质较多。两国交往，御史可以替国君接受他国使者献的国书；如果两国国君相会，则御史必定到场。

《史记·滑稽列传》记载了滑稽人士淳于髡回答齐威王关于饮酒的一段对话，其中有：“赐酒大王之前，执法在傍，御史在后，髡恐惧，俯伏而饮，不过一斗径醉矣”。说明齐国有御史类官员设置，他们常随国王参加一些重要活动，随时做好笔录。《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赵王与秦王渑池相会时的智斗场景，其中有秦王让赵王鼓瑟，这时，“秦御史前书”；蔺相如为了在外交场合为赵国挽回面子，义正辞严地要求秦王为赵王击缻，当秦王击缻时，“相如顾召赵御史书”，也记下了秦王为赵王击乐的史实，在外交场合打了个平手。由此也说明，秦国、赵国都有御史存在，其他诸侯国依此类推。

御史一职不限于在朝廷有，当时的基层都邑中亦有。《战国策·韩策三》有“安邑之御史死”一章：“安邑之御史死，其次恐不得也。”由此不难推断，诸侯国都邑管理层中有御史存在。

御史们以书记员的身份参加国家的重要活动，其监察功能主要体现在通过文字记录来存史、保管朝廷文书档案等方面，平时因工作而与国君经常接近，御史对官吏的评价极易为国君所接受，长此以往，御史成为国君耳目的监察性质被得到不断彰显。

御史官职掌的设置，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在上层官僚机关中，有谏官，更有直接监督弹劾的官员了，他们的存在是要提醒国君大臣们，在履职时不要胡说乱讲，更不要胡作非为，因为你讲的话、做的事是要被记录在案存档、以后修史要用上的。

御史带有皇上、国君御用史官色彩。在汉语中，“御”字是一个富贵气息扑面而来的文字。专供皇帝车辆人马行驶的道路称“御道”，皇帝用的毛笔称“御笔”，供皇帝骑的马称“御马”，为皇帝做饭的厨师称“御厨”，皇帝吃的饭叫“御膳”，为皇帝制作饭菜的地方叫“御膳房”，皇帝下的圣旨可称为“御旨”“御批”，皇帝身边负责保安的禁军称“御林军”，现代还有“御用文人”一说，总之，沾上“御”字的职业，其档次带有皇家色彩，带有官方色彩。因此，御史是皇上、国君身边通手中的一支笔，来专门监察各级官吏、尤其是朝廷官吏的人，他们凭借自己的文化水准混迹官场，有时比一般官员更有实权，更有威力。

明确御史为监察官员身份的，秦王朝最为明显。秦置御史大夫，职位仅次于丞相，主要职掌就是弹劾有过错的官员，纠察官员的过错。《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有“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银印青绶，掌副丞相”。《秦律》规定，掌司法的廷尉每年要到御史处核对刑律。说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朝廷中央机构设置上，在保留原先“御史”职掌本义的基础上，又赋予增加了御史职掌的新功能，将御史提升为“御史大夫”，相当于副丞相，说明秦王朝对政治监督的重视程度是空前的。

“御史大夫”即副丞相一职有两人担任，其中一人“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保留了原先“御史”的书记功能；另一人的职掌是“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员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其督察监督、弹劾、接受并处理检举揭发案件的功能完全具备了。另外，秦代还设“监御史”官职，“掌监郡”，主要负责对郡县地方的督察。

汉承秦制，有些官职名称虽有变化，但监察的功能不会削弱。如汉武帝元封五年，初次设置“部刺史”，主要职掌是“奉诏条察州”，奉皇帝之命对州县官员进行督察。这一职掌，后来又称“牧”或直接称“刺史”。刺史一职在汉以后很长时间被采用，尤其是唐代更盛行，其作为朝廷派到地方的监官职掌一直没有改变，保留了原先的“御史”功能。

从秦代开始，有御史负责监察事务，有御史就有“御史台”“御史府”。御史所居官署称御史府，又称“宪台”，秦汉至元代都有这类官署设置，是中央监察机构。南北朝时称“御史台”。其职掌范围不断扩大，既是中央行政监察部门，又是司法部门，专门负责纠察弹劾官员的违法违纪行为，以期达到肃正朝纲、为官廉洁、勤政为民之目的。隋唐前后的“检校御史”“监察御史”对宋元一直产生影响，明清两朝的“都察院”等都是中央监察机构。

历代在称谓、权责职掌范围方面可能有所变化，但御史的硬汉身影一直活跃在封建王朝的政治舞台上。中华民国成立时，孙中山先生建立的国体是“五院分立制度”国体，即立法院、司法院、行政院、考试院、监察院五权分立，监察院为五院之一，“御史”一词虽然在民国不见了，但其政权机构中的监察监督功能非但未减，而且更加明晰了。

 二、“鲠言无所忌”的御史韩愈

御史是一个直面官场、刀刃向内的政治角色，其本身政治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封建王朝政令畅通、皇帝威严、官府在民众中的口碑与威信等问题，因此，选拔什么样的人当御史，选择什么样的人来帮助皇上廓清吏治，以正官场风气，是封建王朝历来注重的。

历代御史中，不乏正气与豪气集于一身的人，不乏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人，不乏宁愿得罪贪官污吏而决不辜负皇上、决不让百姓失望的人，有时也会出现顶撞皇帝、刀刃指向皇帝的人。在这方面，历代谏官只是说破嘴皮而已，最多以死相谏，而御史却是具备直接采取行动的权力，有时连皇帝也不放过。这方面，韩愈可以说是一个典型代表了。

韩愈进士出身，在文学造诣上是“唐宋八大家”之首，但他也曾经当过御史。《新唐书·韩愈列传》记载，韩愈为人，“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这种性格的人来担任御史一职是最合适的了。贞元十八年（802年）春，韩愈被任命为国子监，第二年“迁监察御史”，其朝廷监察大员的角色使其政治生涯充满挑战与希望。

韩愈当上御史后，因体察民情、说了实话而遭陷害，甚至直接触怒了皇上。贞元十九年（803年），关中大旱，灾民流离失所，四处乞讨，饿殍遍野，“寒馁道涂，毙踣沟壑”。目睹严重灾情，韩愈痛心不已。而当时负责京城京畿行政的京兆尹李实却封锁消息，向皇上和朝廷谎报关中粮食丰收，百姓安居乐业，搞弄虚作假。韩愈就上《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给皇上，矛头虽直指京兆尹李实，但又令皇帝有失察之嫌，所以遭李实等人的谗害是必然的了。同年十二月，韩愈被贬到岭南，任连州阳山县（今广东境内）县令。其指陈时政弊端，不惧怕触怒权贵，不惧怕触怒龙颜的大无畏精神，体现了御史职责担当。

心中装着正义、装着百姓的官吏，无论在什么年代，无论在什么岗位，都能做出一番业绩。韩愈被贬到阳山任地方官职期间，关心民生疾苦，“有爱在民”，当地老百姓为了感恩于他、纪念他，在生了孩子后给孩子起名字时，常用韩愈的姓来作为小孩子的“字”，以表示对韩愈的尊重爱戴。

到了唐宪宗时，韩愈官至刑部侍郎。唐宪宗佞佛，曾派遣使者到凤翔（今陕西宝鸡境内）迎佛骨入“禁中”即皇宫中来供奉，前后三天，然后再派人护送佛骨到佛祠。上有所好，下必行焉。皇帝带头对佛骨顶礼膜拜，致使王公贵族、士人黎庶“奔走膜呗”，甚至出现为了表示对佛教的虔诚而“灼体肤、委珍贝”、不惜毁伤身体、倾家荡产的疯狂痴迷社会现象，前来祭拜施礼的人是“腾沓系路”，络绎不绝，道路喧嚣，拥挤不堪。韩愈听说此事后，十分厌恶，上表皇上，对佛教这种“夷狄”之法宝进行抨击，这就是韩愈著名的《谏迎佛骨表》。

唐宪宗收到韩愈的上疏后“大怒”，还拿着韩愈的文章给众宰相们看，要将韩愈处死。幸亏宰相裴度、崔群等人出来求情打圆场，劝说皇上，韩愈的语言确实“讦牾”太莽撞，给他定死罪也是“诚宜”可行，但如果不是“内怀至忠”的大臣是不可能这样做的，恳请皇上能够宽大为怀，放他一马，这样也不损害朝廷历来倡导的“谏争”民主风气。

唐宪宗为了给自己挽回面子、找台阶下，对众大臣说：他韩愈说我奉佛太过也就罢了，但他却说从东汉明帝奉佛以后，天子全都是“夭促”短命，这种话是何等“乖剌”悖逆啊！作为人臣，韩愈如此狂妄，罪不可赦，必须惩处。

皇帝龙颜大怒，说出的话令“中外骇惧”，朝廷及民间都为韩愈的命运担忧。后来加之皇亲国戚“诸贵”的求情，韩愈才免于死罪。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韩愈被外贬到潮州当刺史。韩愈被贬后，曾写下一首诗：“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此诗表达了韩愈忠心耿直、尽忠进谏、一心为国为民的高尚品格和良好政治情怀。

 三、“铁面御史”赵抃

《宋史》卷三百一十六《赵抃列传》记载，赵抃进士及第后走上仕途，在任殿中侍御史时，秉公办事作风得到显现，弹劾不避权贵要臣，义正辞严，凛然正气，很快就在京师留下了“铁面御史”称誉。

赵抃为官时，曾经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又前后三次被三位皇帝派到益州蜀地为官。其政绩突出，吏治清明，都留下了好口碑。益州蜀地，地远民弱，天高皇帝远，所以地方官吏可以肆无忌惮地迫害百姓，不守法度，州郡官府之间贿赂风气严重。赵抃第一次被朝廷派往益州任知府时，以身作则，清廉为民，使蜀地官场风气大为改观。对于那些穷城小邑，老百姓一生中都没有出过家门，更谈不上能够见到知府大人了，赵抃经常深入这些贫困地区，访贫问苦，安抚百姓，当地父老乡亲“喜相慰”，奔走相告：朝廷来了一位清官，待老百姓如亲人。那些奸吏们也在赵抃的感召和威慑下，个个肃然，竦服敬佩，不敢为非作殆，不敢鱼肉百姓。赵抃在益州蜀地的政绩深得朝廷赞许，不久被朝廷召回，任右司谏。

到了宋英宗时，赵抃官加龙图阁直学士，又被派往成都任知府。刚上任就遇到一个案件：有乡民在聚会祭祀时死了。

赵抃联想到上次到益州时，曾经有人聚众淫祀，兴妖作怪，装神弄鬼，骗取百姓钱财，老百姓苦不堪言。赵抃为正民风，治以峻法，使社会民风大为好转。这次来到成都任上后，又遇到人命案件，并且是在举行淫祀活动时发生的，他果断地作出判断：“这个人是因为当时酒食过量而死亡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饮酒过量而亡。大家觉得是那么回事，于是就迅捷出动警力，将首恶抓捕起来进行法办；其他参加活动的人经过教育后，全部释放回家。蜀地民众“大悦”，赞叹赵抃办案公正，为民除忧。宋英宗也夸赞赵抃在成都的领导方法是“中和之政”，很得民心。

宋神宗接位后，又把赵抃召回，让他负责谏院工作，当谏官的头。谏官是朝廷重要职位，赵抃害怕自己不能胜任，就前来向皇帝辞谢，希望做别的工作。宋神宗早已听说赵抃的为政才能，十分欣赏赵抃，对他说：“我听说你一人独自骑马到蜀地，只以一琴一鹤随身，为政简易，是这样的吗？”赵抃见皇上对自己如此了解和夸奖，也就不便再说什么。不久，赵抃又被提拔为“参知政事”，成了朝纲的重要决策者之一。

为了感谢皇帝的知遇之恩，赵抃尽心尽责，只要有对朝政不利的事情，有对社会百姓不利的事情，他都会向皇帝密启禀报，神宗皇帝必定亲笔予以答复。

有一次，成都出现了戍卒骚乱造反现象，在社会民众中造成不好影响，直接影响到政府在民众心中的形象。为了稳定局势，保一方平安，朝廷又让赵抃以“大学士”身份，再度到成都任知府。

到了蜀地后，赵抃为政，比之前更加宽厚仁政，与官兵及僚属们推心置腹，促膝谈心，希望大家安心认真工作，履职尽职，带头保国家平安、保社会稳定。

有一天，见一位卒长站立在大堂下，赵抃就把他叫到自己身边，真情地对他说：“我与你年龄都差不多大，我独身一人来到蜀地，就是为了能为天子安抚一方。你也是吃朝廷俸禄，亦宜清谨畏戢，带领好自己的部下，兢兢业业做好社会治安和防务工作。只要大家认真努力工作，等到朝廷规定的卫戍期限到了，大家顺利完成任务了，还可以拿一笔钱回家养家糊口，过上稳定的家庭小日子是不成问题的。”

那位卒长听了知府大人的话后，见知府大人不仅原谅了他们之前的过错，还真心实意地为他们的未来前途着想，为他们的生活指明了方向，激动得差点流下泪水。他回去后，马上把赵抃与他谈话的内容告诉其他戍卒，大家是“喜转相告”，士气从此大振。戍卒们自觉改变了过去骚扰百姓的恶习，人人“莫敢为恶”，不想为恶，不能为恶。蜀郡社会风气又开始好了起来，老百姓们又过上了晏然安宁的生活。

 四、被阉党“酷刑拷掠”的御史

御史是个政治色彩浓厚的职掌，但又是个易得罪权贵的高危职业，因此，他们极容易成为黑恶势力的攻击目标，他们的生命也会时常受到威胁，这一点，在明代万历年间、尤其是阉党魏忠贤把持“东厂”、镇压东林党人时期最为明显。

明代御史中，有许多人的事迹感天动地，其形象光照人寰，至今仍有可圈可点之处。我们谨择几位御史以观之。

《明史》卷二百四十四记载，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进士出生的左光斗是安徽桐城人。选授御史，巡视中城，曾“捕治吏部豪恶吏，获假印七十余，假官一百余人”，致使“辇下震悚”，朝野震惊。左光斗是一位不畏强权、敢于向吏部黑恶势力开战、进行官场打假的御史，他与左副都御史杨涟一道，勇敢检举揭发魏忠贤奸党的乱政行为，被朝野并称为“杨、左”。

杨琏曾条列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后被魏忠贤矫诏、罗织对皇上“大不敬，无人臣礼”等罪名。魏忠贤余党又通过栽赃陷害等手段，迫使杨琏等人在严刑拷打面前“俱自诬服”，谁知这样反而给了魏忠贤阉党以把柄。在逮捕杨琏时，京城士民数万人“拥道攀号”，为其鸣冤叫屈；其所经历的村市，人们都“焚香建醮”，祈祐杨琏能够生还。但杨琏还是被东厂酷法拷讯，打得体无完肤，于某日深夜被迫害致死。一直到崇祯初年，杨琏才得以平反昭雪，追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

左光斗虽在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年）官拜左佥都御史，亦遭魏忠贤阉党同样手段的陷害。听说左光斗被抓捕，“父老子弟拥马首号哭，声震原野，缇骑亦为雪涕”，就连负责押送的卫队人员也为之流泪。左光斗与杨琏在同一天被迫害致死。在魏忠贤诛灭后，朝廷追赠左光斗为右都御史。

袁化中也是明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因在地方任职有“善政”，于泰昌元年（1620年）被擢升为御史。明熹宗天启二年，上疏陈时事可忧者八，即：宫禁渐弛，言路渐轻，法纪渐替，贿赂渐章，边疆渐坏，职掌渐失，宦官渐盛，人心渐离。其语言皆剀切时弊。他也与杨琏、左光斗等人共同弹劾魏忠贤，指责魏忠贤“障日蔽月，逞威作福，视大臣如奴隶，斥言官若孤雏，杀内廷外廷如草菅”，致使“朝野共危，神人胥愤”。魏忠贤对他是恨之入骨。后被魏忠贤及其爪牙通过窜入别人狱词的办法，将袁化中牵连进去，加以陷害，以贿赂罪逮捕下诏狱。袁化中最后也是被“酷刑拷掠”，在狱中斃命。一直到崇祯初年，袁化中才被平反昭雪，朝廷追赠其为太仆卿。

五、“烧车御史”谢振定

有清一代，御史的身影仍然活跃在封建王朝的政治舞台上，其威力是有增无减，不似明王朝那样，经常出现把御史迫害致死的现象。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清史稿》卷三百二十二《谢振定列传》记载，谢振定是湖南湘乡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考选江南道监察御史。负责巡视南漕，即对南方漕运情况进行巡察。考察途中，曾出现“漕艘阻瓜洲”搁浅现象，谢振定祷于神，果然“风转顺漕艘”，风向助推船只脱离险境。人称称这股及时风为“谢公风”。

乾隆六十年（1795年），谢振定升迁为兵科给事中，巡视京都东城时，“有乘违制车骋于衢者”，发现在都城街衢十字路口，有一辆超越规制即超标的车在行驶，就“执而讯之”，一问得知，是和珅一位小妾的弟弟，即是和珅的内弟。这家伙仗着与和珅的关系，见被喝令停车检查，还出语不逊，骂骂咧咧的，对前来执法查处的人不满。

谢振定见此人如此嚣张，命令手下人“痛笞之”，用皮鞭将其痛痛打快快地抽打一顿，管你是什么来头！接着下令：“焚其车”！又对那位被打得哭爹喊娘、早已没了脾气的和珅内弟呵斥道：“此车岂复堪宰相坐耶？”这车子还能不能再给宰相和珅坐啦？意思是说，给你把车烧掉，看你还拿什么张狂。

和珅知道这件事后，吃了个哑吧亏，但咽不下这口气，他要寻找机会报复谢振定。这时，出了个本来就在寻找机会想巴结讨好和珅的人，这个人就是给事中王钟健。王钟健深知和珅的心思，就假借其他事情来弹劾谢振定。和珅明知弹劾内容有假，但就势“夺职”，把谢振定的官职给撤消撸了。

嘉庆四年（1799年），嘉庆皇帝下旨将和珅革职下狱，后被赐自尽。嘉庆五年，谢振定被朝廷重新起用，授礼部主事，充员外郎，充坐粮厅，负责监收漕粮。他裁革陋规，使兑运渠道肃然有序，依章依规，为国家漕运漕粮安全和合理经营做出了重要贡献。嘉庆十四年，谢振定去世。

到了道光年间，谢振定的儿子谢兴峣，官至河南裕州知州，以政绩卓越被推荐引见给皇上。按照程序，须“循例奏姓名、里贯”，即要向皇帝自报家门姓名和籍贯。道光皇帝问谢兴峣：“尔湖南人，乃能为京师语，何也？”意思是说，你是南方人，怎么会讲北方京城官话的？

谢兴峣回答说：“臣父（谢）振定，官御史，臣生长京师。”

道光皇帝一听，马上说到：“尔乃烧车御史子耶？”你就是那位烧车御史的儿子呀？道光皇帝大喜，对谢振定当年任御使职时，大胆烧掉和珅车子的举动大加褒奖，并勉励谢兴峣要向父亲学习。

第二天，道光皇帝向军机大臣们说：“朕少闻烧车御史事，昨乃见其子。”命擢拔谢兴峣为叙州知府，对“烧车御史”的儿子加以提拔重用，以此表示对敢于与不良现象进行斗争的正直御史们的褒奖。

封建御史已已，吏治督察未了，每一个时代都在呼唤御史式人物。

（束有春 2023年7月30日于金陵四合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