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佐良（Giuliano Bertuccioli，1923—2001）先生是国际著名的汉学家，令人尊敬的学术前辈，他对中国历史文化，尤其是中国和欧洲（特别是意大利）文明的交流史、耶稣会士和天主教史的研究等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自从1994年有幸与白先生相识，此后多次在欧洲相见，得到他的教诲和关照，聆听他风雅的谈吐，感受到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实是我人生的幸事。今年是白先生百年诞辰，在此我谨简单回忆与白先生的交往，以及他的论著对我研究的影响，聊以缅怀这位慈祥博学的长者。       

1946年，白佐良先生在南京

1994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了卫匡国（Martino Martini）和中西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白佐良先生受邀参会。当时我旁听了这次会议，得以与先生相识。那次会议，我还结识了许多朋友，包括德国学者柯兰霓（Claudia von Collani）博士，此后我们保持了长期的学术交往。             

在这次会议上，白佐良先生首先致辞，他事先将准备好的中文发言稿发给大家。我仍然清楚地记得，他一开头就说：“条条道路通北京”（借用“条条道路通罗马”的成语），表达了对中国的友好感情，让在座的中国朋友感到十分亲切。会后我和白先生进行了短暂的交谈，因我对卫匡国早有兴趣，也曾在文津街的国家图书馆读过卫匡国的著作（由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以交换的形式赠送给国家图书馆），谈话中我将此事告诉白先生，白先生听后十分高兴，约我在会后陪他同去图书馆看书。             

那天我们如期在文津街见面，调阅书籍之后，白先生在北海公园东侧的一家小饭馆请我吃饭。饭前白先生告诉我，他吃饭不多，因为胃做过手术。席间我们相谈甚欢，他深情回忆了初次访问北京的故事，及对旧城的美好印象，也感叹每次来北京，老城改造，变化太大，不免伤感。他仍沉浸在年轻时对北京的美好回忆，也提到在杭州西湖的良辰美景，特别提到了孤山旁边的苏小小墓。他还讲述了年轻时在南京时的一些故事，以及交往的友人，特别提到了后来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明史专家牟复礼（Frederick W.Mote，1922—2005）教授。白先生与牟先生熟识，多有交往，不过有一件事令白先生颇为不悦，白先生开玩笑说：“这个美国佬，借了我的线装书，后来也不还。”白先生讲话时的神情，至今仍历历在目。他还提到他与著名荷兰汉学家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的交往，提到有一次他拜访高罗佩，看到书架上有一本雕版图谱，就很好奇，伸手取来想看，高夫人看到了，连忙说：“此书不好，不能看不能看！”（聊以一笑）             

1997年春，应Napoli东方大学M.Fatica教授之邀，我第一次踏上令我梦寐已久的意大利，参加纪念马国贤（Matteo Ripa）的国际会议，有机会与先生再次相会。在那次会议上，我结识了很多意大利学者，包括马西尼（F.Masini）教授，还有美国的孟德卫（D.E.Mungello）教授，会议期间也与白先生多有交流。会后，感谢美国旧金山大学马爱德（Edward Malatesta）的帮助，有机会在罗马停留约一个月，访问了罗马的图书馆和档案馆，亲身感受了查阅档案、破解历史之谜的快乐。             

在罗马期间，白佐良先生热情地为我撰写了介绍信，并专程陪我到梵蒂冈教廷图书馆办理手续，介绍相关图书目录，并特意请我品尝那里醇香浓郁、价廉物美的咖啡，令我十分感动。那次罗马之行，成果丰硕，发现了不少尚未有人研究的新史料，包括白晋（Joachim Bouvet）的《易经》研究手稿、杭州教徒张星曜的史料、邓玉函的《泰西人身说概》、汤若望的《天文实用》等刻本，我后来依据这些发现，撰写了多篇论文，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1998年4月，应德国哥廷根大学汉学系教授郎宓榭（Michael Lackner）先生之邀，参加“欧洲与中国”会议，得以和白先生、马西尼先生再次在柏林相会，并结识多位学界前辈。

白先生是十分多产的学者，也是一位“文艺复兴”式的学者，不仅精通拉丁文古典文献，在中国文学史、明清史、基督教史诸方面都有重要的成就。尽管因为语言的关系，他的论著我阅读得不多，但他的多篇论著，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这里我仅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狮子在北京》（“A lion in Peking:Ludovico Buglio and the Embassy to China of Bento Pereira de Faria in 1678”）应该算白先生最有代表性的中外关系史的名作，体现了他的深厚功力和博学多识。因为我主要研究康熙时代，得知此文后，很感兴趣，就写信向他索要，他马上把文章寄给我。             

《狮子在北京》令我常读常新，受益匪浅。此文分析了葡萄牙进贡“百兽之王”的故事。白先生不仅参考了葡萄牙国家图书馆的手稿、《明史》和《澳门纪略》中的材料，还查阅了不少清人文集，包括李澄中、王鸿绪、尤侗的“西洋贡狮子赋”（《西堂杂俎》），这在没有数据库的时代，无疑是十分费时的工作。在文中，白先生回顾了葡萄牙贡狮之前狮子传入中国的故事，引用了德礼贤（Pasquale D’Elia）在《利玛窦全集》中记述的西亚贡狮活动，利玛窦（Matteo Ricci）1596年在北京与两位贡狮的“回回”见面的故事，也提到了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十分稀见的刘文泰《本草品汇精要》和李时珍《本草纲目》关于狮子的记载。接着对利类思的《狮子说》（1678）进行了详细的翻译和介绍，还对《狮子说》的可能来源做了推断。此外，白先生还引用了陆次云《八纮译史》，以及清代小说《聊斋志异》、袁枚《子不语》关于暹罗使节、西洋贡狮的故事，还提到了纪昀《如是我闻》的材料，这都体现了白先生对中国文学作品的熟谙。关于葡萄牙和贡狮的故事，一直是我感兴趣的研究话题，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有文章发表，能为白先生的大作续貂。             

对中国读者来说，白先生影响最大的著作，当推他与马西尼先生合写的《意大利与中国》一书，此书综合正史、志书、文集、游记等中西文第一手史料，从跨文明和全球史的视野，对意大利与中国两千年文明互鉴的历史，作了全景式系统全面的描述。全书融会贯通，文字优美，行文深入浅出，叙事生动活泼，体现了深厚的学术功力和驾驭史料的才能，是作者在中西关系史领域长期耕耘的成果结晶，已成为中西文明交流史研究领域的典范之作，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是我案头必备的参考书。白先生对曾经在杭州生活过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倾注了大量心血，整理出版了《卫匡国全集》，并发表了多种研究论著，听闻这些成果即将被译成中文发表，这将是嘉惠中文世界的大好消息。白佐良先生成就的取得，与他多年收集的丰富藏书有关。2019年初，我有幸得到马西尼先生的帮助，访问罗马大学，亲眼目睹和利用白先生丰富的收藏，抚摸先生的藏品，就像亲眼见到先生，在其书房朝圣，令我感动不已。       

白佐良先生、夫人黄美琳和白龙（Bruno Bertuccioli）先生均白龙先生提供    

阅历丰富的白佐良先生，作为职业外交家，在东亚工作长达三十年之久。他早年在南京和香港工作，之后在东京担任外交官，后来担任意大利驻韩国、越南和菲律宾大使，直至1981年回到罗马，在罗马大学担任中国语言和文学教授。白先生不仅精通欧洲文学，对罗马经典作品如数家珍，对中国古代文学史、思想史和明清耶稣会士的研究也有精深的造诣，他著述宏丰，多有创见，其成就代表了20世纪意大利汉学乃至欧洲汉学的最高水平，依我的浅见，他是和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21—2018）、许理和（Erik Zürcher，1928—2008）先生鼎足而立的三位20世纪下半叶最为杰出的、影响最大的研究中西关系史的欧洲汉学家，其成就将被全世界的学者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