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汪曾祺在《自题小像》一诗中表明了他 “变法”的决心：“衰年变法谈何易，唱罢莲花又一春。” “衰年变法”是汪曾祺在创作生涯晚期一次有意识的主动求变。这种求变在写作风格上体现为“烦恼”“荒谬”对“诗意”“和谐”的取代，在精神追求上则表征为对现代性的探索。汪曾祺在1987年《聊斋新义》后记中首次提出要在文本创作中融入“现代意识”，又在1992年的《却老》中提出所谓“变法”就是要在小说中融入现代主义。20世纪八九十年代，汪曾祺已然跳脱出对“意识流”“印象派”等“现代派”技法的模仿，将注意力集中在现代性的相关话题上。以上种种表明，汪曾祺决意于从1987年起开始在“衰年变法”中探索现代性的道路。
“衰年变法”的现代性探索主要从以下两点进行：树立具有启蒙性质的理性意识以及解放个体生命的非理性意识。其一，在“衰年变法”以前，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主要是以“乡村”为中心的抒情化书写。彼时，汪曾祺的小说创作确实并不具有崇高的“人性解放”的社会意义。例如，闫作雷认为，《受戒》中的僧侣书写既未回避民国时期的客观事实，也不具有“破戒的崇高感”与“冲破宗教束缚”的意义。同样，汪曾祺20世纪80年代的其他小说如《大淖记事》等都难以用“现代意识”去解读。然而，具有启蒙性质的语词在“衰年变法”时期却变得清晰可见。其二，汪曾祺试图通过对封建道德的批判，来解放个体生命的非理性意识。以改写《聊斋志异》之《瑞云》为例，在《聊斋志异》的原文中，贺生“不以妍媸易念”，秉持道德理性，对丑陋的瑞云不离不弃。在汪曾祺的改写下，贺生对瑞云的爱不仅在于容貌，更在于对方的品性之美。因此，即使瑞云容貌受损，贺生也不改其爱。在此，汪曾祺挣脱了道德理性的束缚，将贺生对承诺的坚守归因于感情因素而非道德因素，非理性意识从封建道德的压抑中解脱。
相较于20世纪90年代的其他文学潮流，“衰年变法”的异质性在于它摒弃了现代性的“阵痛”表达，集中体现在对现代化的推崇上。90年代，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加剧了文学写作的世俗化倾向。彼时，兼具呼吁现代性与反思现代性的文艺思潮层出不穷，“新写实小说”便是其中的代表。应当说，“新写实小说”与“衰年变法”的现代性探索是具有一定共通性的：两者都对现代性抱有期望，在日常书写中彰显了改革开放时代背景下的现代化呼声。不同的是，通过对人们日复一日机械生活的描绘，“新写实小说”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个体生命的“烦恼”，而“衰年变法”却并无相关内容的展现。尽管汪曾祺的笔下也有类似的“烦恼”与“荒谬”，但这些消极因素皆发源于封建性。汪曾祺没有站在反思现代性的立场上，而是将现代化当作消弭“烦恼”的利口良药。在《非往事·鞋底》中，我们可以看到主人公在现代化建设中“脱胎换骨”的变化：年少的萨其马因为一件小事就向家属委员会告发他的母亲，多年后萨其马经受了良好的学校教育，成为了一个见习医生，看着楼道里纳鞋底的母亲，心里说了一句“妈老了”。萨其马是现代化浪潮中无数孩子的一个缩影，他们从现代教育体制中走出，摆脱了稚嫩与蒙昧，又投身到现代化建设中去。在现代化建设亟待加强的90年代，汪曾祺的探索呈现出一种正向的现代化诉求。
汪曾祺进行现代性探索时不忘保留传统文化的“仁学”因子。儒家的“仁学”追求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秩序。对此，汪曾祺是认同的。他不仅认可“仁学”的内在逻辑，还想将“仁学”中的群体意识与责任意识融入现代性的构建中。他在1993年曾这样说道，“我们今天的伦理道德观念从什么地方取得？我看只有从孔夫子那里借鉴，曰仁心，曰恕道，或者如老百姓所说：讲人情”。从汪曾祺对剧团“野人”、民国地主以及一些其他人物的批判中可以看出，他对现代性的期望更在于“仁学”精神在现代社会的复归，在新时期新背景下建立一种和睦友善的社群。
在《熟藕》中他就描绘了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和谐社群：刘小红得了伤寒，街坊邻居们都来探望，卖熟藕的王老特意送来各样吃食帮她把病养好，刘小红在出嫁后也时常回来看望独居的王老，为老人拆洗衣裳。尽管两人并无血缘关系，却胜似父女。王老死后，全城再无第二个卖熟藕的人，“但是煮熟藕的香味是永远存在的”。
正因为汪曾祺的这种思想，其现代性探索也呈现出积极的一面。“仁学”内在的群体意识和责任意识都表征着一种有限度的自由，强调“秩序”的存在。在“秩序”的尺度规范下，我们能够把握住心之“体”，按照事先预设的“道”进行有方向的运动。在“道”的尽头，个体可以达到“上下同流”“与天地参”的崇高境界，社群则可以达成“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集体认同。在“仁学”思想的指导下，理想中和睦有序的现代社群并非遥不可及。汪曾祺在“衰年变法”过程中有意识地要从传统性转向现代性，作为一个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艺思潮中走出的老派文人，他在文学创作中同时展现了一种“京派”作家的人文关怀与传统趣味。
（作者单位：澳门大学人文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马一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