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7日凌晨，著名翻译家李文俊先生去世，享年93岁。
四川文艺出版社曾出版过李文俊先生的随笔集《有人喊encore，我便心满意足》，此处摘选其中一篇《译人自语》，以此缅怀李文俊先生。
译人自语
有位朋友读翻译文学读出味道，爱屋及乌，希望翻译人谈谈翻译的事。这就是这篇文章产生的缘由。
不少翻译家都自比为演奏家或是演员。就诠解原作而言，这样的类比是说得过去的，但二者之间也有很大差别。演员生活在水银灯下喝彩声中，而翻译家除极罕见的例外总是寂寞的。没有人对翻译家的长相感兴趣。在街道上大院里，他或她仅仅是又一个出来取牛奶拿报纸的老头老太太。除了偶尔有个编辑向他催稿，他不会收到太多来信与电话。再说，他还有不少“天敌”。原作出版社怀疑他侵犯了版权。原作者不相信他能曲尽其妙地传达出自己的风格，尤其是那些暗自得意的神来之笔。外语系的学生不作兴抱着译本进教室，老师要责怪，而且也丢份——他得躲在蚊帐里才读译本。其实老师也看，从他们写的翻译批评文章里可以看出来。总之，有身份的人大都只读原著不看翻译，倘若只懂一种外语，那也宁愿通过外语看外国翻译。一位朱诺(古罗马神话中的女主神)般威风凛凛的女士就曾问我：“老实说，你读翻译作品吗?”我原是在翻译书堆里混大的，但是对着离我鼻子不远的那根手指，我也只能嗫嚅支吾了。听说作家中流传着一种说法：你所领略到的某位大师的风格其实仅仅是某个译者的风格。他们感到自己受了愚弄。这未免抬举了翻译家，他们哪有那么大能耐!翻译界同行之间应该有共同语言了吧。但是事实上也难以倾心交流。一般情况下，是你干你的，他干他的。不像医生或律师，有都共同感兴趣的病案或是罪案可资谈助。这话是诗人W.H.奥登说的。一首诗、一篇散文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别人不译也就是进不去这个世界。倘若他也译了那就是复译，这又是冤家路窄了。好像是任谁都自我感觉良好。自我欣赏的文章没人要看，自我欣赏的话连自己的太太都不爱听。翻译家连发泄感情的机会都很少。所以我说，翻译家是寂寞的。
另外，翻译方面的是是非非也难以说清。文学翻译不是科学，没有数据可作准绳。直到今天还有人赞赏新中国成立前好莱坞片名式的译法，如《魂归离恨天》(即《呼啸山庄》)，如《此情可待》(原文“Right here waiting”本是直截了当的大白话，与李商隐的“已惘然”情趣相去可谓十万八千里!)。他喜欢有他的自由，你至多也只能说一句“夫复何言”。有人专愿朝是非圈里钻，那也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也许因为身体不好，属于胆小怕事的一族。如果我订了一份报经常得为收不到而烦恼，每过几天都得花半小时去侦察寻访，那我干脆下一季度不订，哪怕此报编得再好。我译福克纳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理，全然不是为匡世救人。前些年福克纳的书没有人译，原因我想是译他一千字可以译别人的三五千字，亦即经济效益太差。当时还无版权问题。挑中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全世界的南方人脾气都有点相通——果然，过后不久，便有人提倡“南南合作”了。此外我还喜欢福克纳的落落寡合，他的矜持，他孤独礁石般地不理会潮流。而且，在我看来，写大家庭没落的悲哀也比表现成功者的发迹或情场得意更具美学价值——某位理论家说过悲剧更伟大这类的话，记不清是谁了。何况，那些世家子弟的反省也远比日本政客一年又一年挂在口头上的要深刻得多。
就这样，先译了一部《喧哗与骚动》。接着译了《我弥留之际》。那是另一类型的作品，那“盲人在他的命运与他的责任之间摸索着前进”(加缪语)的命题让我玩味了多时。去年又译完《去吧，摩西》，过去出版的《熊》是其中的一篇。今年春节后，在客观上的障碍和主观上的有意踟蹰逡巡消除后，终于开始译最艰深的那本《押沙龙，押沙龙!》。法国有位名叫莫理斯·库安德罗的翻译家，他译过多部福克纳作品，法国掀起的“福克纳热”与他不无关系。我听美国的一位福克纳研究者说，库安德罗曾表示，他平生最后悔的就是没有把《押沙龙，押沙龙!》译出来。说这话时，库安德罗已译不动这部书了。故事中那种美人迟暮、烈士晚年的悲哀打动了我。
译此书是件苦事。每天仅得数百言。两三个小时过后，那剪不断理还乱的长句便让人掷笔兴叹。一天剩下的时间只能去做轻松些的事，如买买菜，听听CD，翻翻画册。现在天气渐热，可以游泳了。于是每天下午在汩汩的水声中松弛神经。好在还无须为生计奔波。父母前些年先后去世，刚出道的孩子收入已快赶上他母亲和我了，况且还有些稿费收入。偶尔在书摊上发现某篇旧译给收入集子，写信去乞讨，多少能赏给几文。武汉有家出版社需出具身份证复印件并呈交机关人事部门证明后才敢松手汇款。这些人(看来是几个承包此书的尚未毕业的研究生)的警惕性果然不凡。
再说几个月前又获得一种“中美文学交流奖”。钱不算多，但还不是象征性的。我深知这是文学界对我赏脸——此话是从锺书先生处学得的。那年他主持中外文学比较研讨会，在京西宾馆，见我去他说了句：“谢谢赏脸。”那天他穿一套素净的中山服。穿制服能显得如此儒雅这倒是我想象不到的。
199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