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1898—1958），民进创始人之一。著名社会活动家、作家、诗人、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史学家、翻译家、艺术史家、收藏家。曾任全国文联福利部部长、全国文协研究部长、人民政协文教组长、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和文化部副部长，民进第一届理事会理事。
郑振铎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史专家，又是屈指可数的藏书家。郑振铎服膺龚自珍“狂胪文献耗中年”的话，把搜集和保护民族文献视为己任，藏书成了他的特癖。他在《〈求书目录〉序》中说：“我对于书，本来有特癖。最初，我收的是西洋文学一类的书；后来搜集些词曲和小说，因为这些都是我自己所喜爱的，以后，更罗致了不少关于古代版画的书册。”
时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右二)
为搜集文献，郑振铎从八·一三淞沪会战以后，为了保全民族文献，留居上海8年，不到自由区去，“我东躲西避着、离开了家、蛰居在友人们的家里，庆吊不问、与人世几乎不相往来”。但是“救全了北自山西、平津，南至广东，西至汉口的许多古书与文献”“见到十部八部乃至数十百部的奇书，足以偿数十百日的辛勤而有余”“摩挲着一部久佚的古书，一部欲见不得的名著，一部重要的未刻的稿本、心里是那么温热，那么兴奋，那么紧张，那么喜悦。这喜悦简直把心腔都塞满了，再也容纳不下别的东西，我觉得饱饱的饭都吃不下去，有点陶醉之感。感到亲切，感到胜利，感到成功”。
鲁迅对郑振铎的治学和藏书颇为赞赏。鲁迅在致台静农的信中说：“郑君治学，盖用胡适之法，往往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此实足以炫耀人目，甚为学子所珍贵，宜也。”“郑君所作《中国文学史》”“诚哉滔滔不已，然此乃文学史资料长编，非‘史’也、但倘有具史识者，资以为史，亦可用耳”。
《西湖二集》
郑振铎在《永在的温情》中回忆鲁迅送书给他的事。他说：“我很想看看《西湖二集》（那部书在上海是永远不会见到的）又写信问他有没有此书。不料随了回信同时递到的却是一包厚厚的包裹。打开了看时，却是半部明末版的《西湖二集》，附有全图。”“见了这《西湖二集》为之狂喜！而他的信道，他现在不弄中国小说，这书留在手边无用，送了给我吧。这贵重的礼物，从一个只见一面的不深交的朋友那里来，这感动是至今跃跃在心头的。”“我生平从没有意外的获得。我的所藏的书，一部部都是很辛苦的设法购得的；购书的钱，都是中夜灯下疾书的所得或节衣缩食的所余。一部部书都可看出我自己的夏日的汗，冬夜的凄慄，有红丝的睡眼，右手执笔处的指端的硬茧和酸痛的右臂。但只有这一集宝贵的书，乃是我书库里唯一的友情赠与。——只有这一部书！”
郑振铎在《售书记》中讲述了他买书之喜悦和售书之痛苦的心情。他说：“说到售书，我的心境顿时要阴晦起来。谁想得到，从前高高兴兴，一部部，一本本，收集起来，每一部书，每一本书，都有它的被得到的经过和历史；这一本书是从哪一家书店里得到的，那一部书是如何地见到了，一时踌躇未取，失去了，不料无意中又获得之；那一部书又是如何地先得到一两本，后来，好容易方才从某书店的残书堆里找到几本，恰好配全，配全的时候，心里是如何的喜悦。”“至于明刊精本，黑口古装者，万历竹纸，传世绝罕者，与明清史料关系极钜者，稿本手迹，从无印本者，等等，则更是见之心暖，读之色舞。”“我的书都是‘有所谓’而收集起来的，这样一大批一大批地‘去’怎么能不痛心呢？售去的不仅是‘书’同时也是我的‘感情’，我的‘研究工作’，我的‘心的温暖’！当时所以硬了心肠要割舍它，实在是因为‘别无长物’可去。不去它，便非饿死不可。”
郑振铎还在《回过头去“附录”》中谈到买到好书的心情。他说：“我买书不大讲价，有时买得很贵，然因此倒有些好书留给我。有时走遍了那几家而一无所得，懊丧没趣而归；有时却于无意得到那寻找已久的东西，那时便如拾到一件至宝，心中充满了喜悦。往往地，独自地到了一家菜馆，以杯酒自劳，一边吃着，一边翻翻看看那得到的书籍。如果有什么忧愁，如果那一天是曾碰着了不如意的事，当在这时，却是忘得一干二净，心中有的只是‘满足’。呵，有书癖者，一切有某某癖者，是有福了！”
1948年12月19日郑振铎五十岁生日在上海书斋中 1948年12月19日郑振铎五十岁生日在上海书斋中
毛泽东同志当年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见到郑振铎，听人介绍郑振铎收藏了许多珍贵的文物和古籍，在祖国的文物工作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就对郑振铎说：“人民把文物工作委托你了。”后来，毛泽东收到画家姚虞琴送的王夫之的稀世墨迹，便写了一封信给郑振铎，并把那幅墨宝交给他保存。
郑振铎的祖籍是福建省长乐县。1898年生于浙江省温州市（即永嘉）。他对福建故乡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曾多次回到福建，写下了《移山填海话厦门》等文章讴歌故乡的变化。他与许地山、冰心等同乡成了至交，他们之间更因藏书而加深了友情。郑振铎在《悼许地山先生》中说：“他是我学生时代的好友之一，真挚的有益的友谊，继续了二十四五年，直到他死为止。”“许地山在香港教书，我个人也受过他不少帮助，我为国家买了很多的善本书，怕上海不安全，便寄到香港去；曾经和别的人商量过，他们都不肯负这责任，不肯收受，但和地山一通信，他立刻答应了下来。”“3000多部的元明本书，抄校本书，都是寄到港大图书馆、由他收下的，这些书是国家的无价之宝。”“这种勇敢负责的行为，保存民族文化的功绩，不仅我个人感激他而已！”
郑振铎故居
冰心在《怀念振铎》中说：“在五四时代，‘福建省抗日学生联合会’里······但我却从振铎的慷慨激昂的发言里，以及振铎给几个女师大同学写的长信里，看到他纵情地谈到国事，谈到哲学、文学、艺术等，都是大家纵横，热情洋溢。”当年在北京燕京大学，“振铎的藏书极多、那几年我身体不好，常常卧病，他就借书给我看，在病榻上我就看了他所收集的百十来部的章回小说”。
1936年秋，冰心将再度赴美，郑振铎在上海的家里为她饯行，在那次席上冰心初次尝郑太太亲手烹调的福建菜。1958年，冰心与郑振铎在国庆节观礼台上相见，郑振铎笑着对冰心说：“你不是喜欢我母亲做的福建菜吗？等我们都从外国回来时，我一定约你们到我家去饱餐一顿。”没想到这成了他们两人最后的一次谈话。10月18日郑振铎坐的飞机出事。
郑振铎遇难的消息是巴金告诉冰心的。冰心说：“巴金劝我不要难过（其实我知道他心里也是难过的），我能不难过吗？我难过的不只是因为我失去了一个良师益友，我难过的是我们中国文艺界少了一个勇敢直前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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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政协报，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