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空军涌现了不少英勇善战的飞行员，在他们中有一位身份极其特殊的“飞将军”，他就是中国空军著名的第4大队的大队长郑少愚，除了这个公开的身份之外，他的另外一重秘密身份：中共地下党员，则就不太为人所知了。

郑少愚烈士标准戎装照

郑少愚的老家是四川达州渠县鲜度乡五亭村，父亲郑学万是当地很有名的木匠。他生于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10月，原名郑士玺，字少愚。郑少愚7岁进入该乡国民小学(今 鲜渡镇第一小学)就读， 1925年他小学毕业后，在渠县中学就读了一期。1926年，年仅15岁的郑少愚离开了家乡，顺江而下抵达南京，在那里考上了有着浓厚爱国主义氛围的“五卅中学”（后改名东方中学），此时正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高潮之际，郑少愚第一次接触到了爱国主义思想，并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初步的认识。虽然一年之后大革命就因为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先后背叛宣告失败，但在年轻的郑少愚的心里革命的种子已经种下。

不久后郑家家中遭遇不幸，郑少愚的三哥无力担负他的学费，郑少愚不得不于1930年转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第八期，成了“天子门生”。在校期间，他结识了四川籍的共产党员吴懋德等人，在与这些地下党的交往中，郑少愚进一步受到党的影响，思想上开始主动追求进步。

在经过6个月的军事训练后，学校放假2周。郑少愚邀约了20余名川籍同学，一起去普陀山旅游。在返回学校的火车上，一位同学与宪兵发生纠纷，郑少愚首先站出来代表同学们与宪兵理论。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宪兵只能将他们放人。不料返校后，校方却以“超假”“不购车票”等不实理由，将这20余名学生开除学籍，实际上是把他们当成“思想不稳定分子”清洗出校。

1932年，郑少愚返回四川，在绥定（今达州市）联合县立中学高中部读书。次年，郑少愚考入杭州的中央航空军官学校，成为了该校第3期的学员。该期于1933年9月1日开学，于1934年12月31日毕业。郑少愚学习刻苦外加天资聪颖，在飞行训练、特级飞行分段考核及结业总考，均名列前茅，成为飞行员中的明日之星。他在毕业后即因成绩优秀留校担任准尉飞行教官。

郑少愚的入党介绍人胡春浦

1935年4月，郑少愚的好友兼同乡，上海中共中央军委特科成员胡春浦来到杭州。他是奉党组织的命令，专程到杭州找郑少愚的。他此行的目的非常重要：由于国民党吸取了第一、二次围剿中央苏区的失败教训，大力强化了空军在围剿战斗中的角色，对红军的威胁日益加剧。

如在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反围剿中，红3军军长黄公略在吉安东固六渡坳遭飞机扫射阵亡；第四次反围剿的宜黄草台冈战斗中，红1军团前沿指挥所被飞机投弹击中，总指挥林彪险些中弹；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国民党空军对苏区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红一方面军总部驻地进行轰炸，其中一颗哑弹就落在毛泽东主席办公地附近，另一颗炸弹则将时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当场炸晕，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迫使临时中央政府从叶坪迁址沙洲坝；但国民党空军并未罢手，根据叛徒提供的情报结合飞机侦察，又对沙洲坝地面建筑物连续轰炸了3天，迫使临时中央政府再次搬迁到云石山。

在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长征后，国民党空军对红军主力的动向实施了不间断侦察，并且积极配合地面部队对红军进行扫射和轰炸，在湘江，百丈关等重大战役中，都给红军造成很大伤亡。这些惨痛的教训使得党组织迫切想在国民党空军内发展关系以获取相关情报。

这时组织上了解到胡春浦有一个同乡在中央航校任教官，且从他们平时的书信来往中，了解到郑少愚的政治抱负，遂派胡春浦来做郑少愚的工作。由于航校纪律严格，郑少愚只能在每个星期天从20里外的笕桥赶到杭州城与胡春浦见面。在他的影响下，郑少愚最终决定申请入党。经党组织严格考察后，并由胡春浦、吴懋德介绍，郑少愚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国民党空军中第一个入党的飞行员。为了保护他，上级规定郑少愚只与胡春浦保持单线联系。郑少愚入党的前后正值中央红军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长征的革命低潮期间，在全国“红军损失90%，党组织损失90%，南方苏区损失100%，白区地下党组织损失100%”的革命低潮期间，就是在这样极端险恶的条件下，即使在党组织内也是叛变者有之，不听招呼者有之，消极动摇者有之，在党内另立派别者亦有之。在革命陷入困境、处于低潮、前途未卜的情况下，郑少愚义无反顾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和工农大众站在一起。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宣示了自己的崇高信仰，成为一名用行动践行信仰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郑少愚入党后，向党组织提供了大量极有价值的情报，其中包括国民党空军的机构组成、战术技术特点、行动方案等各类情报，这些来自国民党空军中枢的情报，最终成为了中共中央策划长征路线的重要依据之一，而在掌握了国民党空军的对地攻击战术后，红军也开始逐步地从被动挨打中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地对空作战手段，接连在于1935年7月16日在四川黑水击伤了国民党空军3中队副队长朱嘉鸿和飞行员郭诗东驾驶的303号侦察机，飞机在迫降后2人试图逃跑被当场击毙；仅仅半个月后，红军再次于8月3日在松潘毛尔盖境内击落国民党空军第5中队队长王伯岳驾驶的601号飞机，飞机撞山起火爆炸，王伯岳阵亡；11月7日红军又在天全境内击落第3架敌机，国民党空军接连折戟沉沙，不得不有所收敛，不再敢轻举妄动。在此期间，立下大功的郑少愚不但没拿组织一分钱经费，而且每月还按时交纳党费30银元。

红军根据郑少愚提供的情报连续击落的3架飞机都属于钱斯-沃特O2U-4轰炸/侦察机

红军缴获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使用的呼吸面罩和氧气瓶

但郑少愚的工作并不仅限于为党组装提供情报，1935年正值日本帝国主义策动华北事变，欲将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作为一位有着独立思考能力的爱国军人，郑少愚在《空军》杂志上发表了文章《驱逐机攻击重轰炸机之研究》，根据自己的日常飞行经验，并结合一些外文资料，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空战方法。这些宝贵的理论对其他中国飞行员之后与日机作战大有帮助。而能在专业的杂志上发表论文，这对当时的中国空军飞行员来讲，也是凤毛麟角。

郑少愚在《空军》杂志上发表了文章《驱逐机攻击重轰炸机之研究》

1936年12月12日爆发的西安事变揭开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序幕，双方同意停止内战，一致对外。1937年2月，郑少愚在给他的航校同学兼好友罗英德（后来任国民党空军二级上将，先后担任空军作战司令，空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参谋次长，空军副总司令，参谋本部特别助理等要职）的信中写道：暴日蚕食，已至华北，看来战事即将爆发，我们有用武之地了，我已向校方请求调赴部队。

郑少愚的好友罗英德，他始终都不信他的好友居然是“共谍”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揭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此时中国空军的实力有10个大队，35个中队约500架飞机，而能投入战斗的仅仅305架，其中适合空战的就更少了，才196架。而侵华日军的陆军航空兵有29个飞行战队，54个中队共549架作战飞机，日本海军航空兵则拥有13个航空队和375架陆基飞机，4艘航空母舰和130架舰载机，5艘水上飞机母舰和52架水上飞机，557架作战飞机，加上其他型号飞机日本共有约2200架飞机。日军不但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对中国空军构成了压倒性的优势，而且还有较为完善的航空工业和航空教育体系，可以迅速补充其损耗的飞机和飞行员。但中国空军虽然弱小，却也并非不堪一击。凭借着内线作战的优势和保家卫国的高昂士气，各单位纷纷北上以支援华北战局。郑少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分配到驻河南周家口的空军4大队，并在22分队担任分队长一职。

但从8月上旬开始，淞沪一带局势日趋严重。为了防止日军夺取上海，控制长江口，并沿江而上攻略南京，直下武汉，国民政府于8月13日14时紧急下令将华北的空军主力调回华东地区，以备不时之需。同日日军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事变，将侵华战争的规模进一步升级。

当中国空军紧锣密鼓地调集部队时，日军也在不断加强其空中力量的部署。8月8日日本海军第1联合航空队下属的木更津航空队由千叶县的木更津机场转场到长崎的大村机场；鹿屋航空队则从鹿儿岛的鹿屋机场转场到台湾的台北机场（今松山机场）。

8月11日日军水上飞机母舰“神威”号抵达我国浙江沿海地区。第1航空战队的“龙骧号”、“凤翔号”航空母舰也在12日从佐世保出港，驶向中国。

8月14日，中国空军第4大队（全部装备美制霍克3战斗机）奉命从周家口转场到杭州笕桥机场。同一日，鹿屋航空队和木更津航空队也接到了第3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的命令，一旦天气好转（当天长三角地区有台风，风雨交加，能见度极低，严重影响双方空中力量的作战效能），就立即出击攻击杭州，广德和南京机场。14时50分，鹿屋海军航空队石井艺江大佐接到了出击命令，18架九六式陆上攻击机每架携带2枚250kg炸弹由台北松山机场起飞后分两路向长三角扑来，由新田少佐带领9架轰炸杭州笕桥空军基地，浅野少佐带领9架轰炸广德机场。

中国空军装备的美制霍克3战斗机结构图

18时10分，杭州发出空袭警报。此时，中国空军第4大队机群已由河南周家口飞抵杭州笕桥机场。在日机来袭前几分钟，第4大队第21中队的9架飞机刚降落，因油料所剩无多正准备加油，第22和23中队的飞机尚在空中。此时，刚从南京赶到的高志航大队长接到空袭警报，立即下令：“飞机不要停车，一半起飞警戒，一半加油待机出击。”

由于受台风影响，杭州笕桥上空云高仅300-500米，空中能见度很低。18时30分，日军部分96式陆攻机群发现了笕桥机场，在500米高空开始投弹，但命中率不高，只炸中一些机场设施和2辆加油车。紧急升空的中国空军第4大队升入4000米高空后没有发现敌机，判断敌机已经降到云层以下，于是穿云下降，出云后立刻发现敌机正在杭州湾上空疏散的队形。日机这样做是为了便于在不良能见度下扩大搜索访问以期发现轰炸目标，但解散编队也等于失去了机群强大的交叉掩护的自卫火力，显露出日军无视中国空中力量的自大心态，这给了中国空军对其实施各个击破提供了良机。

当高志航在笕桥上空首开纪录的时候，第4大队第22中队在广德上空与来袭的另外一队日机机群相遇，分队长郑少愚由于在广德加油的时候落在后面，没有敢上和新田编队的空战，他不甘心空手而归，便朝着钱塘江口方向飞去搜索敌机，恰好遇到刚刚轰炸了广德，正在返航的浅野编队，郑少愚咬住飞在编队后方的鹿屋航空队第2小队2号机（小川一空曹驾驶，才田三空曹），他猛加油门追上去开火，击中敌机左发动机和机翼油箱，发动机立即停车，但油箱仅漏油并未起火，仍挣扎飞回台湾，在基隆港东北的社寮（今和平岛）灯塔附近因燃料耗尽坠毁，飞行员获救。就这样中日空中力量的首次大战“八一四空战”不到30分钟就结束了。

被郑少愚击伤后迫降在台北机场的96陆攻，飞机已完全报废

郑少愚在击落敌机后，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他不得不摸黑返航，对于几乎没有夜航设备的飞机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但他凭借着高超的飞行技能成功地返航，胜利回到了机场。

吃了大亏的日寇哪里甘心失败！第二天，也就是8月15日，日本海航出动了更多的飞机企图进行大规模的报复！当天的天气依然不佳。由于前一天中国空军多次空袭上海的日军阵地，长谷川清严令在舟山群岛巡弋的3艘航母出动舰载机，尽快压制中国空军。黎明前，日舰出动了3个攻击波，分别是16架九四式舰爆、16架八九式舰攻和13架九六式陆攻，分别直指苏州、广德和南京机场。由于天气不佳，加上受“战斗机无用论”影响，日舰出动舰载战斗机为攻击机护航。

由于密布的积雨云造成能见度极低，飞往南京的13架九六式舰攻未能发现目标，在飞了一大圈之后不得不悻悻地返航。岩井庸男少佐率领的16架八九式舰攻同样没有发现广德，他们临时决定改为攻击笕桥机场。本来日军是可能发起一场突袭，打中国空军一个措手不及，但笨重的八九式时速只有228公里，空中机动过于迟缓，在改变航线过程中分离成了两队。其中4架在天色大亮之前抵达了笕桥，引起了中国空军的警惕。第4大队的21架“霍克”3迅速起飞迎战，首先将这4架敌机击落，郑少愚正是其中之一击落敌机的飞行员郑少愚，此战他表现极其出色，他先是与僚机张光明合作，两人分别击落一架日军89式舰攻。张光明曾回忆道：“…再接近时，已认定为机群。辨认为大型双翼四架机群…我由前侧方进入攻击，用12.7mm大口径枪发射十余发子弹，该机立即着火下坠…在转弯时，见另一架敌机着火下坠。攻击之友机脱离在我同一方向空域，接近时，见机身编号为2204，乃分队长郑少愚…”接着他又配合第21中队长李桂丹合作击落一架日轰炸机。

在815空战时担任郑少愚的僚机的张光明，后官至台空军少将

随后我4大队又与接踵而来的另外12架日机展开激战。高志航大队长和飞行员王文骅分别击落一架敌机，第22中队副队长赖名汤和僚机梁天成合作击落一架，受创的日机向曹娥方向逃去。激战中高志航右臂被日机火力击伤，但他仍坚持到战斗结束后才前往医院治疗，以免影响军心。

其余9架八九式舰攻见势不妙，向云层下退去，与原定飞往苏州、此时尚未遭遇我空中力量的16架九四式舰爆合兵一处。他们改变空袭目标，决定避开有我空军主力驻扎的笕桥，转向南下轰炸距离较近的杭州乔司和绍兴机场。但由于乌云笼罩、无法识别目标，领队算错了里程，意外飞到了中国空军的秘密前进基地、位于浙江上虞的曹娥机场上空。九四式轰炸机立即俯冲并投下炸弹，我机有6架在地面被炸毁，只有5架成功起飞迎战。这5架攻击机将1架刚刚投完弹的九四式打爆。残余日机见已丧失突袭条件，遂也悻悻而归，朝杭州湾外海的航母返航。

8月15日空战，3艘日军航母累计出动舰载机45架，在空战中损失八九式舰攻6架、九四式舰爆1架，另有2架八九式舰攻和1架九四式舰爆在中弹后坠入杭州湾，飞行员被驱逐舰救起，飞机损失接近1/4。“加贺”号起飞的攻击队中，有1/3的飞机中弹；另外从九州飞来的木更津航空队的九六式陆攻也损失4架。这是日本海军航空兵自创建以来的最严重损失。长谷川清在战报中被迫承认：“作战将会相当艰苦。”

4大队的分队长乐以琴在当天的空战中宣称自己击落4架敌机。在当时为中文媒体争相报道。但据他的战友张光明（台湾退役空军少将）回忆：“当乐以琴兴奋地向大家宣称他击落了4架敌机时，我与郑少愚相视一笑，心中想的大概都一样，日机都被你一个人打光了。”

1937年9月4日，郑少愚单机2209号霍克3在执行侦察任务中遇敌机5架围攻，寡不敌众，战机油箱被击中起火，迫降于杨林口附近，他也身负重伤。他的手、面部、头部均被烧伤，腿部也中弹，被我军士兵奋力救出，紧急送往苏州重伤医院救治，后转至芜湖戈矶山医院。

但他在伤势稍好转后就立即归队，参加了武汉会战。1938年2月18日，日军以38架飞机袭击武汉，中国空军奋起迎击，时有苏联航空队也参与配合，空中激战12分钟，日军被击落11架，第四大队代理大队长李桂丹以下五位飞行员阵亡。郑少愚也参加了战斗，个人击落敌机2架。后来他又参加徐州、兰州、南昌、马当、九江多次空战后，任四大队副大队长。武汉失守后，中国空军被迫退入四川继续抵抗。

中国空军装备的苏制I-152战斗机

1939年5月3日，日军出动45架飞机袭击重庆，12时30分，驻守广阳坝的中国空军分3个编队依次升空迎敌。13时10分，郑少愚率领的第三编队率先发现敌机机群。当时敌机的队形分两层，上层两个中队18架，下层三个中队27架。郑少愚的编队在敌机机群正前方，郑少愚立刻下令对敌攻击，整个编队呈一字形散开向敌机机群猛烈开火。郑少愚发动攻击后，中国空军第一编队也在5000米的高空发现敌机机群，立即对敌发起攻击。中国空军第二编队亦从敌后方开始仰攻。

5·3空战双方参战飞机82架，其中中国空军为37架，使用的是苏制伊—152驱逐机，日军使用的是96式舰攻。这场战斗中中国空军当场击落敌机两架，敌当即毙命15人，我方损失飞机4架。郑少愚再次受伤。他也是中国空军中受伤次数最多的一人。

1939年冬，中国空军配合昆仑关战役，10余天空战10次，击落敌机4架；12月29日令郑少愚支援，30日他率机6架与敌战斗机18架战于柳州上空，共击落敌机8架。1940年1月，他晋升为四大队大队长。

7月4日，日轰炸机三批来袭，郑少愚驾驶2101号伊—152机，率31架战机迎敌，重伤日机2架。

7月5日，日轰炸机三批再次来袭，郑少愚驾驶2323号伊—152机，率23架战机迎敌。

1940年9月13日，日军轰炸机36架在30架战斗机护航下袭击重庆。中国空军第四大队长郑少愚率第3大队和第4大队伊-15、伊-16战斗机34架，编为四个战斗群迎战，在壁山附近与日机遭遇发生空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璧山9.13空战”。

经过短暂而惨烈的激战，我机伤损11架，毁13架，人员伤9员，阵亡10员，日本飞机无一损失。郑少愚在空战中飞机被击落，他也受了重伤。

但是郑少愚以惊人的毅力在伤势略有好转后再次加入了战斗的行列。他的顽强在那个黑暗的年代成为了鼓舞年轻飞行员斗志的一盏明灯。

能做到为郑少愚提亲的地步，蒋氏夫妇对郑少愚也确实是好到一定级别了

蒋介石、宋美龄均对这个年轻英武的飞将军青眼有加，郑因功勋卓著，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而宋美龄还有意为他提亲，被他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借口婉拒了。再不久，郑少愚伤愈奉命到成都空军参谋学校学习，毕业后被任命为空军总部参谋长。

周恩来也一直关注郑少愚的成长，他多次在郭沫若住所秘密约见郑少愚，每次都要求郑少愚注意安全，防止被人盯梢和跟踪。周恩来对他说，凡不需亲自驾机出战的任务，就不必去，多做指挥工作，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周恩来还直接告诉郑少愚，今后新中国的空军有待他去领导。而郑少愚总说“我现在有把握了，敌人打不死我。”。

周恩来同志对郑少愚寄予的期望颇高，希望他未来能成为新中国空军的领导者

1942年4月，郑少愚准备率中国空军飞行员前往印度卡拉奇（今属巴基斯坦）接收美国援助飞机。周恩来得知消息，立即派胡春甫传达指示立刻：争取不去印度，另派人前往。但郑少愚杀敌心切，希望立即领回新式飞机对日作战，且他认为50岁的陈纳德还在飞，自己不到30岁，还可以飞。他托人给周恩来回话，“就这一次了，今后的职责不允许我到一线了。”

4月22日，在郑少愚驾驶P43-A-1“枪骑兵”式战斗机印度飞返昆明途中，在接近著名的“驼峰航线”的印度泽波尔地区，飞机突发发动机故障，导致油箱起火坠毁，郑少愚不幸牺牲，年仅29岁。消息传至周恩来，当时在旁的工作人员事后告诉胡春甫，周公和董老闻讯，“黯然良久”。

郑少愚生命的终点：共和P43“枪骑兵战斗机

噩耗传来，举国悲痛，各家报刊纷纷发表纪念文章，《中国空军》留文记载其光辉业绩，彪炳千秋。郑少愚的入党介绍人，中国共产党的川西北地下党负责人胡春浦更是因悲痛而卧床不起。他于1942年6月回到四川渠县。他依靠渠县进步青年和抗日爱国进步人士，推动各界为郑少愚举办了隆重的追悼会。

1981年11月27日，四川省渠县人民政府追认郑少愚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