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随着BRT一号线的开通，银川市开始步入了快速公共交通时代。

个人收藏的老车票中，有一些老旧的公共汽车票，引起了我对以往银川公共汽车的回忆......

旧时银川没有公共汽车

自1929年1月宁夏省建立至1949年9月宁夏解放，民国时的宁夏各城镇没有公共汽车，皆因经济凋敝。省城（银川）内来往交通工具，主要是骡车或新式马车，亦有轮比车大的牛车，商人、士兵和公教人员或有自行车用之。骑马乘骆驼为部分人之通行工具，更多则是徒步行之，盖因畜力脚价太贵。

据查大同在《新中华》（1933年22期）所写“宁夏之闻见”记载：“全省有一辆人力车，昔由兰州拉来，遂流落于此，人不敢乘，乘之即有无数小孩，视为奇物，随车叫喊，因此车夫往往终日不获一饱”。

《宁夏通志•交通邮电卷》记述：“1934年，宁夏省道管理处长魏鸿发去京津地区购买汽车时，在北京购旧马车10辆运回银川，作为省城交通工具，曾新鲜一时，终因人口较少且生活贫困，除上层人士外，一般平民不敢乘坐。因此营业萧条，入不敷出，每月赔累甚巨，只得将马车估价分给各厅、处长等私用。”

虽然旧中国早在清末就有了公共汽车，但也仅限于京津沪穗等大城市。而当时作为西北一隅的银川，没有公共交通也属正常。

1958年银川始有公共汽车

解放初期，由于财力有限，宁夏省人民政府本着“全面恢复，重点发展”的方针，将旧政权遗留的30多辆破烂不堪的汽车，拼凑成24辆勉强维持省内物资及人员运输。

当时银川城区的公共交通工具主要是人力客运三轮车（黄包车）、马拉轿车等，乘坐者很少。

据统计，银川市客运三轮车最多时为36辆，均为私人所有。而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人口和流动人口不断增加，城市公共交通日显不足。

宁夏开行公共汽车的历史，据《宁夏史志•交通邮电卷》记载：“1958年8月1日，包兰铁路正式通车，银川始有公共汽车”。而据1958年8月5日《宁夏日报》报道：“银川市商业局和服务局为满足广大群众需要，专门设置了公共汽车，已于7月19日开始行驶公共汽车……开车时间暂定为每日上午5时半至下午9时半”。

银川市开通的第一条公共汽车线路（后命名为1路公交车），从新华街至银川火车站，后改为南门至火车站，线路长12千米，营运客车最初仅有3辆，据说还是用“解放”牌卡车改装而成。

虽说有了公共汽车，但最初的运行并不正常。

《宁夏日报》1958年所载的一则信息颇能说明问题。读者吴春澧反映：“8月8日，他和许多人要赶6点43分火车，4点多便在工委门口等5点开往新城镇的头班车，结果6点过5分车才来。因距火车开车时间不到40分钟，来不及多停，没等人上完，也没把随身携带行李装完，就开车了。结果有的人东西没带全，有的人因没上车而误了火车。”

他还反映：“8月9日，我又为赶往火车站买票，11点半就去工委门口等车，等到下一点车还没来，因火车站售票时间是12点到2点，只好骑自行车赶往火车站。”

银川市公共交通管理最初设“银川公共汽车办公室”。

1961年底，市运输公司将16辆客车和5辆拖轿移交市公用局，名为“银川市公共汽车队”，专事城市公共交通运营。

1963年3月，银川市公共汽车公司正式挂牌成立，统一经营管理城市公共交通客运业务，并投资兴建调度场地，购置车辆，扩大公共汽车营运范围。

银川公共汽车公司成立后，于1963年～1969年，又先后开通了古楼至宁夏军区的2路、西门至造林站的3路、鼓楼至宁夏党校的4路（后改至化肥厂），及老城区至平吉堡的5路、至农科所的（芦花台）6路，至永宁的9路（1972年延至王太堡）等公交线路。这些公交线路的开通，初步的缓解了城市发展和市民的需要，促进了城市与郊县及国营农场间的联系。从自治区物价委员会的一份报告看，到1966年，银川公共汽车实有18辆，线路只有1、2、3、4路为真正意义上的公交车，其余每日仅开行一、二次。

“文革”期间，银川公交车营运秩序极为混乱。

据《银川市公共交通公司发展史》记载“1971年至1976年，‘乘车难’成了银川公交的突出问题，车辆不足而且破旧失修，管理混乱班次没有保证……运行途中随时抛锚、站上乘客黑压压车辆到站不停车、乘客‘扒飞车’和‘坐回头车’等现象屡见不鲜，乘客苦等一、两个小时坐不上车不足为奇”。

银川市老公共汽车票

笔者收藏银川市最早公共汽车票25张，使用时间为1958年～1959年，票面上下印有“银川市公共汽车”、票价、站次编号及“银字”、“川字”、“市字”、“务字”、“民字”、“服字”、“广字”、、“局字”等车票编码。

车票有蓝、黄、白、粉色等色，大小有60×33㎜和60×45㎜两种，票价有0.05元0.06元、0.07元、0.10元、025元、0.30元、0.35元等。民、广、服字车票金额有大小写，而无编码。

1959年后，银川公共汽车票与今所见车票式样相似，只是宽些，票价从0.05元～0.35元不等，票面上印有“银川市公共汽车票”、金额、“上行”“下行”、站次编号、车票编码、“报销凭证”等。

据有关史料记载，最早车票价格为：“乘坐一站三分，连续一站者毎站进加二分”。到1960年后，车票已同现在基本相同了，票面上又加印了“隔班无效，遗失照补”字样，票价最便宜为0.03元，最贵0.45元。

1965年7月5日，自治区人委批复银川市人委关于调整公共汽车票价的报告，同意将1路全程票价由现行0.30元降为0.20元，2、4路全程由0.45元降为0.25元，3路由0.25元降为0.15元；月票价格相应调低。此次调价自7月6日起执行，为节约起见，原车票上加盖调整后价格章继续使用。

十年动乱，受全国改名之风影响，“银川市公共汽车公司”改名“银川市人民公共汽车公司”，原车票上“银川市公共汽车票”改为“银川市人民汽车票”，并删去了“隔班无效，遗失照补”8字，使用时间大约为1968年～1978年间，再后又改印“银川市人民公共汽车公司”。

旧时银川公交记忆

有关媒体报道：1958年开的1路公交车，由新中国制造的“解放”牌卡车改装后充当，每次乘车时售票员都要先把梯子递下来，乘客上完后，再把梯子拿上去。由于车少，一趟公交车上要挤二三十人。

当时银川至新城为土路，遇到刮风的天气，坐在公交车上的人都被刮得灰头土脸，而遇到下雨的天气，乘客各个都被淋成了“落汤鸡”。

1959年，“松花江”牌轿车替换了原来的旧车，银川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汽车。

以上记述，未能查到相关档案记载。

笔者询问了几位对银川交通历史比较熟悉的老人，阚元作先生说：“他是最早参加银川公交公司的老人，1958年时，有一辆‘万奇’轿车跑交通，以后又挂了一辆拖车，当时银川至火车站一天两跑二次”；关于“松花江”轿车，老人说：“1964年人委交际处有4辆‘松花江’轿车，以后交给了公司，这是银川最好的公交车”。

而银川公共汽车公司1964年的一份报废车辆的报告，可作为银川公交车最早使用车型的一个佐证，报告称：“我公司二辆‘万奇’车（28-50417、50418），因配件缺乏停运，1961年公共汽车业务移交我司后曾两次要求报废”。

笔者上世纪50年代出生，只记得60年代以后的银川公共汽车，现就几件经历较深之事综述如下：

过去小孩子眼中，5分、一毛钱是不小的数目，坐公共汽车一是没钱，有钱也舍不得。

到了“文革”时，社会秩序大乱，工人不上班，学生不上学，坐车的人多了。于是银川的小孩子们多了坐车的机会，乘着人多挤上车，坐上两站下车。

那时不知这叫“逃票”，就觉得好玩。

冬天下雪后，解放街西门到鼓楼的路面被车压得又光又滑，像个滑冰场，我等傻小子们又多了滑冰的乐趣，每每在天主堂处的利民街站等公共汽车，车起动后一个个手抓车尾，蹲在地上，人随车动，快到百货大楼时松手，滑行七八米后停下，待返回时如法炮制，玩的是不亦乐乎。当然也有因操作失当而摔得鼻青脸肿的，好在那时路车辆极少，并无大碍。

1972年在银川四中上学，到距宁夏军区5千米处的校农场学农，学校距农场20多千米。那天100多名同学与老师一行人，把几趟到军区的2路车挤得满满当当，转身都觉得困难，下车后还要背着行李步行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驻地，断断续续直到傍晚所有人员才算到齐。

1973年上高中时，因家距学校较远，学校开证明，每月到今展览馆对面公交公司排队办理月票，学生票每张2元，职工票4元。

1975年工作后，每日到南门外“送变电”上班，每日下午5时左右，经常看到南门广场南边银川到王太堡的9路车站前黑压压一片，一二百人为了坐上每日早晚各一辆的公共车挤得是不可开交，场面惊心动魄。傍晚挤不上去的人，或在银川亲友家借宿，或步行到永宁。

40多年前的场景，老银川50多岁的人大概都有些印象。

期间，银川市出了件希罕事，第一代女公交司机出现了，因为一起工作的师傅的妻子参与了其中。1977年左右，银川有了绞接式公交，就是俗称的“大通轿”，为缓解当时公交运力不足出了大力。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笔者家住新市区，对银川公共汽车的不便又有新感触。

毎星期天回父母家坐2路车到老城，返回时要坐4路车（2路车6点多就没了）到棉厂，再走半个多小时回到朔方路家中。

4路车21点发最后一趟，晚上7点后毎趟车都开始拥挤不堪，车到新城等车的人更多，司机不敢停车，因为停下了谁都别想走了。于是年轻的扒着车门跳上开着的公共汽车，司机把车开到无人处停下，一些乘客下车后，扒车的人再挤进车内。因为此情景经常上演，所以许多次我与妻子回家时，只得把孩子放在奶奶家，第2天再由爷爷坐单位班车送回。

还有出状况的时候：车行半路坏了，车上的人都下去推车，把车推着了再上车；实在不能动了，一车人只得下车步行，家远的需一两个小时方能到家，其艰辛现在的人很难想象。

1985年前后，银川出现了中巴车，又称“面包车”、“招手停”，由老城到新市区2.00元，比公交车贵10倍，但缓解了市内公交的压力，回家路从此方便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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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由原宁夏档案局（馆）研究馆员张久卿先生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