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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有一个叫刘世馨的人撰写了一本书名叫《粤屑》，此书分为四卷，其中记载了一起明朝时期发生在广东新兴县的奇案。一天县里新来一个姓李的知县，他准备出城，在半路上看见一个坟堆前有个女子在哭丧，奇怪的是李知县起初觉得她并没有穿白色的孝服，而是穿着非常华丽鲜艳的服装。可是过一会儿再定睛仔细一看，这女子却是穿着丧服。李知县问就问随行的人员，随从们都说老爷看错了，那就是个身着丧服的哭丧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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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知县非常疑惑，他觉得自己一开始没有看错，女子确实没有穿丧服，于是就命令衙役将这妇女带回衙门等候审问。回到衙门后，李知县开始审问这个妇女，妇女说：“我那可怜的丈夫刚刚病死，这是左邻右舍都知道的。今日正做‘七七’，所以我才会在坟前奠祭，敢问大人，我哪里会穿艳服啊？”于是李知县传女子的左邻右舍前来问话，四邻都说这个妇女的丈夫确实是病死的。这时李知县仍然觉得不对，他确信自己一开始没看见妇女穿丧服，所以还是不肯释放这妇女。妇女死了丈夫后，家里没有人来帮助她，邻居见妇女可怜，而李知县又如此固执不通情理，于是就帮这个妇女出面，到上一级府衙告状，告发李知县“无故拘押寡妇”。

知府发下文件，要求李知县在半个月内放人，并且如果查不出妇女的犯罪情节，李知县就会被按照“故入人罪”处罚（类似今天的行政处分，严重的会革职罢官）。这下李知县慌了手脚，豁了老命亲自化装潜出县城，到附近一带走访调查，但是一连查了好几天，都是毫无收获。

有一天傍晚，李知县在调查途中正好遭遇小雨，看见山脚下有一间草房，于是跑过去请求屋主暂留躲雨。房屋的主人是个中年村妇，好心让他进了屋。李知县自称是路过的外地算命先生，请求能否借宿一晚。这时那村妇的儿子恰好回家，于是李知县取出一点银钱，请村妇准备一点饭菜，朴素又好心的村妇笑着说：“我家又不是开饭店的，只有鞋粗茶淡饭而已，客人您不嫌弃就行了，怎么可以让您破费呢！”李知县见这家人这么实诚，一来二去的大家开始热络起来。

晚上李知县和妇人的儿子喝着老酒，聊一些天南地北的闲话，酒过三巡，那儿子醉醺醺地问李知县：“你是从城里来的，那你知道现在的知县吗？”李知县说：“知道啊，好像是个姓李的。”那儿子说：“这李知县真倒霉，因为他很快就要因为那个女人的案件被罢官了！这事哪怕是青天大老爷包公再世也搞不清了，可是呢，偏偏只有我才搞知道真相！”

听到这里，李知县立马精神起来，那儿子越说越得意，甚至拍着桌子说：“老实告诉你，我实际上是靠做小偷来养活老母亲的。那天晚上我正好去打探过那户人家，看见屋门虚掩，没有锁上，于是就闪进门去想拿点钱财，还没等我下手，这时就见本地的一位武举人老爷进来，我只好躲到暗处观察。这武举人老爷一进门，就跟那女人卿卿我我，如胶似漆，这女子也全然不顾那生病躺在里间床上呻吟的丈夫。过了一会儿，那女人说药已经煎好了，就端着一个铜勺走进去，把勺里的东西一口倒进去那病衰丈夫的嘴里，只听见丈夫惨叫一声就没了气息。我定睛仔细一看，下去我半条命，只见那铜勺里的是不是汤药，居然是刚熔化的锡液！我实在害怕，找个机会赶紧溜走了。我是唯一的知情人，却可惜不能去官府告发作证。”

李知县听了心中大喜，问那儿子：“你为什么不去告发？”那儿子说：“我可是个贼啊，我去告发，谁会相信我说的？这岂不是自投罗网？”李知县见这妇人的儿子本质不坏，只不过是为了养家中老母才做行窃之事，老妇人也是个善心人，于是劝告那儿子：“小偷行窃之事始终不是长久之计。我和你一见如故，这样，明天跟我进城，我的行李里有点银子，送给你做个买卖本钱吧！”那儿子一听也很高兴，于是就答应了。

第二天李知县就带着那个小偷回到县城，要他先等一下。李知县自己就先回到衙门，然后派出衙役把那小偷也带进来。在后堂里那小偷看到昨天和自己喝酒吃肉的算命先生原来就是知县，大惊失色，叩头不止。李知县笑着扶他起来，并交代他在审讯那女人和武举时出庭作证，小偷连忙答应。

于是知县又派出衙役去抓武举和妇人到案。开始武举和妇人还百般抵赖，直到那小偷说出一番证词，把当晚的事一五一十说得十分详细，吓得武举和妇人腿都软了，但还是不肯承认。李知县见二人还不死心，于是下令开棺验尸，果然发现死者喉咙被锡块堵塞。原来这是那个武举出的主意，为了不妨碍他和妇人私通，居然用这么恶毒的方法害死病重的丈夫。之所以用锡液，是怕用毒会被人看出来，用锡就不会被发现。而那个向府衙告状的邻居，也是武举指使的。

李知县按照法律判处了这对狗男女，并给那个作证的小偷一大笔钱做买卖。这个案子奇就奇在，如果不是李知县路过时看花了一眼，根本就不会怀疑到这女子，也就不会深究到底，那死去的丈夫就不会沉冤得雪，好就好在他能亲自去摸查线索，巧就巧在他阴差阳错碰到了唯一的在场证人，小偷同志。或许，李知县看花了眼是九泉之下不瞑目的丈夫之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