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上承东晋十六国、下接隋唐，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文化交汇、民族融合的特殊时期，其中南朝更是一个辞赋兴盛的年代。然而南朝文风大多辞藻华丽、内容空泛，形同一张漂亮的画皮却毫无气血温度。

然而在诸多南朝辞赋大家之中，江淹堪称独占鳌头。据传刘宋时期的国子博士檀超才高八斗、目中无人，自视天下才气被他独自占尽，浑然不将他人放在眼里。时人将檀超与东晋名士郗超，这两位同为高平的乡里，并称为“高平二超”后，檀超还颇为不服，不屑与郗超齐名。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眼高于顶的任务，在某日偶然拜读了江淹的文作之后，竟也心悦诚服的甘拜下风，并为其引荐。

不过，正是这样一位写下了《恨赋》、《别赋》等千古奇文的文学家，到了晚年却极少动笔写作了。即便偶有文章，也远远比不上年轻时候的才气了。故而南朝文学批评家钟嵘在《诗品》中，将江淹的才气变化解释为“五色笔”之故，并因此引申出江郎才尽的典故。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其实当我们将视野放入南朝那段政权更迭频繁的动荡岁月，或许就能洞悉一二。

江淹生于宋末，逝于梁初，活了六十多岁。他前半生仕途坎坷，但却文坛得意；后半生官场畅顺无比，却再难有闲暇提笔文章了。之所以会出现如此情形，或许源于他前半生保守生活沧桑疾苦，后半生便不愿重蹈覆辙，最终将更多的精力和智慧放在了仕途之上，而懈怠了文学造诣的练习。

在世家豪族把持权力中枢的东晋南朝时期，江淹堪称是一个异数。他少时贫苦，13岁时父亲就已逝去。但他聪慧好学，6岁即可作诗，到了20岁时已经开始步入仕途。只是他的仕途之路起初并不平坦，并且大多凭借才学名气跻身于 高层贵族圈。

江淹最先在刘宋末年担任建平王刘景素的幕僚，然而没过多久就遭人诬告贪污受贿，被关进了牢狱之中。愤恨难平的江淹在大狱之中酣畅淋漓的写下了长长的申冤信，让看到新建的刘景素心潮澎湃、颇受感动。最终刘景素决定释放了江淹。只是，当时在宋废帝刘昱治下，刘宋朝局混乱，刘景素因此蠢蠢欲动，与几个心腹密谋起兵造反。江淹觉察之后，连续给刘景素写了15个诗，劝谏其赶紧收手。当然，此举招致刘景素反感，江淹被刘景素贬斥为建安吴兴令。最终刘景素兵败身亡，江淹却因被贬斥，总算逃过一劫。

离开刘景素之后，江淹始终徘徊在底层任职，郁郁而不得志。他的许多经典代表作都是在这一时期诞生的。随着大量辞赋的流传，江淹的名望越来越响。到了刘宋末期，萧道成专权的时候，因其听说过江淹的大名，将其调任建康，任为尚书驾部郎、骠骑参军事，开始受到重用。从此，江淹在官场坦途一片，开启了他开挂的仕途之路。

南朝时期，战乱频繁。宋、齐、梁、陈四朝更迭，江淹经历了两次，却始终伫立未倒。一朝天子一朝臣在他这里，似乎已经失灵了。

萧道成把持刘宋朝政大权，引发荆州刺史沈攸不满。沈攸起兵反萧道成，引其萧的忧虑。此时，萧道成想起了经常在一起谈笑风生的江淹，便向其征询局势。江淹慷慨激昂、眼光毒辣且思路极其清晰，对萧道成说：“公有五胜，彼有四败。”，并建议其如何去做。听闻江淹之言的萧道成信心爆棚，第二年沈攸果然战败。

原本，萧道成就很喜欢品读江淹的文章，经常赐予江淹酒食，并出题要求其当场作文。江淹总能不慌不忙的，一边吃肉喝酒，一边提笔作文。经历了沈攸之乱后，萧道成愈发看重江淹了，并将军中几乎所有的文书都交由他起草。后来齐朝建立之后，江淹担任过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御史中丞等官职，并曾主持编纂过国史，一直身居高位。

为顺利篡夺刘宋帝位，那份《齐王让禅表》就是萧道成让江淹执笔所作的。不仅是萧道成，后来的齐明帝萧鸾、齐炀帝萧宝卷都对江淹敬重有加。萧鸾称赞其为“近世独步”。而到了萧宝卷时期，在崔慧景造反围困建康之时，许多朝臣都出城投奔之际，江淹却以有病在身为由头，躲在家中纹丝不动。最终崔慧景被萧懿击败，萧齐的江山暂时保住了。

不过江淹的抉择更多的是处于超绝的政治嗅觉，因此到了萧衍攻打建康的时候，原本卧病在身的江淹却选择了投奔萧衍，并在萧衍大胜建立梁朝之后，再次成为从龙之臣，被封为侯爵。梁朝建立3年之后，江淹去世。

从江淹的后半生，我们可以看个一个在动荡不安的朝局中，始终抓住事件发展关键节点的出色官僚形象。或许，江淹后来将太多的精力放到了如何在动荡朝局中自处了，懈怠了文笔的磨砺；又或许，他在仕途坦荡之后，早已不需要才名开路，反而更愿做一位低调、平庸的臣子，可以安心的身居高位，过着锦衣玉食的日子。

如今我们早已无法考证，江郎才尽那个成语的真实来源。如若真的是从江淹之口，诉说一场梦境开始，那么或许这个典故本身就是他充满智慧而甘心背负平庸之名的证据。大智者若愚，莫过如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