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代君王之中，评价高的往往是那些在位时间长久，统治疆域辽阔的有福之主。但历史上却有一个皇帝在位时间只有短短的五年，却被认为成扭转了历史洪流的巨人，他就是被史学界称为“五代时期第一明君”的周世宗。

甚至到了现代还有人“纲举目张”的概括了这位生于乱世、长于乱世、在位时间寥寥(相当于现代的一届任期)、而且也并没有终结乱世的君王有着如何伟大的一生：论功绩，周世荣比不上秦始皇和汉武帝；论名气，周世荣比比不上唐太宗和宋太祖等。但柴荣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完美的皇帝，为人为政都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关于周世宗，后世流传最多的就是他那句豪言壮语：

“寡人当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足矣！”

此外就是很程式化的、也很场面的各种伟人传说。比如说，有一次，周世宗在宫中宴请臣僚，入席之际他指着几案上的佳肴对着文武百官感慨：

“朕于宫中食珍膳，深愧无功于民而坐享天禄，既不能躬耕而食，惟当亲冒矢石为民除害，差可自安耳！”

而更实惠的则是周世宗在位期间下令废除了正税外的一切不合理税收。

如此勤政爱民的君王理当得到后世的敬仰，所以史学巨擘司马光曾经很钦佩的说道：

“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

周世宗的名声越传越好，直到八个世纪以后，历史学家钱大昕仍旧遗憾于后周国祚短促，并在《十驾斋养新录》替周世宗的英年早逝感到惋惜，认为：

“周世宗之才略，可以混一海内而享国短促，坟土未干，遂易他姓”。

但是要注意的是，司马光和钱大昕虽然都高度评价周世宗，但是两个人评价的角度完全不同。司马光主要从个人品质上观察，认为周世宗是一位仁厚而明智的君王；而钱大昕则认为，周世宗雄才大略，除了时间，几乎拥有了一切，如果能够得享天年，那就可以终结乱世。也就是说，司马光和钱大昕对周世宗的评价其实根本就不一样。那究竟谁说得对？我们分析一下相关的历史。

一代影视宗师胡金铨的争议之作《天下第一》。该剧以周世宗为男主。

在那个时代，该剧的服装、道具、化妆可以说考据精良。

如果我们把欧阳修和后来的宋代历史学家留下来的记录看一下，就会发现，周世宗确实是个好人，但是却没有能够成为一个“明君”，尤其是财政和人事方面更是乏善可陈。

后周朝中的主要将领仍然是后汉、后晋时期的宿将，对于这些盘踞在汴梁以东的诸侯，周世宗几乎是无法控制。因为这些人在之前的藩镇系统论资排辈比他的养父周太祖都还要高，而且大多数认为“郭雀儿”一家都是很低端的人口。要知道当时汴梁的军事系统基本上就是来自于后唐的沙陀的军事系统，而这个系统还部分保持着来自突厥的武士阶级划分。像周太祖这样的“新来的”，在这个系统当中其实是被边缘化的。所以后周取代后汉是五代几次篡夺中间最脆弱的一次，所以在周太祖上台以后，同时就面临东部、北部、南部三方面的进攻。最后在北部形成了后汉的延续，也就是北汉朝廷，而后周始终无法彻底消灭这个历史遗留问题。所以在五代的几个中央王朝中后周的疆域是很小的。

周世宗改变这种体制的唯一能做的努力就是增加了禁卫军，也就是日后宋太祖所属的那支军队，这也是后来宋朝禁军的前身。但是由于供养这支军队需要巨大的财政支出，而后周在疆域缩小、民生凋敝、各藩镇又不大听话的情况下，就很难长期维持这笔支出。为了弥补财政上的缺口，必须进攻南唐，夺取江淮间税收来源，也就是“以战养战”。顺便说一句，宋太祖的发迹也是从这场战役开始的。但是说到底，后周的“一生之敌”还是那个被他们赶到山西，但是又无法灭亡的后汉-北汉。自秦王扫六合以后，夺人江山但又无法亡人社稷，这是很不吉利也很危险的事情，下场凄惨的会被对方反杀，比如“少康中兴”；运气好的也就是和曹魏篡汉一样，比对方多活不了多久就被第三方势力取代。所以，周世宗那场被认为是最优秀的战例“高平之战”也可以说是在替养父周太祖郭雀儿做善后。但这次战役也仍然没有能够解决北汉朝廷对后周虎视眈眈这个问题——后汉-北汉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比后周还要长寿。从个人角度看，高平之役确实算得上周世宗一生最大的胜利，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这场战争和后周大多数的成就一样，胜利的非常不彻底。实际上这只是一次普通的遭遇战。

纵观整个战局，周世宗的表现固然英武沉着，比如在面对自己的将领阵前降敌他也依然能够做到镇定自若，不乱阵脚，使得涣散的军心得以再次凝聚。但是，在北汉骁将张元徽被阵斩，全军士气低落，后周军乘着越来越大的南风猛烈进攻时，北汉主刘崇也亲自挥舞旗帜，同样镇定自若的指挥，并全身而退，可知在当时双方的统帅在勇气上可以说不相上下。高平之役结束以后，汴梁和晋阳两地之间的对立仍然依旧，双方都没有改变原有的形势。所以冯道才会认为这是一次无意义的战争，而且觉得周世宗以为自己可以跟唐太宗相比实在是不知好歹。冯道为此有些鄙视他，其实是非常有道理的。《旧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六（周书）列传六》：

“太祖崩，世宗以道为山陵使。会河东刘崇入寇，世宗召大臣议欲亲征，道谏止之，世宗因言：‘唐初，天下草寇蜂起，并是太宗亲平之。’道奏曰：‘陛下得如太宗否？’世宗怒曰：‘冯道何相少也！’乃罢。”

《旧五代史·卷一百一十四（周书）世宗纪一》：

“冯道等以帝锐于亲征，因固诤之。帝曰：‘昔唐太宗之创业，靡不亲征，朕何惮焉！’道曰：‘陛下未可便学太宗。’帝又曰：‘刘崇乌合之众，苟遇王师，必如山压卵耳。’道曰：‘不知陛下作得山否？’帝不悦而罢。”

当然，这里周世宗真正的优点也体现出来了，那就是宽容、听劝。

之后周世宗对辽国的北伐和攻陷三关也跟高平之战一样，实际上是雷声大雨点小——既没有收复燕云十六州的，也没有改变后周和辽对立的基本形势。如果周世宗不是英年早逝，而继续向渔阳、幽州深入，辽军的大部队就肯定会出来迎战。这时候，十几年之后的高梁河之败会不会提前上演，就是只有天知道。如果惨败以后，会不会重演不久前晋出帝亡国、耶律德光进入在汴梁的一幕，也难以预料。要知道，高梁河之败是在宋太宗已经扫平强藩、灭亡了后蜀、南唐，并把禁军从人事到装备都重新升级之后的事情。可以说宋太宗北伐时带领的禁军比周世宗的人马在各方面都要精锐的多。而且最重要的是宋军一直斗志高昂：将士们都英勇无畏，反倒是宋太宗一直非常谨慎；而周世宗北伐时在的时候，麾下各军几乎是被胁迫而来。也就是说宋太宗虽然一败涂地，但是宋朝的天下却依旧安然无恙；而如果是周世宗铩羽而归的话，那么十有八九就会发生政变，这样的话，周世宗恐怕连善终都得不了。

周世宗“雄才大略”的传奇是在周宋易代之后才出现的。那是因为宋朝君臣为了强调那场光荣革命的合法性，在神话自己的同时，也必然要神话一下自己曾经与之共命运的前朝。

毕竟，提利昂兰尼斯特告诉我们：

Historyis power,who has better history?

谁能有更好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