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在20世纪上半叶，所有到过西藏的人都对城市中有如此多的乞丐，而且乞丐的社会地位竟居于屠户和五金工人之上感觉吃惊与不解。

图为西藏改革前，70岁的老乞丐寻珠带着他残废的孩子在街上求乞。摄影/陈宗烈

二十世纪20 年代，法国藏学家大卫·妮尔扮作朝圣的乞丐，她看到了社会最底层的景象：“十几顾客睡在屋檐下，所有的人衣衫褴褛，浑身积满污垢。他们的食物也很粗糙，始终不稳定，也不太丰富。所有的人都不从事任何技艺，而且也不想这样做，他们都以飞鸟的生活方式，以他们每天在城市中或沿大道上所能觅得的一切为生。”

1929年，随吴忠信入藏的朱少逸虽然只在拉萨停留三日，但依然注意到了拉萨一种不可思议的现象，他在《拉萨见闻记》中说：“无业游民宁为乞丐，不愿做工人。就宗教观点而言，屠户杀生，其列为最低级还说得过去，而轻视五金工人，只能奖励贫民不事生产，习惯于偷懒。”

在那个依然相对封闭的高原岁月里，凡曾至拉萨者，盖无不惊讶于乞丐之众多。英国人贝尔的《西藏志》中有专门一章叙述西藏的乞丐。他说有些刻薄的批评家竟然谑称拉萨只有三种居民：妇女,乞丐和狗。他认为“西藏乞丐专以乞食为生，其祖若父世世业业如此，是乞丐已成为世袭也。”

图为1957年，日喀则镇的乞丐群。摄影/陈宗烈

在藏语中，“邦过”、“坐木亚用”意思都是“要饭的”。乞丐曾是西藏社会一个特殊的群体,作为一种职业则由来已久，西藏社会的宗教信仰催生了乞丐阶层，西藏社会的等级制度保证了乞丐的生存，而西藏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水平又维持了乞丐群体的生存方式。

图为1957年，拉萨街头的“另类”乞丐。戴着脚镣的人是“囚犯”。

西藏乞丐的起源应该与佛教和印度教影响有关。《金刚经》中说：“若有人以满量阿僧祗世界七宝，持用布施。” 人们最初给予布施的对象只有僧侣，佛祖在传教生涯中，也以接受布施维持教会的发展。给僧侣以布施是百姓信仰中最基本 的行为，所以乞讨也是僧侣天经地义的行为，他们应该是西藏乞丐群体的源头。

西藏百姓向俗人布施则多少与各种西藏传统巫术习俗有关。在西藏各地都有一种称之为“打鬼”的习俗，这种习俗的程序和“鬼”的真实身份非常清晰地说明了为什么在西藏人们对乞丐一定给予布施，他们布施乞丐一方面要乞丐作为“替罪羊”为他们赎罪，另一方面是惧怕来自“鬼”的诅咒。另外，对庆贺群体需求也是乞丐得以存在的一大原因。

图为拉萨的乞丐

在生产力低下的社会里百姓对自然灾害的抵抗能力很弱，加上深重的乌拉差役和残酷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得很多人不堪重负而破产，由于雪灾、水灾和地震等自然灾害而外出流浪的农民和牧民也不少。这些人通常没有土地、没有房产、不从事生产劳动，也不承担差役，这些破产的差巴和逃亡的堆穷和罪人，成为乞丐最大的来源。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临时乞丐的存在，西藏男女有时会声称自己死而复活，以此乞求布施，而由于拥有不付差税与经营灵活的自由生活方式，也间接造成了西藏乞丐众多，——20世纪30年代，据朱少逸有些夸张的估计，全拉萨的乞丐为数不下数千人，几乎占全体市民三分之一。

图为拉萨曾经的贫民窟——“邦”村的乞丐群。

拉萨乞丐有组织，亦有例规。

初来拉萨者，只要定期对全体乞丐作一总布施， 其后外出时，乞丐便不在穷追，如若追时，以已布施告之，亦可解围。

乞丐向人乞讨，除了伸舌头外还以两手举其拇指，意思为被恭维的人是一等人物，应该给予金钱布施。

乞丐大都住在靠近西门的地方，这里还住着杂役、流浪汉和天葬师，他们的房子外墙有牦牛角嵌入，这种用牦牛角装饰的房子或围墙大概是乞丐部落的象征。

乞丐们“工作”的时候，则往往聚集在通往进香地点的神路和城市的大路上，英国人钱德勒也在《拉萨真面目》中也描写了在八廓街的广场上弹着六弦琴卖唱的歌手和跳舞的孩子。

在拉萨，有部分乞丐还有固定的营生和生存的手艺，与破落贵族的无所事事和乞食者强行索取不同，他们尽管没有土地、房屋和牲畜并借住在别人的屋里，但主要以依靠卖酒、织袜、编头发、当裁缝等零活为生，唯有生意不好时，才兼作乞丐，算作乞丐群体中生活比较小康的一群。

图为拉萨的乞丐

文字整理：白云苍狗 图片来源：西藏老照片

参考文献：周晶 《20世纪初拉萨乞丐群体的生存方式研究》以及网络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