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国战争结束了袁世凯的皇帝梦，被武力拥上台的袁世凯被另一种武力逼下了台。然而，推翻袁世凯的人们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建立起新的统一。于是，在旧的统一已经被推翻和新的统一尚未到来之间，出现了一个军阀割据时期。

军阀是一种封建势力，但也有着异乎寻常的特点。第一，在他们手里，本是民国政府统治工具的武装，变成了一己之私的财物。第二，私有的武装又分割地方，形成了私有的地盘。因此，军阀统治的实质是实力之下的武治，它比寻常的封建统治带有更多的动乱性和黑暗性。

人们常把李鸿章、曾国藩视为近代军阀的鼻祖。但湘军与淮军还得听命于清政府，清政府也可以对李鸿章、左宗棠这样的“常年总督”随意进行调动。追溯历史渊源，从绿营八旗到辛亥革命之后的南北军阀，湘淮军不过是军阀割据的中间环节。在袁世凯没有做皇帝之前，各路地方势力还维持着一个统一的形势，军阀势力之间的纷争，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袁世凯死后，留下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真空，黎元洪继任总统，但实权却掌握在军阀手中。

护国战争之后的中国，是北洋军阀和南洋军阀两大军阀官僚体系的天下，天下的“政客”与“名流”大都依附于军人。北洋军阀主要来自于袁世凯的小站旧人。据统计，小站练兵时，大小参谋军官有58人。在民国初年，这一群人中先后出了2个总统，3个总理，10个陆军总长、次长，2个巡阅使，23个护军使，以及众多的师长、旅长、团长。这些人组成了所谓的北洋袍泽。

西南军阀则多由辛亥革命后的都督演变而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曾参加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有的还曾参加过资产阶级革命派政党，充当过革命的角色，如唐继尧，早先留学日本参加了同盟会，回国后曾参与策划组织云南重九起义与护国运动。但在同北洋军阀的武力对抗中，他们自身也变成了军阀。他们以自身的变化反映出中国近代社会的山重水复。

孙中山先生在护法运动失败后说：“南与北如一丘之貉”，就军阀的本质而言，他们对近代施惠的破坏并没有什么两样。但北洋军阀和南洋军阀又各有其特点，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一）北洋军阀始终操纵着北京政府，打着“统一”的旗号，颇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势。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皖、直两大派系，以及后来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其内部的勾结与对峙，主要是围绕着争夺中央政权而展开的。而西南军阀以滇、桂、黔系为主，包括川、粤、湘在内。它具有相对地独立性，但始终是地区性的，就军阀的地位而言，它是从属的，形成的年代也比北洋军阀晚。

（二）西南军阀大多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护国运动有或多或少的关系，而北洋军阀一开始就是以镇压革命运动起家。这个差异与当时中国社会变迁的诸多因素有关。这是因为在中国近代，新兴力量首先是从南方开始，而后由南向北。辛亥革命中的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都发生在南方而后震撼全国。二次革命期间，反袁的势力主要在江西、江苏等地，也是南方。也正是因为起家的目的不同，北洋军阀具有更浓的封建性，西南军阀具有更多的近代性。

（三）由于西南军阀和北洋军阀所处的地位不同，故二者在对外关系上也就不完全一样。北洋军阀控制着中央政府，可以代表国家与帝国主义缔结卖国条款。皖系、奉系军阀与日本相勾结，直系与英美关系密切、西南军阀与帝国主义的直接关系不太明显。就这一点而言，西南军阀的罪恶比起北洋军阀要小得多。

从护国战争到1928年张学良在东北“改旗易帜”，大大小小的军阀佣兵自重自称派系。大军阀往往网罗小军阀以壮声势，小军阀常常投靠大军阀以求自保。各路军阀合纵连横矛盾不断，以至于形成了“一年三小仗，三年一大仗”的格局。频繁的战乱又造成了政局的动荡，控制中央政府的军阀头目像走马灯一样，从1912年到1928年的17年间，内阁变更了47次，正所谓“你方唱罢我登台”。

中国近代军阀的产生和割据是世界各国近代社会里不曾有的特殊景象。鸦片战争后，西方帝国主义的东来和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使得自然经济因侵蚀而开始分解。但这个过程又是长期缓慢的、不平衡的。

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充分却使得分解了的自然经济因没有出路而再次重建，再加上落后的交通形成的天然屏障，使得沿海的经济变化同内地的停滞闭塞共存，因此占据优势的仍然是地域性的农业经济。

而正是农业经济的自给自足性为军阀割据提供了生存的物质基础，由于社会生产的不发展，农业人口没有出路又为军阀割据混战提供了富足的兵源，北洋军阀与西南军阀就这样顺着历史走到了前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