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间五千年：来自四邻八坊、涵盖上下五千年的奇谈史趣及文化话题
在不少人的认识中，民国时期的我国“大师辈出”，似乎那时候的教育水准比今天高多了；
如果说“乱世出英雄”，其实晚清民国时期正是我国教育事业上的一段“乱世”，当时的许多杰出学者正是时势中的“英雄人物”，但这并不代表繁盛时期就不会再有“英雄”了。
在教育事业整体提升的情况下，同样的学识在当代就难以“鹤立鸡群”，因而造成了今天人才不易拔尖的假象。不过，我国近年来在各领域上的大幅提升，早已事实上驳斥了这样的“假象”：没有大量拔尖的人才，何来今天世所公认的发展？
虽然如此，我们却不能否认晚清民国时期对教育事业的贡献，因为那是当代教育事业的巨大铺垫。在国力孱弱的那时期，科举制度也结束了，当时是如何保持着教育事业不致断档呢？
熟知历史的部分人会知道，梁启超的学识是“先国学后西学”，而他的老师康有为则是“先西学后国学”。由于晚清时科举制度的“八股文”局限，导致学识渊博的康有为考试三年才中秀才、再考了十七年才中举人。
而梁启超呢，11岁就中秀才、17岁就中举人，他拜康有为为师的时候，实际上是以举人的身份拜一名秀才为师。
晚清另一名臣曾国藩也曾在科考场上屡屡折戟，可是这并不妨碍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国之栋柱。由此看出，那时期的科举制度对人才选拔早已弊端百出了！
除了考试内容上的局限外，晚清时的考场舞弊也非常严重，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闱姓”这样的博彩赌博，赌的就是中榜者的姓氏。
基于巨大的利益，许多考官及阅卷老师就与庄家勾结操控赌局，导致许多该上榜的人上不了榜、被高额押注的庸才却往往能高居榜首。
与此同时，晚清时的清政府开始往外派遣留学学童、在国内兴办西学，科举制与西学的巨大冲击引起了不少有识之士的思考，越来越多人开始对科举制失望，开始倾力转向了“新学”教育。甲午战争的失败，最终兴起了“西学热”，自那时候起，科举制度就已事实上被判“死刑”了！
1905年，清政府终于正式终结了科举制，“闱姓”这样的博彩也随之消失，不过数十年下来后，因“闱姓”造就的富豪却不在少数，成了清末“最先富起来”的一批人。这些人积累了巨额财富，没有科举制后，钱总得有地方去花呀，不少人就办起了企业，后人称之为“闱商”。
比如广东的“闱姓”创始人刘学询就开设起钱庄、自来水厂、饭店，产业遍及广州上海等地，还联合地方巨商成立了商务局，成了当时的商界代表人物。
在孙中山的革命过程中，刘学询又成了谋划两广独立的推动人物之一，利用他在商界的地位出钱出力，他的一举一动均对当时的企业及富商产生了带头性的影响，不少企业及富商后来都成了教育事业的重要资金赞助者。
科举制结束后，也留下了一大批科举出身的地方士绅，当年，举荐学子、在乡试中决定学子命运的主要就是这些人。
没了科举制，部分地方士绅一度颓废、怨天怨地，也有部分人开始了积极的反思，利用自己在地方上的影响力举荐乡间才俊——送他们出国留学。
早年间的留学是有政府资助的，资助名单就由地方上有资格的乡贤士绅举荐、最后由政府审核。可是不可能所有人都能获得政府资助，其中的部分人就只能转为自费，资金来源也多来自地方豪贤：其中有免费资助，也有贷款形式的，总之若没了这笔启动资金，许多人根本就出不了国。
在这事情上，许多过去的“科举老人”其实并非刻板老学究一个，对于下一代才俊的培养，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贡献出了自己的余热。
后来抗战爆发后，大量归国留学生们实际上也无力偿还当年的资助金，这笔无以数计的金额最后都不了了之了，其实这也是许多地方士绅放弃了追偿的结果。
大约在1914-1922年间，我国的民营企业出现了一段“黄金时期”，那时候的社会环境给了企业家们相当大的创业自由。
晚清状元张謇就是早期的代表性民营企业家之一，由于经历过科举制的洗礼，张謇对科举及新学的优劣是很有发言权的，因此在创业成功后，他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办学。
民国十年，在张謇创业的南通出现了我国最早的民营师范学校，后来又相继出现了南通女子师范学校及与之配套的幼儿园、小学等，依循的都是西式的新学教育模式，而师范学校的整个制度更是从日本照搬。国学大师王国维、画家陈衡恪(陈寅恪的哥哥)都曾任教于张謇创办的学校当中。
除南通人张謇之外，当时无锡的荣氏兄弟、厦门的陈嘉庚均通过企业办学，为我国培养出了最早一批的西学人才。
民国时的商务印书馆也是一家民企，那里就承印了民国时期绝大部分的教科书。在教科书的选材上，商务印书馆也对当时学子的教育质量起到了巨大作用，在企业盈利及兼顾教育启蒙、提升近代中国文明水准方面，商务印书馆已远远超脱出了它的企业责任！
民国之后，与民企“黄金时期”并存的还有一段军阀割据时期，当时全国各地基本都是军阀各自为政、仅名义上归附北洋政府而已。
为了保障自己治下地区的发展，许多“军阀大老粗”也是努力办学的，他们办的许多学校都成了当代许多名校的前身。
比如1923年，张作霖就在东北办了东北大学，每年拨给东北大学的经费(160万元)远远超出当时的北大(90万元)。
“宁可少养五万陆军，也要办东北大学”，人们都难以想象，此话竟是出自张作霖之口。
当时广东的教育事业也是有声有色。以广东公立第二十四国民小学为例，民国六年时，广东财厅每年拨给它的教育经费(称为“栽培费”)约合人民币16万元，而全校学生一年的学费仅一千多元，连老师的工资都不够付，可见当时的教育经费主体还是由地方军阀支持的。
以粗莽著称的山西军阀“阎老西”阎锡山更是在山西推行过强制性的教育，为了“强迫”百姓读书，阎锡山甚至出动了军人督学、将孔庙、龙王庙等许多公共场所都“霸占”为学校。
阎锡山的办学颇具争议，因为他出不起钱，强制百姓教育的做法就有点古代“强迫交税”的味道，受益的虽是当地百姓，不过百姓们却未必会感激。
当然，阎锡山手上有兵，他是不管老百姓看法的，在他的强推之下，山西省学龄儿童的上学率由20%上升到80%，也因此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小学教师。
民国时的纷乱背景下，教育方式都是各地”花样百出“，有普及到小学教育的、有普及到大学的，更有许多出国留学过的。
根据晚期民国的留学历史演变，有留美留欧，更有大量留日的，表面上参差不齐的教育质量叠加起来后，有时候却成为了很好的互补，因为各人的所学都迥异巨大、完全可以相互传授。
当归国的留学生们在国内办起学后，当中的学生就什么年纪都有，年纪大点的都是奔着知识而去了，哪怕他本人也有过留学经历。
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学有所成的人很容易就”鹤立鸡群“拔尖而出，因为人才的稀缺性，他也更容易再次获得政府的资源扶持，由此逐渐跃升为”大师“就不足为奇了！
而在当代，学生们在统一的考核模式下成长，学成后很难说”谁比谁更强“，剩下的就是各人的自我择业或继续深造提升。
这样的模式下虽没了当年的”大师土壤“，却让更多的人具备了接近当年”大师们“文化水平的状态，同时造成了人才”不易拔尖“的假象。
其实，拔尖与否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都有了同样的高起点，这才是最公平、最能整体提升国民教育的模式。
否则，就那么少数人成了心中偷乐的”大师“，”独乐乐“没了”众乐乐“，于国于民有啥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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