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弹痕
在我们看来,美国除了更加强大以外,其他列强完全没有任何区别。一样的信奉丛林法则,一样的以国际秩序的捍卫者自居,又随时玩弄这些国际秩序于股掌间,这些戏码我们不止一次的在英国人、日本人、苏联人手上见识过。所以,当我们再次从美国人手里见识到的时候,会很自然的认为,同过去我们所见识过的那些列强相比,美国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在美国人看来,美国是一个极其独特的存在。自独立一直到一战末期,美国都坚持独善其身,没有参与过任何战争(美墨战争、美西战争充其量不过是纷争而已)或是加入任何形式的军事同盟。而进入20世纪,美国又出于道义上的责任,打破了“光荣孤立”的政策,积极投身国际事务,最终成为国际事务的领导者。
美国人始终认为,自身的崛起同以往的任何帝国都有着判若云泥的差异。这种自我认识和自我定位,正是美国例外主义的源头。也正是在这一自我认识和自我定位所造就的社会整体心态下,使美国人产生了美国是最独特的存在,是人类文明的典范,美国对世界的领导是天命所归的观念,这种观念就是我们所说的天命主义。

很显然,我们在本文中所要讨论的天命主义,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例外主义所衍生出的一种具有较为普遍性的认知。站在美国人的视角来看,美国确实有着非同寻常的例外之处。在美国建立最初的几十年里,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除了两次美英战争以外,美国几乎没有来自外部的军事威胁。广袤的国土面积加上丰富的资源,使美国得以搭上工业革命的快车,在19世纪下半页,以一种完全有别于历史上其他帝国的方式迅速崛起。
在美国之前,任何大国的崛起都必然伴随着残酷的对外征战,一如西班牙的崛起是建立在对美洲大陆的抢掠之上,英国依靠打垮西班牙而开启黄金时代。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似乎是以一种完全和平的方式完成了财富的积累,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1917年4月,美国为了谋求欧洲大陆的和平而派遣军队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41年12月,美国又因为日本的偷袭而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所依靠的都是自身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而非战前疯狂的扩军备战。二战结束后,正是依靠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近乎垄断的地位,美国得以成为和苏联分庭抗礼的强大存在。在柏林危机中,正是美国源源不断的空运物资,打破了苏联的军事封锁。

在包括美国人自身在内的许多人看来,美国的崛起依靠的是经济而非军事,其强大军力不过是为了保障其巨大的经济体量,和尤其所创立的一系列国际经济秩序。这自然而然的会使人产生一种认识,美国真正的强大在于其独有的美国方式,那就是自由市场、分权政体几乎不干预市场。这种观念的影响之深刻,我们只需要偶尔抽空逛一逛微博就能体会到。既然美国和其所代表的美国方式,有着如此天然的优越性,那么美国对世界的领导也就理所当然是天命所归。这种由例外主义滋生出的天命主义,必然会导致相信这一套认知的人们,产生美国是具有某种超然性存在的看法。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为了维护这个具有天然优越性的存在,在国际事务中就某些具体的事宜和原则进行适当的修改,不仅是应当的,而且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我们会看到,在二战后美国是推动几乎所有国际重要组织的主要力量,例如联合国就是在美国的大力倡导下建立的。但与此同时,美国对这些国际组织却又抱着很强的实用性看法。在对美国有利的时候,联合国就是美国借以号令群雄的尚方宝剑,而一旦联合国对美国的战略意图构成了阻碍,美国便会选择绕开联合国。所以我们会看到,美国投入比任何国家都要多的资金和外交资源来促进国际人权,但又拒绝批准大多数人权条约。在极力促进多边贸易体制发展的同时,又在本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例外主义和天命主义之下,美国的对外战略难免呈现出一种自说自话的黑色幽默。而这一切又似乎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只有美国式的优越继续存在美国才能继续带领世界文明发展。套用《三体》中的一句话,生存是文明的第一要务。

当我们在斥责美国的双重标准时,美国人以及美国方式的拥护者们,甚至可能会生出一丝委屈:贫铀弹和白磷弹比起刺刀和棍棒,是更加进步和文明的代表,毕竟前者代表的是工技术进步的成就,后者是野蛮的宣泄。而这也正是例外主义和天命主义认知体系的缺陷,它把一种特殊环境下所产生的特殊形式,神圣化和绝对化了。更何况这种所谓的特殊形式,也仅仅是站在美国人自身的角度看问题才能成立的。美国的崛起早期固然没有经过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但由十三个殖民地一步步发展而来的美国,依旧是伴随着血与火的征服崛起的。美国原始资本的积累,固然不像英国那样建立在对殖民地的压榨之上,却是由黑人奴隶以,及包括无数华工在内的早期移民的血泪铸就的。这种所谓的例外主义,实质上不过是换了包装的白人优越主义。

在例外主义和天命主义长期浸淫下的美国人,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政治精英,都很难摆脱这一套认知体系。他们一方面笃信自身所坚持的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普世价值,一方面又会在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将这一套普世价值一脚踢开。这一套认知体系下所产生的一系列对外战略,在外人看来和之前所有的帝国别无二致。我们很难区分出,这一套美国优先的逻辑,和帕麦斯顿那句“对于大英帝国而言,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有什么实质上的不同。但对美国人而言,这才是他们所坚持的价值体系的真正内涵。所以,对于美国我们既不需要保持情感上的敌视,也不需要有刻意讨好的想法,高举火炬的自由女神和关塔那摩的水刑所折射出的,都是真实的美国。就好像来华助战抗日,与日寇浴血长空,和作战间隙倒运紧俏物资的,都是真实的陈纳德一样。
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这并不复杂。但容易让我们困惑的是,这位远在大洋彼岸的朋友,一副淳朴的面孔下却有着毫不加掩饰的獠牙。所以,无论是《上甘岭》,还是《黄河绝恋》,都是我们最真挚的情感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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