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黎 荔

《山坡羊•潼关怀古》张养浩

峰峦如聚，

波涛如怒，

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意踟蹰，

伤心秦汉经行处，

宫阙万间都作了土。

兴，百姓苦；

亡，百姓苦。

张养浩，字希孟，号云庄。济南（今属山东）人，元代散曲作家。他为官清廉，爱民如子。他晚年隐居后，决意不再涉仕途，但听说重召他是为了赈济陕西饥民，就不顾年事已高，毅然应命。命驾西秦过程中，他亲睹人民的深重灾难，感慨叹喟，愤愤不平、遂散尽家财，尽心尽力去救灾，终因过分操劳而殉职。他死后，“关中之人，哀之如先父母”（《元史•张养浩传》）。

张养浩在陕西赈济饥民时，写了九首怀古曲。其中尤以《潼关怀古》韵味最为沉郁，色彩最为浓重。起句“峰峦如聚，波涛如怒”，气势飞动。作者纵笔酣写山川的壮美，赋于它以强烈的感情。沉郁的声调，产生闷雷滚动般的效果，使人心灵震撼。诗人站在潼关要塞的山道上，眼前是华山群峰，脚下是黄河急流，河水在峡谷中奔腾着，咆哮着，就像暴怒疯狂的兽群。群峰高低参差地簇拥着，攒动着，仿佛集合到这里来接受检阅。“聚”和“怒”写出了山河的动态与灵性，将山的雄伟与水的奔腾之势勾勒出来，有力地烘托了作者吊古伤今的悲愤伤感之情。

“山河表里潼关路”，突出写潼关的险要。这里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多少关系着兴亡的战斗在这里展开。“望西都，意踟蹰”。潼关以西三百里，便是西京长安，从秦汉到隋唐，好几个朝代在那一带建过都。落日苍茫之中，诗人一无所见，却在脑海里浮现出一座座巍峨壮观的古都，一座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多少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曾在那里龙争虎斗，威震一时，然而如今踪影全消，剩下来的只有黄土一片。西望长安，真叫人彷徨不止啊！“伤心秦汉经行处”，诗人感到，历史在他面前一页页地翻开，无情地宣示王朝更替不可避免的现实。他不是为“宫阙万间都做了土”而伤心，他最伤心的是历代人民。无论秦汉，无论隋唐，尽管改朝换代，人民的苦难却从来没有消除过。这首散曲，从潼关要塞想到古都长安，又从古都长安想到历代兴亡，地域远近数百里，时间上下千余年，思绪驰骋纵横，最后归结为“百姓苦”一句，反复咏叹，兼有山水诗的意境和历史家的眼光。

此曲迥异于其他诗作，在于它不只是一般地抒发兴亡之感，张养浩登临潼关险要地势，感慨历代王朝兴亡，一针见血揭示出兴亡后面的历史真谛：“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八个字，鞭辟入里，精警异常，恰如黄钟大吕，震聋发聩，使全曲闪烁着耀眼的思想光辉。历史上无论哪一个朝代，它们兴盛也罢，败亡也罢，老百姓总是遭殃受苦。一个朝代兴起了，必定大兴土木，修建豪华的宫殿，从而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一个朝代灭亡了，在战争中遭殃的也是人民。豪雄的山色面前，抚今追昔，张养浩显得心情沉重，郁勃难舒。

“亡，百姓苦”好理解。王朝灭亡之际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兴”，怎么也“百姓苦”呢？王朝之“兴”必大兴土木，搜刮民脂民膏，百姓不堪其苦。像秦王朝兴起时，筑长城，开驰道，造官室，劳役繁重，百姓受尽了苦。“兴，百姓苦”一句，发人所未发，深刻而警策。兴则大兴土木，亡则兵祸连结，不论“兴”与“亡”，受苦的都是百姓。如果这首曲子的曲意仅仅停留在 “宫阙万间都做了土”上，那么它仅仅宣扬了佛家“一切皆空的思想”，它与其它怀古诗（与《洛阳怀古》“功，也不久长！名，也不久长！”陈草庵《山坡羊 叹世》“兴，也任他；亡，也任他。”《骊山怀古》“赢，都变做了土；输，都变做了土。”赵庆善《长安怀古》“山，空自愁；河，空自流。”与杨慎《临江仙》“是非成败转头空”的主题并无多大区别。在否定历史的同时，也否定了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张养浩这首散曲的可贵之处，在于有深切的人文关怀，有对老百姓疾苦深切同情与关怀。正因为最后两句，使得这首曲的境界大大高出同题材的其它作品。

关于兴亡的话题，后来满清入关，摧残文明世界，天崩地裂之际的一代大学者顾炎武，把国和天下严格分为两个概念，认为国家朝代更替是“亡国”，是其君其臣的责任。而“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而食人，人将相食”就是“亡天下”了，是每个“匹夫”的责任。顾炎武的本意很清楚，“国”指的是政权，政权的兴亡，也就是改朝换代，那是在位的皇帝与大官们的事；“天下”指的是道统，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民族精神，社会正义，那是“匹夫”有责的。在顾炎武看到，“亡天下”比“亡国”可怕多了。

顾炎武说这话的时候是明末朱家朝廷将亡之际，有一些士大夫已经纷纷降清，如钱谦益之流。顾对此十分愤慨，认为统治者荒淫无道把政权给折腾完了，我们没有责任，但是“匹夫”应该坚守的是道义原则，不论谁入主中原，这一原则不能变，也就是“士”的气节。其实他所谓的“匹夫”还是指士大夫，只是暂时在野而已，真正的黎民百姓，引车卖浆者流也是无法负起这种道义责任的。

国家兴亡，匹夫无责。原因在于“兴， 百姓苦；亡， 百姓苦。”在专制制度下，“匹夫”对政事既无知情权，又无参与权，如何能负起责任？至于道义上的担当，也就是顾炎武所说的那个“天下”，似乎古今中外的“士”都是引以为己任的。为捍卫自己认定的真理或道义原则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中外史籍都不乏例证。本来民间不管兴与亡，不知从何时起，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句，“天下”被悄然置换成“国家”，估计大约在晚清时期，眼看列强环伺，清政府无力保国，民间仁人志士蜂起，不论是否喊出这一口号，心中都存此意，认为挽救国家已不能靠肉食者谋之，需要民众担起责任。那时的“国家”绝不是清廷，而是中国的疆土，实际上那已是西方的主权、民主、宪政等概念输入之后，这种“匹夫有责”的观念导向通过革命推翻朝廷来救国。

身处民间大地，我辈“匹夫”，如何担当“兴亡”？“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对中国历史经验的总结，鲜有比这句更为精到、准确，更符合中国传统的政治理念：民为贵，社稷次之。这个兴亡律是中原王朝在过去二千年里也未能打开的一个死结。

兴亡之际，百姓有思变之心，也是人之常情。王船山描述的晚唐社会心态是：“民辄疾首以呼、延颈以望，曰：恶得天诛奄至，易吾共主，杀此有司，以舒吾怨也！”可是不变要命，变也要命。等到了丧乱酷烈之时，“屠割如鸡豚，野死如蛙蚓，惊窜如麏鹿，馁瘠如鸠鹄，子视父之剖胸裂肺而不敢哭，夫视妻之强搂去室而不敢顾，千里无一粟之藏，十年无一荐之寝”。王船山所揭示的这种只能在最坏和更坏之间选择的境地，我们不妨称之为“船山困境”。怎么办呢？无条件的稳定成了朝野共同的至上追求。

问题是，选择题只能这样一代一代地做下去吗？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就没有第三种可能？或者说，像鲁迅所期望的那样，创造出“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任何政权都不能把人不当人。要是没有第三样时代，中国人的命就会始终如一如梦魇一般缠身，跳不出张养浩的中国兴亡律。即使从政权的角度来看，倘若兴也百姓苦，能长治久安下去吗？亡也在不远的前方，当然，那是更大的破坏要到来。

难道老百姓就只能如北岛的一首诗《古寺》中所描绘：

荒草一年一度

生长，那么漠然

不在乎它们屈从的主人

是僧侣的布鞋，还是风

或如金庸封笔之作《鹿鼎记》，鹿鼎之意原来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翻阅书中可见，群雄逐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只不过未知是谁来杀了这头鹿，这头鹿，却是死定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