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海禁，字面意义上很好理解，无外乎六个字：
禁止海上贸易。
这是明朝自朱元璋时期就定下的基本国策，即使后来明成祖朱棣派郑和下西洋，但也只是基于“朝贡”的外交活动，主要的目的还是宣扬大明国威，而民间的海上贸易仍旧被严厉禁止。
后世批判明朝海禁，多从贸易为出发点，一来全面封锁海岸线，不允许民间百姓出海经商，对于国内的经济发展，自然是弊大于利。
二来禁止外国商人来大明经商，又将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与商业交流拒之门外。
如此一来，大明朝廷就在无形中架构起了一座圈地自治的高墙，断绝了对外文化与贸易输出的发展之路。
首先最基础的一个问题，要想搞明白朱元璋为何海禁，咱们就得从最基础的两点开始说起：
明太祖·朱元璋
另外也基于自唐朝遗留至明朝的历史问题，也就是所谓的“朝贡”，起初作为宗主国的大唐经济实力雄厚，但凡中亚小国等藩属国前来进贡，李唐必回赐金银珠宝，或与贡品完全不对等的大额财物，乃至宋朝，元朝两代，均沿袭这一“朝贡”传统，目的自然是为了彰显作为宗主国的气度与国力，但对于后来开国之初的明朝来说，大手笔的回赐并非好事，短期内虽然见效快，比如会让外国来使真真切切感受到中土政权的强大，但长远来看，对于中央财政却颇有拖累，毕竟一次两次的回赐或许还绰绰有余，但若是连年回赐，累积叠加在一起就并非小数目，而且与中原政权交好的国家众多，每年赏个几次大批金银珠宝，换来的却只是香料马匹，不论如何看待，这笔买卖都不赚，甚至还亏，于是基于这个考虑，朱元璋在海禁的基础上，甚至直接取消了与东南亚沿海国家，以及中亚等国的“朝贡”外交，转而深耕国内的民生发展。
在当时来看，这种思想与举措，的确为大明朝廷的财政带来了积极作用，每年的中央财政不必再为外来使团的回赐而肉疼，但也正因此，禁止与外邦交流的弊端逐渐凸显，没有交流，贸易与文化的增长发展，自然就会放缓，乃至停滞不前，而文化色彩也会稍显单薄，对外输出的力度也会随之降低。
朝贡
辩证来看，至少在明朝初期各方面尚不稳定繁荣的环境下，海禁政策的确发挥出积极作用，如上文中我提到的“维护国家安全”与“节省财政支出”这两点。
然而实际上的海禁政策，却并非朱元璋刚一登基就制定，反而是在洪武三年，即公元1370以后才逐步展开，并由此引发了一连串负面且消极的连锁反应，对整个大明王朝的国运都起到了深刻影响。
探究其实施以后的真正弊端，有便于我们更好理解对外封禁交往沟通的弊端，能够更好的服务于现代，这就属于历史经验，极具参考价值。
所以基于以上前提，我个人将明朝施行“海禁”以后的种种弊端，首先推论出两点：
明末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曾在考证明朝海禁带来的隐患时，做出了如下总结：
海滨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馑荐臻，穷民往往入海从盗，啸集亡命。——《天下郡国利病书》
相信这段话看起来十分容易理解，先是“海滨民众，生理无路”，意味着因为严苛的海禁政策，渔民们与沿海商贾们已经走投无路，甚至穷困潦倒，而“穷民”们便会选择加入海盗，做亡命天涯的不法勾当。
这段话初读可能感觉不是很强烈，但细细品味之下，便能体会个中心酸，原本世代为渔农的沿海百姓，凭借出海打渔就能做到丰衣足食，但在海禁之后，这些渔民完全失去了此前自力更生的生存之道，这对于世代捕鱼的渔农们来说，堪称灭顶之灾。
于是这群人就反了，纷纷加入海盗，毕竟正常营生已经做不下去，还不是因为海啸这类天灾，而是单单因为朝廷施加的不可抗力，走投无路，甚至快要饿死的情况下，这部分渔民只能选择去当海盗，如此才能生存下去。
这一弊端，正是由于海禁政策的严厉实施，而断绝了沿海渔业的发展，现代语意来说，就是大批渔民失去了就业岗位，社会矛盾急剧增加，致使沿海地区频频发生渔民暴乱，最终造成因饥饿潦倒而引发的犯罪率飙升，为本来就倍受倭寇侵扰的地区安全，增添了新的不安因素。
这就是过度海禁所引起的反作用力，但即使民意激烈反弹，明朝统治者却依旧视而不见，反而下达了更为严苛的海禁命令，到最后朱元璋甚至如此要求：
《明史·朱纨传》：片板不得下海。
此类现象总结来说，我个人觉得可以用一句戏剧性的话语来概括，正是：
渔民们为了生存，不得已放下鱼叉，拿起了屠刀。
此处借用一句名言：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自古人们经商也好，工作也罢，求的无外乎都是一个利字，哪怕是为官从政，也是为了国家利益或个人抱负，正如在海上贸易还未完全断绝的时期，海上贸易的主导权，实际上并不在海商手中，而是在管理海上贸易的官商集团手中。
由于明初开始施行的海禁政策，导致民间无法进行海上贸易，然而明朝统治者又并未完全禁止“朝贡”，这就使得有意依附明朝的海外小国，想要通过“朝贡”来与大明进行外交活动，就势必要经过大明海关，基于这一点，有官方背景的官商利益集团，自然就有了谋取巨额利益的天然便利条件。
我们来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很好理解了，打比方朝鲜想要派遣使团来大明进贡，在乘船来到大明国土以后，首先要经过的就是大明海关，而管理海关的官员，凭借手中的权力，就可以为朝鲜使团提供便利的同时，收取巨额费用，现在来讲可以说是“好处费”，或者在朝贡的商品中吃一笔“回扣”，而这种带有特权性质的索取行为，是民间百姓无法触及的官商集团的灰色产业。
另外，由于明朝的海禁政策经历过几次较大的改变，如明穆宗时期的“隆庆开关”，就宣布解除海禁，因此原本在禁止民间进行海上贸易的海禁时期，以朝贡关系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官商利益集团”的核心利益，就收到了根本性的动摇，之前依托于权力所构建起来的垄断性地位也荡然无存。
因为在隆庆年间，开始允许商人出海进行东西洋的海上贸易，所以逐渐形成势力与财力同样强大的私人海商集团，通过更为灵活的“操作”，为朝贡贸易也好，或是将国外的大宗商品直接以更为低廉的价格运往大明进行销售，这就击破了此前由官商利益集团形成的贸易壁垒。
广义上的“贸易壁垒”，便是正常贸易与市场竞争机制，收到外力干扰，以及各种人为措施干涉，均属于贸易壁垒。
而官商利益集团凭借自身权力形成的贸易壁垒，便在隆庆年间，也就是明朝中叶以后的一段时间内，被逐渐壮大发展的私人海商利益集团所打破。
“隆庆开关”·油画
在这一特殊的环境背景下，为了谋求更为低廉的成本，以及谋求更大的利益，自然就会催生出与之相关的走私产业，进一步就使走私产业愈发兴盛。
通俗来说，以前外国使团想要朝贡，带着大量优质商品乘船来到大明，想过海关，可以，但要先给管理海关的官员一笔“好处费”，否则大明海关官员有权依托大明律以及海禁条款，对船只进行扣押，而给了好处费以后，海关官员通过自己的权力与人脉，又可帮助外国使团以最快速度办理完一切需要面圣的手续，这样又要收取一笔不菲的费用。
在这种依托“朝贡”外交体系建立起来的官商利益集团，其核心根本利益，说白了就是“权钱交易”，然而一旦海禁放开，有着各种复杂渠道与广泛人脉的私人海商集团，就能通过更为低廉的方式，为外国使团提供相同的便利，那么此前官商利益集团的核心优势也就此消失。
当然私人海商集团并不止于帮助外国使团更快的完成“朝贡”，既然海禁放开，那么发展海上贸易也就变成主要的收入来源，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逐渐形成各种私人海商集团，也就不足为奇了。
诚然，私人海商利益集团的出现，从客观角度来看，也的确破坏了良性的市场竞争机制，比如嘉靖年间横行东海的汪直走私集团，即使朝廷多次派兵清剿，但凭借与倭寇勾结，汪直屡次失败，又屡次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他凭借强大的武力与人手众多，多次破坏正常的贸易秩序，甚至笼络日本海盗与倭寇浪人，再加上本身是明朝人对于明朝地势熟悉的优势，多次侵犯沿海地区，致使百姓伤亡惨重，损失更是难以计数。
倭寇海盗入侵之下避难的明朝百姓
《明史·日本传》：大奸若汪直、徐海、陈东、麻叶辈素窟其中，以内地不得逞，悉逸海岛为主谋。倭听指挥，诱之入寇。
与此同时汪直凭借自身的海盗身份，大力发展走私贸易，严重破坏了海上贸易的平衡与安定，虽然最后仍然被大明朝廷派兵剿灭，但实际上在汪直为祸期间所造成的财产损失与人员伤亡，堪称难以估量。
汪直影视剧照
这也属于海禁政策下的最大弊端，实施海禁以后，先是催生出以权牟利的官商利益集团，凭借手中大权小权，竭尽所能的谋求私利，本身违背了官员从政的核心价值观，同时也加剧了社会矛盾，就像那句千古名言所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一样，以前世代打渔的百姓由于海禁无法生存，但看着这些官商还能相互勾结通过海上贸易谋取利益，自然心中不平衡，乃至仇视官员，这就属于一种底层百姓与统治阶级之间的社会矛盾。
与此同时，过于严格的海禁又催生出了走私团伙，并且随着海禁的不断收紧而壮大，比如平常人买不到的商品，走私集团能够帮助买到，并且价格高昂，这就是基于海禁政策而给走私团伙带来的滋养环境，一旦壮大以后，就日渐难以消灭，等到隆庆开关以后，如汪直那种盘踞于某座小岛，与倭寇勾连的大型走私团伙比比皆是，他们凭借多年来的走私贸易积攒了巨额财富，以此招兵买马，武器精良，人员众多，所以等到海禁开放以后，他们又成为了破坏贸易公平竞争的反面力量，对开放海禁后的市场环境带来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使得海上贸易无法维持正常的秩序，更无法获得安定的发展环境。
明军与倭寇水上大战
《借月山房汇钞·汪直传》：嘉靖十九年, 时海禁尚弛, 直与叶宗满等之广东 ,造巨舰 ,将带硝黄、丝绵等违禁物, 抵日本、暹罗、西洋等国, 往来互市者五六年, 致富不赀。
《天下郡国利病书·九边四夷》：仍招集倭夷 ,联舟栖泊岛屿 ,与内地奸民交通贸易。
因此，我们总结来说，海禁政策的实施，带来的弊端显而易见，除了断绝了沿海渔民与海商的谋生之路，使得社会矛盾激烈加剧，并由此引发民间暴动，最终带来威胁沿海安全的反作用之外，还使得官商勾结，凭借公权谋取私利，进一步又增加了社会矛盾，同时还为沿海走私集团的发展提供了沃土，在发展壮大以后，又带来第二层反作用力，使得海上贸易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
所以客观的看，无论哪个时期，封锁海岸都是弊大于利，即使有利，也是极为短期的利益，明朝施行的海禁就是一个最为典型的反例。
长远来看，唯有开放交流，才能和谐共存，最终实现双赢乃至多边共赢的繁荣局面。
眼下我国所主导的“一带一路”政策，便是这种“多赢”的最好佐证，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国家的高瞻远瞩与一系列开放举措，势必会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带来源源不断的驱动力，使我们未来的生活更加美好，人人安居乐业，共享盛世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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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借月山房汇钞·汪直传》：嘉靖十九年, 时海禁尚弛, 直与叶宗满等之广东 ,造巨舰 ,将带硝黄、丝绵等违禁物, 抵日本、暹罗、西洋等国, 往来互市者五六年, 致富不赀。
《天下郡国利病书·九边四夷》：仍招集倭夷 ,联舟栖泊岛屿 ,与内地奸民交通贸易。
《明史·日本传》：大奸若汪直、徐海、陈东、麻叶辈素窟其中，以内地不得逞，悉逸海岛为主谋。倭听指挥，诱之入寇。
《明史·朱纨传》：片板不得下海。
《天下郡国利病书》：海滨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馑荐臻，穷民往往入海从盗，啸集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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