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中国近现代建筑五宗师

历史 07-02 来源：古村之友

中国近代建筑处于承上启下、中西交汇、新旧接替的过渡时期，这是中国建筑发展史上一个急剧变化的阶段。这期间出现了很多建筑大师，其中杨廷宝、童寯、刘敦桢、吕彦直、梁思成被并称为中国近现代建筑五宗师。

杨廷宝

中国近代建筑设计开拓者之一

1915年，杨廷宝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

1921年，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他在求学期间，多次获得全美建筑。系学生设计竞赛的优胜奖。

1926年，赴欧洲考察建筑。

1927年，回国加入天津基泰工程公司。

他曾在较短的时间内，为东北边防长官张学良设计出营建公寓的方案，打破了外国设计师垄断中国建筑设计的局面。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起，设计有南京的中央医院、中央体育场、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和北京的交通银行、清华大学图书馆扩建工程、京奉铁路沈阳总站等。

1932年，他受聘于北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持古建筑的修缮工作。由他主持的天坛祈年殿等古建筑修缮工程及清华大学等高等学府的建筑整体规划和设计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1940年起，他兼任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杨廷宝历任南京大学工学院建筑系主任，南京工学院建筑系主任、副院长、建筑研究所所长，江苏省副省长、江苏省政协名誉主席等职。

1953年，起当选为中国建筑学会第一、二、三、四届理事会副理事长，第五届理事长。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杨廷宝在国际建筑学界享有很高威望。

1957年和1961年，两次当选为国际建筑师协会副主席，他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他从事建筑设计50多年，主持和参加设计过众多的建筑物。20世纪50年代初期设计的北京和平宾馆对中国现代建筑设计颇有影响，此项设计曾受到周恩来总理和中外人士的赞扬；他参加过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京火车站、北京图书馆、毛主席纪念堂等建筑工程方案设计，主持和参加过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江苏省体育馆、雨花台烈士陵园、南京机场候机楼、南京国际联欢社新楼、南京下关火车站、南京中央通讯社等重大工程的规划和设计。

他一生中主持参加、指导设计的建筑工程达100余个，在中国近现代建筑史上负有盛名。他在建筑设计中十分重视中国国情，注重整体环境，吸取并运用中西建筑传统经验和手法，并在长期创作实践中对现代中国建筑风格进行了不懈的探索。

童寯

中国近代建筑理论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20世纪初，中国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城市人口增多和建筑技术发展，商业和文化娱乐活动增加，出现了新型公共建筑，特别是在大城市，规模较大的银行、图书馆、医院、饭店和影剧院都在兴建，这些建筑工程设计多由外国人包揽。此时也开始出现一批曾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建筑师，建立大小不同的建筑师事务所，童寯是当时最有影响的建筑师之一。

1932—1951年，他主持或参加的工程项目有100多项，最具有代表性的有：

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办公大楼和官邸，以经济、实用、富有民族特色而取代宫殿式的设计方案中标。建成后的这幢建筑以线条简洁、比例匀称，体态端庄而受到称赞。将传统民族风格进行简化和提炼，突破了这时期多沿用的大屋顶式样，成为创造现代民族风格成功的实例。

此外还有1936年建成的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这幢建筑采用不对称的构图手法，上部以少许琉璃花饰点缀，气势宏伟，可惜毁于战火。其他还有1931年的南京下关首都电厂、上海大上海大戏院、南京首都饭店、首都地质矿产陈列馆等。

抗日战争时期在内地设计建造的有重庆炼铜厂、贵阳花溪中学、大夏大学以及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南京设计建造的公路总局、航空工业局、美军顾问团公寓等一批优秀而有特色的作品，其中有些作品在现代建筑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华盖建筑师事务所三巨头，在抗日战争期间3人分处三地，都做了不少工程。3人均重视创造性地发扬传统，勇于向陈腐观念挑战。童寯和其他老一辈中国第一代建筑师的努力和成就，奠定了中国建筑师的实力地位。

刘敦桢

肇建第一所中国人经营的华海建筑师事务所

刘敦桢1897年生，

1913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

1916年，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机械科，次年转入建筑科。

1921年，获学士学位。

1922年，回国任上海绢丝纺织公司建筑师，并与柳士英等肇建了第一所中国人经营的华海建筑师事务所。

1923年，又与柳士英等创设了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建筑科并任讲师，为国家培养了首批建筑工程方面的人才。

1925年，任湖南大学土木系讲师。

1927年，任中央大学建筑系副教授。

1930年，加入中国营造学社。

刘敦桢著有《佛教对于中国建筑之影响》、《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大壮室笔记》、《明长陵》、《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易县清西陵》、《河北西部古建筑调查记略》、《河南北部古建筑调查记》、《西南古建筑调查概况》等论文，为中国古建筑研究树立楷模。

1933年，任中国营造学社研究员兼文献主任。

1943-1949年，在中央大学创立中国最早的建筑系,任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系主任，工学院院长。

1949年，中央大学改名南京大学，任南京大学建筑系教授。

1952年，南京大学工学院独立组建南京工学院，刘敦桢调任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建筑系教授、系主任，华东建筑设计公司、南京工学院合办中国建筑研究室主任（该研究室的名称与隶属关系后屡经变更，并最终定名为：建筑工程部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理论及历史研究室南京分室，刘敦桢任研究室副主任兼南京分室主任）。

1951年，当选南京市人大代表。

1954年，选为江苏省人大代表。

1964年，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1955年，被任命为一级教授和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

195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是江苏省土木建筑学会第一、二届副理事长，此外，还担任全国和省、市建筑学会的理事、理事长等职。

1957-1959年间，曾代表我国建筑界和文化界出访波兰、苏联和印度。

毕生致力于建筑学教学及发扬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着重民居和各地古建筑调查，创办中国建筑研究所，为中国建筑教育及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吕彦直

近现代建筑的奠基人

他与首批从国外留学归来的庄俊、范文照、张光忻、巫振英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建筑界第一个学术团体，旨在发展壮大建筑师队伍，开展学术研究。经数年筹备，至1927年冬始成立“中国建筑师公会”，1931年改名中国建筑师学会。

1925年5月，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向海内外建筑师和美术家悬奖征求陵墓建筑设计图案。9月，他以简朴、庄重的钟形图案（指陵园总体），在40多种设计方案评选中，一逾群雄，荣获首奖。不久受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委员会之聘，担任陵墓建筑师，监理陵墓工程。

1927年5月，由他主持设计的广州中山纪念堂和纪念碑，在28份中外建筑师应征设计方案中，再夺魁首，从此蜚声海内外。在中山陵主体工程施工中，他不顾个人安危，跋涉于沪宁之间，并长期住宿山上，督促施工。为确保工程质量，选料、监工一丝不苟。终因积劳成疾，于1929年3月18日患肠痈在上海不治逝世，年仅36岁，终生未婚。

同年6月11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第472号褒扬令，全文为：“总理葬事筹备处建筑师吕彦直，学事优良，勇于任事，此次筹建总理陵墓，计画图样，昕夕勤劳，适届工程甫竣之时，遽尔病逝，眷念劳勚，惋惜殊深，应予褒扬，并给营葬费二千元，以示优遇。此令”

在短短4年中，吕彦直除承担中山陵、广州中山纪念堂与纪念碑的设计，主持陵墓工程施工，参与孙中山座像、卧像、棺椁底座和华表、牌坊的设计外，共9次出席了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委员会会议，讨论议决分部工程项目、造价、招标、修改图样、施工进度等问题。

他还接受国民政府聘请，担任总理陵园计划专门委员，参与陵园区规划及廖仲恺、范鸿仙墓葬地点的选择。在他得知身患不治之症后，仍强忍病痛，在医院绘制“规划首都都市两区（中央政府区、京市区）图案”和“国民政府（包括五院）建筑设计鸟瞰图”留下一生中的最后遗作。弥留之际，他谆谆教诫同事，继承他建设祖国之遗志。赤子之心，感人肺腑。

梁思成

为近代中国建筑学术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梁先生是近代建筑教育事业的奠基者之一

梁先生是近代教育事业的一位开拓者

1928年，他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九一八事变后学校南迁，在校学士毕业后停办；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为了迎接战后复兴的需要，梁先生致书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建议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

通过建筑教育，梁先生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为祖国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梁先生常说君子爱人以德，他以满腔热情，无微不至地关心学生的全面发展，也因此受到了普遍的爱戴。梁思成很早就将西方建筑教育观念介绍到中国，其教育思想也不断随时代而发展。

1947年梁先生自美讲学归国，将一般建筑概念扩展到体形环境(即物质环境)，并于建国前夕将建筑系改名为营建系，设建筑组与市镇规划组，将城市设计首次引入中国，并成立园林组、工艺美术组、清华文物馆等，以拓展建筑之外延。

他是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梁先生接受的是西方建筑教育，在东北大学授课过程中，深感建筑史不能只讲西方的,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建筑史。从沈阳清东陵调查开始,梁先生以毕生的精力，对中国古建筑研究做开拓性的工作。梁先生的贡献在于，坚持调查研究，从总结匠人抄本经验起步，用现代的建筑表现方法，记录整理古代建筑遗产。

他首先调查现存的清代古建筑，整理清代《清工部工程作法》，以不长的时间总结归纳成《清式营造则例》；继之顺藤摸瓜，逐步上溯，调查辽、金古建筑，对宋代《营造法式》进行研究注释，并发现当时中国最早的唐代木构建筑佛光寺等；在基本弄清了中国建筑结构演变后，梁先生着手撰写《中国建筑史》与《图像中国建筑史》，堪称当时第一部高水平的中国建筑史。

在致力于建筑史研究的同时，梁先生还旁及中国雕塑史。基于其博古通今的学术素养和对造型艺术特有的敏感，对此梁先生有独到的心得与见解。在对一些文物建筑的调查报告中，他能对寺庙、岩洞中的古代雕塑娓娓道来，就足以证明了这一点。

他是中国近代城市规划事业的推动者。早在1930年代,梁先生就与张锐合作完成《天津特别市物质规划方案》。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梁先生不顾牙齿全部拔除的苦痛，孜孜不倦地阅读沙里宁新著《城市:它的产生、发展与衰败》，有感而发，写成市镇的体系秩序，发表于《大公报》上，呼吁社会重视城市规划。在清华建筑学院图书室梁先生的赠书中，有亨利·邱吉尔的《都市即人民》等书，页边都写满了梁注的中文提要，足见其用功之勤。

解放后，梁又与夫人林徽因写成《城市计划大纲》序，继续提倡现代规划理论。1940年，他与陈占祥合作，积极为首都未来发展献计献策。“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主张发展新区，保护旧城；“保护城墙议”提出保护北京城墙，可惜这些卓越见解未被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