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晋右史
万方胥庆，睹日月之光华；
率土归心，乐乾坤之覆载。
随着明军的节节胜利，朱元璋“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生存战略逐步变成了“统一九州，万方臣服”的政治追求。
如果从政治上思考问题，那么非黑即白的军事逻辑、血雨腥风的征伐手段就变得不那么符合时宜。而文质彬彬、礼贤下士、有事好商量的政治逻辑渐渐成为主流。
也从这时开始，元朝众臣遗民的命运与大明的未来走向一块，朱元璋几十年锻炼出来的分层分类思维也在行动中展现无遗。
那么，朱元璋究竟是如何对待前元精英的呢？
智囊之士
1355年，朱元璋、张士诚、赵均用的军事行动本身并没有太多政治追求。
但在1356年攻占镇江后，朱元璋遇到了一个前元高官。
秦从龙，字元之，洛阳人，曾担任和林行省左丞、江南行台侍御史，后隐居镇江。
元代，汉儒主要做吏员和教官等底层官职，或者如周伯琦在清要之职，要么缺乏大的视野，要么缺乏实际操持。而秦从龙的兼而有之是极其难得的。在克镇江前，朱元璋已经打听到有这么一号人物，专门嘱咐徐达“当询访，致吾欲见之意”；克镇江后，派亲侄朱文正、亲外甥李文忠携带贵重礼物前往聘请；到达南京后，朱元璋亲往龙江迎接，并与其同住富户家，“朝夕访以时政”。
此后十年，秦从龙是朱元璋最近的邻居—住在西华门外，朱元璋对其礼遇极高。两人来往极其频繁，“事无大小、悉与咨谋”。在这个过程中，朱元璋对元朝廷高层的熟悉程度、对天下的形势判断、对建章立制的认识等等，都有了质的飞跃。
1360年之后，一方面是摆脱生存危机，另一方面来自学问纯熟、视野打开，朱元璋开始有意识地谋划布局，将个人命运与天下大势放在一起思考，这一变化，秦从龙居功至伟。
元廷户部尚书张昶作为来招安朱元璋的人，结果反被扣留下来，并获得了朱元璋的礼遇。作为熟悉元朝财政、典章制度的事务性官员，张昶为朱元璋政权的正规化提出很多建议。朱元璋也渐渐把他当做自己人，但张昶依旧“身在江南、心思塞北”。
作为智囊，许多时候并不需要太多，而且也不适合公开载入史册。
因此等到明军克复大都后，“陵轹一时”的文坛领袖危素进入明廷。危素的影响力非常广泛，至正时期，“凡朝廷制作皆自公出”，且学生众多，如翰林学士刘君献、待制黄君哻等七十余人。但此时朱元璋的需求已经与20年前不一样了，于是，危素的命运就是到和州为元朝忠臣余阙守庙。朱元璋这一举动肯定是做给其他人看的：天下硕儒大德如果不够忠诚，依旧是不能重用的。
此外，浙东文人与这些高层的文官不一样，比如，宋濂是文士的代表，刘基、章溢、叶琛是浙东实力派，这批人强悍的军事能力比文官的价值更大。很长时间里，刘基、章溢、胡深的乡兵都在镇戍东南方面。开国后，能有浙东集团之称，自然不是只靠道德文章就能行的。
相对于着眼文人，朱元璋更多精力还是投入在实力派上面。
前元实力派
天下大乱，豪杰并起。在各种兼并重组的过程中，群雄逐步向寡头集中，局面也一步步清晰起来。当明军向四方挺进过程中，各实力派都在思考自身的命运。或降，或战，或短暂合作，命运与形势在这里展现出了波澜壮阔的一面。
对于李伯升、左君弼、李思齐等实力派，朱元璋采取的人事政策基本属于一事一议、全力使用。
李伯升是张士诚的原始班底，张士诚除了士信、士德兄弟外，就属对李伯升、吕珍最亲近了。在朱元璋与张士诚的作战中，湖州决战是最激烈的。此战中，李伯升由水路入城防守，吕珍带援兵在旧馆战败被俘并被斩杀于城下，李伯升最后选择投降。苏州之战中，李伯升被派去劝降张士诚，未果。战后，张士诚的降兵基本被整合进徐达的北伐大军，苏南的富户被迁徙到凤阳，李伯升作为张士诚集团在新政权的最高代表，在这中间起到了配合的作用。明立国后，担任平章政事兼同知詹事院事（无实权），先后多次随军出征。朱元璋让他随军出征主要是负责联络、招抚，当然也有展示大明军队强悍战力的想法。
而左君弼是朱元璋的“老熟人”，在渡江前双方就有往来，巢湖水军与朱元璋合作，就有共同对抗左君弼的意思。后来的十多年里，左君弼的角色很复杂，是元末农民起义军建立的天完政权的行省负责人，又与张士诚、元朝合作，不变的是牢牢占据庐州一带。1363年、1364年明军先后两次攻击庐州，皆作战数月之久。左君弼在战败后降元，一路从安丰退往汴梁。
朱元璋曾对其多次劝降，并努力淡化过去的冲突、不再追究冲突的责任，打民族牌、打亲情牌。直到1368年初，常遇春兵锋直指汴梁，左君弼此时退无可退，形势所迫，降了朱元璋。朱元璋对左君弼既往不咎，还给予了一定兵权。后来，左君弼任广西卫指挥佥事，效命征伐，后回自己老地盘整顿收集旧部一并带往广西镇守。
李思齐则是与扩廓帖木儿舅父察罕帖木儿一同起家的元廷建制内地方实力派。几年间，两人联手合作，平定大半个北方。李官至太尉，以关中为基地，并自辟官员。后来元廷军阀混战，你方唱罢我登场。1367年10月朱元璋给李写了一封信，强调刚知道你们二分关中，各有一块地盘，并带有幽默属性地建议两个人之间最好能选一个更有实力的抚定关中，“以一民心，拥精兵，守要害，虎视太行之东、大河南、北。”这样另一个人也可以永保“功名富贵”并直言“苟为不然，鹬蚌相持，渔者获利。”妥妥的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心态。
1368年初，明军进入河南，李思齐和王保保的混战才停下来；第二年，明军开入关中，李思齐节节败退。朱元璋此时再次来信：“关中几派势力，都没能奈何你，当时没有谋划占据关中称王，现在形势已经不允许了。其他的实力派跑的跑，散的散；你退入朔漠，也没发展空间。你投降吧，我当以汉待窦融之礼相报。否则，就不好说了”。形势比人强，朱元璋态度180度转弯，李思齐势穷，于是率数万兵马来降。
后来，李思齐被任命为江西行省左丞，并不需要上任，即享受江西行省副职待遇，明代文人解释为“起兵归附之臣，上欲优之，命食禄而不视事”。后多次随徐达征伐，升至中书平章政事。
1374年，朱元璋派遣李思齐前往朔漠招故人之子王保保。王保保待之以礼，待了几天。返回的时候，王保保派遣骑兵护送至边界上，并要求李思齐留下一个胳膊作为“纪念”。李思齐知不可免，选择了断臂求生，送一臂给对方，回京而死。明官方史料记载为“从征大同得疾而还”。身后倍极哀荣，朱元璋亲自写下《祭李思齐文》，评价他“独能仗义施仁，挺身奋臂，率义旅以保关中”。
时代奇男子
要了李思齐一臂的王保保，也是朱元璋念念不忘的“奇男子”。双方来往多年，经历了一个起伏跌宕的过程。
1363年，朱元璋主动派人前往，提出“自今以往，信使继踵，商贾不绝，无有彼此，是所愿也”，可见姿态非常低。1364年，朱元璋了解到北方混战，而自己已经平定两湖，此时态度发生变化，不过目标依然是睦邻。1365年，北方变乱加剧，朱元璋实力更强，因此集中东征张士诚，目标是“节次使命若能遣回，庶不失旧好”；1366年，朱元璋态度更加强硬，“如或不然，我则整舟楫，命师分路北上，加以张、李及天保奴腹心之疾，此时阁下之境，必至土崩瓦解”。到1367年，基本变成了教育态度。到这年底，江南大定，朱元璋已经是招抚态度，即“诸军屯驻在内，居闲养锐。阁下如欲借力，但遣一使至，即时调发应援。”
而此时的王保保苦苦挣扎，绝处逢生，保住了自己的山西地盘（丢失了山东、河南），并与元廷和解。在随后的四年里，王保保与明军先后进行了四次大会战，对明军的打击一次比一次大。太原会战只是重创明军自东南路来的偏师；庆阳会战，下原州，一度造成明军侧翼面临崩溃，兵指凤翔。
庆阳战后几个月，王保保即卷土重来，围困兰州。明廷刚平定的西北不绝如缕，明军援军与王部对峙于沈儿峪，一日数十战，作战艰难程度远超过去。此战后，朱元璋册封王保保的妹妹为秦王妃。册文是“封诸子为王，必选名家贤女为之妃。选尔王氏，昔元太傅、中书右丞相、河南王之妹，授以金册，为王之妃。”这一招既有招抚王保保的考虑，也有安抚西北人心的作用。
洪武五年，为一举荡平草原，明军分三路北伐，徐达与李文忠两路败绩，折损数万部队。此战后，王保保在朱元璋心中的份量更重了，称之为“奇男子”，民间出现谚语“常西边拿得王保保来耶（有本事到西边把王保保抓来）”。双方进入对峙状态。
王保保给朱元璋造成的麻烦越多，朱元璋对王保保也就越重视。
北元贵胄
纳哈出，既是元廷贵胄，也是朱元璋故人。纳哈出是为成吉思汗经略中原的木华黎的后人，年轻的时候就当上了万户，在太平府。1355年，年轻的他遇上了年轻的朱元璋，一战被俘。
随后，朱元璋给了纳哈出盘缠，将其送到元廷地盘。编《明实录》的明臣将这一过程描述为朱元璋重义，纳哈出对元忠诚，两人相知，感动了朱元璋，决定不杀不留。显然这种叙述有很强的后见之明和宣传属性。朱元璋在洪武三年给纳哈出的信反而更实在些：“时朕未知天命所向，无必取天下之心，凡遇元臣忠于所事者，未尝不悯其劳而惜其无成也”。也即：“当时我不知道命运如何，没有一定要取得天下的心，但凡遇到元朝忠于自己职责的大臣，都怜悯他辛苦劳动却没有成功。”
这一告别，就是十五年不通音讯。再联系时，已经是1369年，朱元璋知道纳哈出已经主政辽东。双方恢复了来往，书信不断，战斗不停，边打边聊。一边是书信里的“昔窦融以河西归汉，功居诸将之右，朕独不能为辽东故人留意乎？”一边是“明兵亦守辽左，与纳哈出旌旗相望”。这期间，朱元璋对俘获的人待遇很高，如乃剌吾被任命为镇抚，赐以妻妾、田宅，后来负责招抚草原。
洪武二十年，冯胜率兵二十万北伐，迫降纳哈出。冯胜对纳哈出礼遇有加，朱元璋对纳哈出的赏赐也非常丰厚，在来南京之前就有多次赏赐。对其部属，也不吝啬怀柔之赏，仅布就达到人均四匹。
九月份，阔别三十多年的故人再见，曾经二十几岁的朱元璋已经快六十岁。他给纳哈出及部属皆封官职（无实权），部属安置在云南、两广、福建，纳哈出被封为海西侯，食禄二千石。
纳哈出爱饮酒，留下旧疾。朱元璋命医生医治好他，并劝他戒酒。在第二年远征云南的路上，纳哈出卒在行往武昌的船上。后来，子孙袭爵。
台前是战场上的血雨腥风，幕后是无数的政治往来，曾经的敌人可以把酒言欢、曾经不待见的人物也可以待若上宾。没有了非黑即白的逻辑，许多事情按照新的逻辑展开。
在明朝初年，朱元璋对元朝旧臣、地方实力派、实力重臣、文士，都做了政治争取，有的失败了，如王保保，而更多的是成功，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减少了战争破坏，也使长期分裂的南北方更快融合，实现了“万方胥庆，睹日月之光华；率土归心，乐乾坤之覆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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